热带酣梦：在雅加达，追寻祖父母的气息｜何以为家⑥

【编者按】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场盛大的回归，朝着“家”的方向。从家人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味、家俗，这些传统的风物、习俗，情感关系，形塑了我们。澎湃新闻推出“何以为家”春节策划，追寻我们的精神谱系，发现何以为“家”，何为“乡愁”，又何为“我们”。

2月4日，人们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潘佐兰广场（又名“新中国城”）拍照、休闲。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华人新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处处都是大红灯笼，商场里四处有春节促销活动，街上的巨型广告用罗马字写着“Gong Xi Fa Cai”，人来人往，都在以春节为名庆祝、团圆或者消费。在自1998年开启的改革年代（Reformasi）里，经由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等历任印尼总统的努力，华人新年终于在2003年起成为印尼的全国假日。今年除夕，我又走在雅加达的街上。

上一次来这里出差，工作间隙，我坐在新唐人街里颇为有名的巴东菜餐厅“PagiSore”（早安午安）吃饭，环顾四周，看一桌桌有着华人面孔的印尼家庭围坐在一起。老伯与老太们穿着Batik（马来群岛上的一种特色蜡染衬衫），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聊天。几个小朋友在桌角玩iPad，或是走来走去，用印尼语、爪哇语或者英语叽叽喳喳地说些什么。一旁等待消费的店员笑盈盈，富丽堂皇的装潢也的确给了食客们十足的消费体验。

一瞬间，我非常恍惚，这些华人叔叔阿姨太像我的祖父母，太像我的亲戚们、太像华侨农场里的伯伯阿姨们了。那些小朋友也仿佛曾经的我。在家族聚会上，我永远是那个坐不住的小孩，长辈们会用粤语点评我是“百厌的细路仔”，或是用闽南话高声喝止，“不要太孽，没教养”。我的家族语言就这样混杂了普通话、闽南话和粤语，语言的多元和流动是漂流的祖辈留下的遗产。

上世纪20年代，我祖籍福建漳州的祖父母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出生，又在1960年移居到心心念念、素未谋面的故土中国，他们被安置在粤北的一座华侨农场生活。后来，改革开放年代，他们再度移居至淘金浪潮正盛的深圳，直到离世。生前他们挂在嘴边的，永远是在印尼度过的人生头30年，以及在华侨农场艰苦但无悔的生活岁月。

阿公、阿嬷在几年前相继过世了。他们去世后，我家再也没有家族聚会，我也很久没有参加过印尼归国华侨的有关活动。夜深人静或逢年过节，我常想念祖父母，包括他们对我的爱、照顾与咒骂，更包括上述这些曾经被我认为是“絮絮叨叨”、“有些烦人”的祖辈回忆。

用餐的围桌食客，许多人是典型的印尼华人长相（作者供图）

香茅、斑斓与“娘惹”：在弥散的气味中寻找

马来海洋（Malay Archipelago）是一个很难用语言穷尽的多元世界。早在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之前，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就已开始了在海洋上的漂泊和迁徙。

文化元素的混杂与碰撞，带来的也是味觉的拓宽和发明。回想祖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我曾在伯伯的带领下去吃深圳2000年出头新开的马来西亚风味餐厅。当时，以娘惹文化为噱头的东南亚菜在中国还不算普及。能在餐厅里吃到沙爹肉串和印尼米糕（lontong），让他们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

上世纪90年代，祖父母也曾回到印尼棉兰探亲，与留在棉兰的大家族合影留念，买了很多让我继承至今的蜡染衬衫，也从此知道，要想做印尼风味的料理，最好从香港那边买原材料。香港素有众多印尼华人和印尼家政女工社群，这让印尼商店和风味餐厅遍布全港，尤其集中在铜锣湾一带。

印尼家政工人常在周日前往香港铜锣湾聚会（作者供图）

我们和定居香港的亲戚一直密切走动，每当祖母要做印尼菜，一定要托亲戚带原材料回来。祖父母也曾带我在香港地道的印尼餐厅大快朵颐，当时还很调皮的我吵吵闹闹，还遭到脾气暴躁的本地食客的呵斥。

以西苏门答腊省省会“巴东”命名的料理，是祖父母生前的最爱之一。去过印尼餐厅的中国食客往往知道那道名菜，“巴东牛肉”，这道菜的本名其实是“仁当牛肉”（Rendang Sapi）。“仁当”是一种类似咖喱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5世纪左右来到苏门答腊岛的印度商人，这些商人前前后后为马来群岛带来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咖喱。

总在迁徙、擅于谋生的米南佳保人是巴东料理的创始者，他们擅用椰浆、辣椒和米饭，将印尼菜的基础元素——香料的作用发挥至极致，选取牛、鸡、羊、各类内脏、海鲜、菠萝蜜和卷心菜等作为食材，做法虽然几乎都是蒸煮，却是真的好吃，手抓更下饭。走精致路线的巴东餐厅会把所有当日提供的菜肴一碟又一碟地摆放在客人的桌上，结账时将未动过的餐碟收走，动一碟、吃一碟、算一碟的价钱。

精致巴东餐厅的摆盘方式（作者供图）

吃巴东菜的重点本应是味蕾上的满足，我却在新唐人街的餐厅中感受到了另一种浓烈，以至于后来做了一个伤心的梦。梦里，我坐在印尼家庭出行常用的保姆车中，和祖父母、伯伯们在拥挤的雅加达道路上驶向这家餐厅。梦中的餐厅门口多了围栏与一位华人面孔的看门大爷，他与抵达的我们用普通话和闽南语交谈，十分亲切。

我试图在梦中和大爷尽可能地用南洋特色的棉兰福建话（Medan Hokkien）沟通，这是一门以漳州口音闽南话为基础、掺杂了大量泉州话、潮州话、广州话和马来语借词的闽南语域外变体，也是我的家庭母语。可我越讲越词穷，试图说印尼语，更是只能蹦出几个单词，最后只能同他讲普通话。终于，我在困惑和疲倦中惊醒。

更多的时候，如祖父母这样的归侨讲究“家己吃、家己煮”（闽南语，意为“自己吃自己家里煮的东西”）。不论是在华南的华侨农场，还是祖父母最终定居的深圳，气候上都颇为适合种植香茅、斑斓叶、洛神花等热带作物。就这样，归国华侨带回了香茅、咖啡、胡椒、剑麻……他们继承了在爪哇岛上常见的家庭种植习惯，亲力亲为地呵护着所有可以变成厨房宝贝的植物。在深圳，我们曾住在老式小区的顶楼，大片的天台便种满了香茅和斑斓。阿嬷在厨房炮制她的南洋魔法，用杵臼捣着香料，配合香港买来的印尼椰浆、咖喱料包、炸洋葱与虾片，就像米南佳保人制作巴东料理一样。

阿嬷与她在棉兰的家人一样，做着娘惹风味的料理，也通过娘惹菜一次又一次回到她最牵挂的印尼。“娘惹”特指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土著女性，她们的祖辈从中国迁徙至此，祖先的文化和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饮食的风味空间。娘惹菜往往依靠家庭菜谱来传承，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让这些厨房秘籍在那个年代里“传女不传男”， 又因为祖母的所有孩子都是男丁，我家的娘惹风味就此失传。

后来，我不断在回忆里搜寻，在互联网上查找，最终从零星的教程上捡起一些碎片。但也许所有家庭的娘惹吃食都无法量化也不可复制，我试图去厨房重新拼凑这些混杂着阿嬷的爱、诅咒与执念的料理，却似乎永远也无法还原它的风韵。

漂流的华语

我在手机软件上学了1000多天的印尼语，也在和闽南、台湾朋友的交流中意识到，我自以为纯正的闽南话里，其实有很多印尼语借词的成分，这些异物恰恰是我的童年记忆与家庭记忆里不可分割的部分。来自南洋的乡音始终难改，即便祖父母从未刻意传授印尼语给我。

华侨农场里，各国家、各省份背景的归侨们聚在一起，致使华南方言互相影响，于是我的祖父母除了闽南语、印尼语之外，也习得了英语、荷兰语、日语里的只言片语，又学会了潮州话、粤语、客家话、海南话、湛江话等等。我一直觉得，祖父母比我们这一代人厉害太多了。从堪称语言全能的祖父母，到逐渐遗忘印尼语的父辈，再到勉强还会闽南话的我，以及其他不会闽南话、但说粤语的堂兄弟姐妹，再到我只会普通话的亲妹妹，语言的丰富性也在随着代际更迭逐级递减。

1959年，以超凡魅力在印尼各派势力之间维持平衡的总统苏加诺，顶不住右翼势力与军方的压力，推出了针对性打压华人中小型商业的法案“PP10”。这让包括祖父母在内的广大华人倍感危机。那时，祖父母还从未来过中国大陆，却深深感动于新中国各项建设的成就，对北京有着强烈的崇拜与憧憬。带着焦虑和期盼，他们决定登上祖国派来的船。

他们在以华侨农场为主的安置点参与新中国如火如荼的种种建设，也从零开始习惯尚有待发展的物质生活。

苏哈托时期的到来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祖父母的焦虑，他们的儿子与孙辈们也如愿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更不需要再承受身份认同焦虑。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纸（传统的“华社三宝”）才得以复苏，但断层已经存在。

今年除夕，我在印尼朋友的带领下来到雅加达知名的青年聚居区“BlocM”。一面用中华元素装扮的镜子吸引了不同族群的印尼年轻人，他们驻足拍照、打卡，但我仔细一看，这面镜子上的装饰品竟然是旧年历、旧年画乃至于阴司纸钱，非常“不吉利”。

雅加达青年在创意园区BlocM打卡（作者供图）

另有一位雅加达华人青年朋友见到我手中的中文书，便好奇地拿起，却因为分不清书的正反方向而略显尴尬。他诚恳地问我汉字的结构、发音有什么规律。他家已是第五代华人，父母之间习惯说爪哇语，他和父母在成长时也都没有学习华语的机会。每当有人——不管是来自中国、印尼还是马来西亚——问起他为何不懂华语和其他方言，他总有失语之感，因为不知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让提问人明白这背后的历史深幽和是非曲直。

其实，我也有某种能和这位朋友构成镜像的语言困惑。即使是所有教育与生活都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我自己，也很难改掉“爷子”（椰子）、“芭芭”（爸爸）、“次所”（厕所）等南洋华人的语言习惯。这让我在同龄人中多少显得有点古怪。甚至会有人问我，“你到底学过中文没有？”。

环顾全球，只有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祖母血统来源之一）能听到最熟悉的闽南语口音和词汇。然而，当我来到槟城，试图和当地华人说我家的闽南语时，却又看到本地人困惑的表情。当我尽力和槟城华人说我认为他们听得懂的本地方言时，他们也在和我说他们认为我一定听得懂的本地口音华语。毕竟，在多语言、多族群的马来西亚乃至整个马来群岛，开口讲任何一种语言都像是一场游戏，大家彼此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方擅长的语言。

在热带酣梦中重逢

阿嬷曾教过我简单的印尼语，“Selamat Pagi”和“Selamat Malam”分别对应“早安”与“晚安”。“Pagi”与“Sore”也是我最早学会的印尼语单词。后来的印尼语课程则告诉我，与同源的马来语还不同，印尼语中的“下午好”被拆分成了“Siang”和“Sore”，前者是中午12点至下午3点，后者是下午3点至傍晚以前。《楚门的世界》里，主演金·凯瑞总是滑稽又真诚地向邻居献上友善问候——“假如之后再也见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禁开始好奇，在印尼语宇宙里，人们是不是会处理成“祝你早安、中午安、下午安和晚安”。

图源网络

祖父母去世后，我已经没有机会对他们说任何一种语言的早安、午安和晚安。后来，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拜访华侨农场，和归侨们一起吃娘惹糕、唱印尼语歌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起跳舞。我在心中感念，如果祖父母能看到这些画面就好了。

在雅加达，我打电话给身在深圳的母亲拜年。比起男人们跌宕起伏的迁徙故事，母亲这边的故事显得有些“乏味”：妈妈来自本地客家农村，曾是深圳的工厂女工，历尽艰辛才和丈夫一起立足脚跟。妈妈在电话中语带哽咽地告诉我，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用功、平安、努力就好。我感慨万千。

雅加达街头的瞌睡（作者供图）

但愿好好地在雅加达行走和记录，也是一种听妈妈的话。酷热的天气让人昏睡，外卖小哥、街边小贩乃至于出租车司机在雅加达都难掩困意。印尼普通人往往身兼数职，精于计算才能避免入不敷出，这是一种属于劳动者的系统性疲倦。困意也是热带总给人一种造梦之感的原因所在吧，它也意味着，人一旦离开这里，将永远无法忘怀那些由炎热和绿色构成的生活，它们都将成为浓郁的梦的来源。

我总能回想起在深圳睡午觉的感觉：节俭的家庭不会开空调，风扇入睡的场景非常节能，也总让醒来的人恍惚。我想，生活在绿意盎然的深圳，祖父母生前也会恍惚，回到棉兰、雅加达、曼谷、槟城。如果运气够好，人往往会被晒进来的阳光和热度叫醒，醒来时烈日当空，窗外的地面还绿意盎然。我也渴望一场酣梦。阿嬷来叫醒我了，阿公还在读着《参考消息》，或追着厦门卫视译制的闽南语肥皂剧。

深圳的绿（作者供图）

也许，我想要的只是一次郑重的告别，也希望祖父母生前能有机会与所有关心但很难再见到的人好好告别。

有一次，我在香港坐地铁，从九龙塘去旺角。车厢里，一伙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印尼归侨的叔叔阿姨在我身旁聊天，我却没有勇气开口搭讪。很多时候，见到南洋华人、归侨和侨眷，我总是会很激动。这些叔叔阿姨身上的特征太明显了。带头的伯伯穿着蜡染衬衫，就跟当时的我一样。他们用华侨特色的华语聊天，聊到一些涉及上班、债务的事情，就切到纯正香港口音的粤语，在不同的语言应用场景间自如跳跃。

我还是不太好意思打招呼，但眼看他们就要下车了，我定住，决定开口。

“阿姨，你们是归侨吗？”

“是啊。”一位阿姨愣住，淡淡地回应。

我跟她说，我们家也是归侨。

“那是从哪里回来？”她问我。

我顿了一下，突然有点搞不懂她是在问我从哪里来香港，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仔细一想，是问从印尼的哪里回来吧。地铁门马上就要关上了。

“Medan（棉兰）。”

阿姨听到了，淡淡地说：“那里啊。”

在车厢外，几位归侨老人驻足回望落单的朋友，看着我，看着还在跟我匆匆告别的阿姨。阿姨告诉他们，这个男生也是归侨家庭。归侨们站成一列，我听到他们用粤语说：“我本来就看他好像是和我们一样啊。”

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十分郑重，但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意涵。

假如再见到他们，假如再见到任何人，假如能在梦里见到祖父母，我要说，如果以后再也见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中午安、下午安、晚安（Pagi，Siang，Sore，Mal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