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总商会里寻“阿宝”丨一呼百应，因为他们能解决问题

《繁花》热播后，凡是有关上海城市与企业家群体的话题，总会联想起剧中阿宝、汪小姐、玲子、李李、范老板等人物形象。《繁花》剧中塑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批生动而形象的企业家，体现企业家有担当、负责任，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时代精神。

回眸上海百年前的一代企业家（商人），不外乎与上海总商会有所联系。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团体，正式成立于1912年2月。在动荡年代，这一群体不仅“扛起”上海早期的经济发展，并对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贡献颇多。

在上海，时不时还能见到它的印记，它像一面镜子时时映照着现在人们的生活。矗立于苏州河畔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这栋不朽的建筑，如凝固的音乐，仍然奏响着交响乐。

苏河湾地标建筑，修缮一新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今貌。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2005年，上海总商会档案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在中国推进的前期工作。

上海总商会档案的入选，不仅说明它因保存完好而异常珍贵，也说明在当下，上海总商会历史仍有被诉说、被了解的价值。尤其如何理解历史上商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的作用？历史上的商会，对现在的商会发展能否提供经验与思考？

凭着这样的想法，笔者受邀澎湃新闻编写上海总商会人物故事，叙述上海总商会那批“阿宝”式的人物，将“阿宝”式的人物这段“风云”娓娓道来。

上海总商会对上海早期现代化的贡献

上海总商会前身可追溯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2月，由上海各会馆公所商人筹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清末国内最早成立的商人社团。

1916年上海总商会议事厅落成，会长朱葆三与会董合影

上海总商会成立以后，继承并发展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期创办的各种事业机构，为会员提供多种服务，面向社会开放，对上海早期现代化贡献颇多。这里先简聊三件事。

一是最早的商贸展览。早在20世纪初，上海总商会积极参与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正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归来的商会领袖，在那一年开启筹划中国的商品陈列所。

其时，广告只能从报纸、杂志刊出，消费者认识世界的途径有限，直观了解商品以及功能惟有通过陈列展览。该年10月上海总商会设立了陈列科，订定《上海总商会筹办商品陈列所章程》，并花了近7万两银子建造商品陈列所。

1921年商品陈列所开幕后，接连举办多次展览，包括1922年10月的蚕茧丝绸展览会，1923年10月的化学工业展览会，1928年的夏秋用品国货展览会；还先后为直隶工艺观摩会、江苏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西湖博览会、荷兰万隆城博览会、美国纽约赛会、小吕宋嘉年华会等展览会代理征集中华国货，数量近万件。

二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以金融业著称。百余年前，上海总商会就创办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16年冬，孙中山为发起创设“上海交易所”事，召集上海总商会会董虞洽卿，嘱戴传贤、赵林士、朱执信、洪承祁和盛丕华等先行讨论，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油类、粮食7个行业的沿革与现状进行调查。

1917至1919年，上海总商会常会多次讨论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议案，直至1920年2月1日在上海总商会召集股东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告上海证劵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交易所。

三是慈善事业。上海总商会特别注重于此，尤其对各地遇灾等危急情况，更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

1920年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受灾灾民达2000多万，直接或间接造成死亡达50万人。旱荒奇重、灾民嗷嗷，饿殍载途，救灾急如星火，上海总商会接到各地灾情报告，伸出援手。

据当年12月上海总商会与上海县商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赈灾筹款总数超过200万元，各类物品助赈无以计数。《大公报》不无赞叹地评价“就上海一隅而论，华洋义赈会筹集赈款百万元，现仍继续进行，不遗余力”。那个时期，类似赈灾事例，无不出现上海总商会的踪影，无不出现上海总商会会董、会员的大名，在他们身份上，往往又多个身份——慈善家。

上海总商会的命运沉浮

与上海总商会存在的同时，上海地区另有若干商会组织，这些工商业者组织的发起人，大都与上海总商会有程度不等的关系，上海工商业者可同时属于不同工商团体的会员，形成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各商会既保持相对独立，又有着密切联系的上海工商业组织的网络体系。

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的上海工商团体，在各项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中，突破了“在商言商”的传统，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奋起抗争，成为近代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地方自治团体。

至1928年12月底，上海总商会鉴于上海成为特别市，向政府申报核准后，正式改称上海特别市总商会。次年5月，被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强行接收，结束存在18年的历史。近代上海商会从此进入到上海市商会时期，民间自治色彩消散。

为记录这段历史，2020年《上海总商会纪事》出版。各方面反映良好，认为近代商会在学术上，以论著、论文和资料整理出版，成绩斐然，但是读者面少了一点，仅局限于学界和专业人士。

也因此，本系列文章，希望借人物故事为窗口，管中窥豹，为读者了解上海总商会提供更亲切的视角。 

不过，近代上海总商会人物有个特点，知名人物多，写过的人物多，有些人物有专著，鉴于这样的现状，再要撰写出有新意、有深度的文字是难上加难，且若缺乏翔实资料容易出现纰漏。

因此，本系列决定先选取上海总商会第一届28位会董其中的五位，他们分别是朱葆三、叶鸿英、朱吟江、祝兰舫、沈联芳。

1912年上海总商会议事座位表

这五位似乎都有点像“阿宝”。“阿宝”能在黄河路上一呼百应，黄河路酒家以邀请到“阿宝”为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阿宝”能为他们解决问题，而百年前流传“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朱葆三的信能够解决问题。

再如“阿宝”与“爷叔”“汪小姐”合作做贸易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叶鸿英最初是以外贸起家的工商业巨子，继而办银行，后来银行收息，他捐巨资投入文化事业，捐献50万给鸿英图书馆，为上海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位会董”的故事，我们下文将从朱葆三说起。

（本文作者王昌范系上海市工商联档案史料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