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传博导张雅欣谈90后，你们的批判精神都去哪儿了？

张雅欣老师担任过很多部片子的导演。中国传媒大学14级国际新闻学硕士班的林世健曾用“侠气”和“儒雅”形容张雅欣：

“张老师是做纪录片出身的，我一直觉得做纪录片导演这件事情，女导演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侠气感，但又因为张老师是研究生导师，她身上会有学者的儒雅气质。”

中国传媒大学16级的李子豪很赞同“侠气”的评价：张雅欣在她创办的“影像行动力训练营”中讲话不多，但说话自带气场。

1995年前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雅欣回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校园。当时的系主任问她想教授什么科目，她问：“什么课程最冷、最安静？”“肯定是纪录片。”于是张雅欣就这样站上了纪录片的讲台——“我就做纪录片，我喜欢做安静的事情。”

（上述文字摘自搜狐号“中传新闻”）

▲张雅欣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影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主讲课程

纪录片创作、中外纪录片比较、影像文化志研究

此次张雅欣作为2018年金红棉评优的复评评委来到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对参评的诸多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借此机会，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传奇“侠女”。

在她眼中，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并不需要“亦步亦趋”，而是要有属于自己民族的记录方式；评价一部纪录片是否优秀，也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的固定标准；

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手法不好，而是没有表达欲；她甚至认为，我们所有的片子都在“自说自话”……

▲雅欣老师一张帅气的生活照

作为纪录片界的学术担当，张雅欣曾在《现代传播》《中国电视》等核心期刊上撰写过多篇论文。如《视觉时代的记录与突破——2014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回顾》《古老题材的新人文解读——评CCTV-4<远方的家>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等。

学术之外，张雅欣曾担任过德国法兰克福金树国际纪录片节终评评委、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专家评审团主席、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选委、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奖项)评委及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多个奖项的评委。

如果“侠女”张雅欣成为金庸作品中的角色，你觉得会是谁？

走近中传博导张雅欣，或许会在其中找到答案。

GZDOC：根据您的经验，中国的纪录片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较如何，在哪些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张雅欣： 9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的差别比较大。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通过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差距越来越小了，特别是操作方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我们对水平高下的判断，要明白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记录方式。现在的日韩电影，在世界的电影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叙事方式，所以才跟好莱坞有一拼。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导演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的模仿别人，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才能走得更高走得更远。

我们有句话叫心所念眼所见，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想到什么脑子里想到什么，这是和思维方法有关系的。我们不要去比，说中国的好还是美国的好，如果我们都和别人一样了，那还要我们中国人干嘛。

▲接受采访采访中的张雅欣

GZDOC：您认为一部优秀纪录片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您个人更喜欢什么样的纪录片？

张雅欣：每一部纪录片，当它成为一个优秀纪录片的时候，一定有它优秀的理由。影视作品最大的特征是无法概括，它没有普遍意义。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什么样的纪录片比较好。我看到每个片子都有自己喜欢的点，但我总体比较喜欢和人有关的、能够把人的心灵深处的挖掘出来的片子。

你说我不喜欢很美的山川河流么，我不喜欢那种萌萌的动物么，也不是，但我就是对人格外感兴趣。

▲张雅欣提到的优秀作品《尺八·一声一世》

GZDOC：您在中传做导师多年，认为学生群体的作品有什么样的通病？应怎样规避？

张雅欣：思维过于陈旧。他们基本都是90后，但他们的选题、他们的表述方式、观察方式、叙事方法，我觉得都是几十年前的。她们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但为什么会有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呢？

我的绝大多数学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但是好像大部分的学生没有表达欲望。比如老师在课堂上让大家看的纪录片，那是老师觉得好的（片子），那你在看的过程中（不喜欢的话）难道你不会反抗么，你们的反抗精神都去哪了？

GZDOC：我觉得我们90后很佛系，怎么着都可以。

张雅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最可怕的。不是我们的手法不够好，而是我们没有一个冲动去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

GZDOC：我觉得也许是这个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结构让我们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好像表达也不能够改变什么。

张雅欣：是否能够改变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爱他，他爱不爱我？我不知道。但我总要去爱吧，我不可能说，因为他可能不爱我，所以我就不迈出去那一步，那你永远都找不到爱了。

我们90后的同学太过分保护自己了，把自己的壳弄得很厚，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不跟别人交流，那你当然会孤独。

你们不缺乏创造性，你们能力很强，你们对世界有自己的判断。你们不能怕受到伤害就一味往后退，但人生是没有退路的。

如果借由纪录片这个途径，变成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途径），你能够知道你拍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然后你从不同的人身上借助了让自己变得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也是一个很柔弱的个体，我也是很怕受到伤害，但我们有一个工具，就是摄像机、就是镜头。

我们可以躲在摄像机后面，慢慢慢慢把自己变得强大，这是我们这个职业的福利，我们这个职业的特权。 

▲张雅欣在本科生毕业设计的开题答辩现场

GZDOC：您觉得当下中国的纪录片怎样做才能脱离自说自话，更好的 “走出去”？

张雅欣：其实每个导演都在自说自话啊，我们不可能要求我说你的话，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做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被更多人看到，如果每个导演能够真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就可以走向世界。

问题是你表达的东西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么，如果你本来说的就是假话，然后你还想让别人听你说假话，那怎么可能。这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GZDOC：在您看来，人文类的纪录片应该如何去把握隐私表现上 “度”的问题？

张雅欣：我们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片子的时候，尊重人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之所以说中国的纪录片落后，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高度。

我们经常把人性挂在嘴上，但人性并不是不可预知的，也一定是有限定的，才能够被更多人接受。假如说你说我没有学过人类学，那很简单，你有没有勇气去给被拍摄对象看，他看了说ok，那就没有伤害到他。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专业纪录片，我们都会签署协议。如果你不同意我绝对不会拍的，我不能偷怕你，我也不能窥探你的隐私，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剪辑后的（片子）一定会让你看。

▲张雅欣在2017年的训练营营员见面会上讲话

GZDOC：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公共电视节目与私人资本共同运作的机会和挑战有哪些？

张雅欣：在中国，即便是国家电视台也需要民间的资本，如果他不需要就没有商业广告了。在BBC 里是没有商业广告的，在NHK里是没有商业广告的，说明了什么？说明即便是政府的电视台依然需要资本运作。

这样做的结果是，独立制作人或者制作公司，作为资本的一部分，会进入电视台的体制中。但我们拍的片子，不可能听出资方的，平台是老大，除非是国外那种商业电视台，出资方肯定是老大。

▲采访后开心地和雅欣老师合影

采访的最后，张雅欣也对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寄予了美好的祝福：

“期待着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中外纪录片人，希望四海八方所有的纪录片人和纪录片观众，能够于12月欢聚在广州，欢聚在这个亚洲著名的纪录片节。希望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越办越多元化，把纪录片的本质和创作态度与节展融为一体，这是一件非常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