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不住回家的“猪尾巴”｜何以为家③

【编者按】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场盛大的回归，朝着“家”的方向。从家人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味、家俗，这些传统的风物、习俗，情感关系，形塑了我们。澎湃新闻推出“何以为家”春节策划，追寻我们的精神谱系，发现何以为“家”，何为“乡愁”，又何为“我们”。

离乡十三年，沪漂六年，别人问我老家在哪里，我都会说贵州。

说起贵州，我脑海里并不是地图上那一片夹在云南和湖南之间的行政区域，而是一座如刀凿般的无名大山，山脚下二三十户人家，只消五分钟就能逛完。那里说着特别的民族语言，古代史书里叫“濮夷”，一九五三年民族识别后统称“布依”。

从我外婆那一辈开始往上数，人的脚程就是马的脚程，山脚下的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四十公里开外的县城。山脚下的人不把村子叫村，而是叫寨，安营扎寨的寨，一个具有军事防卫含义的字眼。因为寨里长有苦竹，能编簸箕、制斗笠，于是就取了寨名苦竹。苦竹寨里的老人说，古早时，他们的祖先一路退守到山脚下，刀耕火种，开垦良田，抵御匪患。离苦竹寨最近的镇名，似乎默默讲述了这段历史。镇叫平伐，是平定、讨伐的意思。

山脚下的苦竹寨（摄于2018年1月）

我从小在镇上长大，不会讲外婆的话。外婆不识字，也没上过生产队的扫盲培训班，但她天生就有两套语言系统，她们老辈之间讲布依语，与小辈相处则讲汉语。我念书的时候，寒暑假长住外婆家，听不懂老人之间的对话，那里仿佛有一个靠咒语维系的亘古而神秘的世界。每次我问外婆她们在说什么，外婆都笑而不答。父母想让我跟外婆学一点布依语，外婆怎么也不肯教，我唯一学会的就是她和汉族人打交道时用的汉语土话。

我喜欢待在外婆家。因为父母工作变动的缘故，我童年是在迁徙中度过的，从镇上搬到县城，再从县城的一处搬到另一处……只有外婆永远在大山脚下等我们回家，外婆成了我们心理上一个不会消失的坐标。而我出生以后的每一年除夕，父母都会带我回外婆家过年，那里是我们一年时间的终点，也是一年时间的起点。

挂在墙上的日历，无论我怎么提醒，外婆都会忘记翻。她认识的数字只有1、2、5、10、20、50、100，对应人民币的不同面值，而日历上总会不知趣地出现她不认识的数字。外婆有一套自己用来度量时间的方式，开春时养一只小猪，她会一点点把猪喂大，临近年尾，就在院子里或堂屋正中，请人称重，确认了时间的份量之后，就将养了一整年的猪杀掉。这是寨里跟汉人学的习俗——杀年猪。外婆会守在铁皮制的烟熏房边上，把松柏树枝一点点放进火炕，将切下来的一条条猪肉做成烟熏腊肉，等到猪肉熏制好，一年就算正式过完了。

我喜欢看杀年猪，那是一年中除了红白喜事最热闹的日子，一家杀猪，全寨围看。大人们先将年猪从猪圈里赶出来，派三五个青壮年在前边勾猪头、抬四肢，一个在后边使劲拉住猪尾巴，压住末梢，提起年猪后半部分，防止它向后拱尾。等到年猪被抬上放血的木凳，死死按住，大人们就会叫已经长了力气的小孩帮忙，一起来抓猪尾。之后再由掌刀人将刀口送进年猪颈部，刺破动脉，旋转刀柄，再将刀抽出。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很快，一盆血就在凳子下接满，年猪也失去了挣扎的力气。小孩在这个过程中，见识到了杀戮的残酷。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要让小孩来参与这件事，感觉就像被大人叫去扳手腕一样，通过考较力气，小孩才得以换取某种进入大人世界的资格。我抓过几次猪尾巴，手里的尾巴夹得很紧，很吃力，充满了受刑时的恐惧。我问过叫我来帮忙的大人，得到的解释都不离开四个字，地方风俗。所谓地方风俗，就拥有了解释的豁免权，一年一年延续下来的历史惯性，只需遵守即可。我们只知道，帮忙抓猪尾巴的小孩会得到奖励，一截猪尾巴和一个猪尿泡。

真正让我在意的不是猪尾巴，而是猪尿泡，也就是猪的膀胱。大人们将猪尿泡割下来之后，略加清洗，再朝里面吹气，用线扎紧气口，小孩就能得到一个结实的气球。我喜欢满屋子地拍打这个气球，好像怎么都不会破。但我会小心避开外婆，每次年猪死后，她总会从堂屋端一个铁锅出来，往里边烧纸。小时候我只担心锅里的火焰会不小心点着我的气球，很久以后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外婆在祈求年猪往生。

除了养猪，外婆也同时在养很多动物，养狗看家，养鸡下蛋，养猫抓老鼠。这些动物消失和死亡的方式都五花八门，有被人偷去过冬至吃狗肉的，有半夜钻进柴房脱身不得窒息而死的，还有发情以后在家乱尿被赶出家门索性就再也不回来的……只有猪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是蓄谋已久的死，一年就到了头。

堂屋前的猫（摄于2017年8月）

堂屋里的鸡（摄于2019年2月）

外婆的猪圈就安置在灶台最里面，有时候夜晚，灶台还亮着灯，我会看到外婆坐在猪圈前，一边喂猪，一边和猪聊天，用的也是我听不懂的布依语。有一次，我对外婆开玩笑说，你应该用土话和猪崽说话，它是镇上买来的，听不懂你讲的布依话。外婆明白过来，开始用汉语土话骂它瘟猪，让它不要挑食，吃多一点。外婆喜欢用这样的称呼叫她养的动物：死狗、老猫、瘟猪。好像这么叫了以后，狗就不会死，猫就不会老，猪就不会得猪瘟了。

和年猪说话的外婆（摄于2013年1月）

但人算不如天算。外婆最后一次养猪是四年前，她从我舅舅的养猪场里拿了一尾小猪去喂，健健康康，喂到夏天。那个夏天，非洲猪瘟传入贵州，打得整个苦竹寨措手不及，先是舅舅的养猪场里的小猪接连感染，三公里以内都被划作疫区。舅妈每天早上都流着眼泪把小猪的尸体搬到路边，等待政府的车辆统一拉走处理。而外婆不管怎么小心照顾，她圈里的小猪还是感染了猪瘟。

那一年秋天，我舅妈继续回广东打工，再也不想管舅舅的养猪场了，她不想再看到一只小猪在她面前死去而无能为力。那一年年尾，我们家最后一次杀年猪，父亲从镇上买了一只健康的活猪回来。我不知道外婆的反应，我只知道第二年开始，外婆就不再养猪了，灶台深处的猪圈彻底空了下来，此后，父亲每年腊月都在外面买整猪，杀完，熏肉、香肠都做好了以后，直接送到外婆家。寨子里杀年猪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热闹，我也有两年在除夕夜滞留上海，没有回家过年。

最后一次养猪的外婆（摄于2020年1月）

舅舅的养猪场直到去年才好不容易恢复元气，他请我去参观，我看见小猪像小狗一般活跃，它们前呼后拥，一齐拱到大猪肚子底下吃奶，生机盎然。唯一奇怪的是，它们真的太像一种狗了，每一只小猪都被剪掉了尾巴，只留下一小截，就像柯基。我问舅舅为什么要剪掉小猪的尾巴。他告诉我断尾可以让小猪长得更快，也可以防止小猪互相打闹咬尾巴，一旦尾巴被咬，就容易感染。

舅舅对自己的养猪场很骄傲，他挺过了最艰难的几年，人和猪都度过了各自的难关。虽然养猪场只有二十多头猪，但自从办起来以后，寨子里的年猪都从他这里进货，不用辛辛苦苦每家每户单独喂养了，老人只用打理菜地，年轻人也可以放心出去闯荡。这当然是好事，我为他感到高兴。

只是这一幕让我心中升起一股异样的滑稽与哀伤，猪尾巴的丢失成了整座寨子的宿命，一个风俗消失了，大人们再也不会叫小孩去抓猪尾巴了。仿佛印证了那句老话，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以前，那根猪尾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迷宫的线头，我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有人告诉我要抓紧它，于是我抓紧了它，进入家乡的迷宫，成为了迷宫中的一员。而现在，它对于我来说，就像人类在进化之路上丢失的那根尾巴，是一份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的记忆，它成了我再也无法回去的童年的象征，我再怎么用力，也抓不住它。

随着那一场猪瘟消失的，还有许多东西。比如舅舅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舅妈要为一只只注定要被屠宰的小猪痛哭流涕以至于不想留下？外婆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寨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四十公里开外的县城，非洲的病还会传进她小小的猪圈？

挺过猪瘟的一窝猪（摄于2022年2月）

不再喂养年猪的日子，外婆失去了她度量时间的方式。而我也越来越担心外婆的身体。自从外公去世后，我不敢再想象外婆的离开。毕竟，无论寨门修得多高多亮堂，公路修得多宽敞，通往家乡的小路，只有外婆活着的时候才有存在的意义。

外婆和狗在屋内（摄于2022年2月）

外婆的狗和猫（摄于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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