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阿Q正传》，鲁迅想说什么？

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文｜毕飞宇

一、小说的体制常识

我们先来谈一点小说体制的常识。《阿Q正传》是作为连载小说首发的，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晨报》副刊，约3.3万字。

依照我们当代小说的体制标准，3万字以下的叫短篇小说，13万字以上的叫长篇小说，3万字到13万字之间的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当然”却并不当然。——如果我们的手头有一本《阿Q正传》最早的单行本，我们会发现，《阿Q正传》标明的是“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这个称呼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的时代，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尚不存在。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中篇小说这个说法也几乎不存在。

以英语世界为例，小说，也叫虚构，它是Fiction，往下分，短篇小说叫Short story，长篇小说则叫Novel。Long-short story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说法，勉强可以翻译成中篇小说。

事实上，西方的从业人员几乎不怎么使用Long-short story这个概念，喜欢读英语小说的同学可以到图书馆去查一查，你们会发现，许多当代中国的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之后，封面上标注的都是Novel，其他的语种所使用的，也都是和Novel相对应的那个概念。

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自豪一下：让中篇小说合法化、使中篇小说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正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有一个显性标志：期刊的发展特别地迅猛，数量巨大，这里头就包括大型的双月刊。

可以这样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算起，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期刊在数量上能够比得上中国。那么多的月刊、双月刊，靠什么去填满它们呢？中篇小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中篇小说的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个显性的标志。

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人。如果我们往细里说，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

我们的“中篇小说”就是从《阿Q正传》起步的，是《阿Q正传》为我们提供了“中篇小说”的体制模式，或者说美学范式。毫无疑问，《阿Q正传》拥有史学的和美学的双重地位。

二、小脚和小腿

我首先来谈谈《阿Q正传》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在它的隐喻性。

要给一个人做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

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

大家想过没有，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

去年秋天我讲过大先生的《故乡》，当时我就说过，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落实到小说上，那就是贪大，鲁迅是一个贪大的作家。

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

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第一，他“白话”了；第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我们都知道，1921年的中国充满了焦虑。从1840年算起，这焦虑已经持续了80年。

在80年的时段里，关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侮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御侮呢？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附带说一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进去，还是关于侮辱的，——昨天我还是大爷，一觉醒来我怎么就成了孙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头。关于“爷”和“孙子”，我先放在这里，我在后面再说。

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

换言之，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侧重：师夷，体用，洋务，实业，科学，废科举，共和，解放生产力，头绪很多。

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了不起的，他们睿智的双眼盯住了一样东西——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他们发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一旦变成“解放脚”，女性立马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换言之，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国的GDP也许就可以提升一倍。——对中国的命运来说，如何御侮，女性的双脚才是真正的“内需”。

可是，1924年，鲁迅却拉出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关于祥林嫂，鲁迅在《祝福》里是这么说的：她“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

在这两句话的前面鲁迅还有一句话，叫“手脚都壮大”。祥林嫂“手脚都壮大”这句话很醒目，很有意味。

请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脚，是大脚。可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小脚”的问题固然重要，“小腿”的问题却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私底下，我一直把鲁迅的哲学命名为“小腿的哲学”——你到底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鲁迅的一生其实就是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

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看待御侮的呢？这就有点得罪人了，鲁迅认为，只要“小腿”是跪着的，“洋奴”和“家奴”也没有区别。

这句话狠哪，狠到骨子里去了，他道出了御侮本质——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御侮。

所以，关于御侮，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着眼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师夷、体用和洋务，而是世界观——我们要不要做奴才。鲁迅为什么如此在意世界观呢？因为鲁迅有“故乡”，因为鲁迅太熟悉“故乡”的闰土和闰土们了。

闰土和闰土们在精神上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驱动下，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奴性的自觉”。这个发现让鲁迅产生了无限的大苍凉。

请注意，鲁迅发表《故乡》是1921年的1月，发表《阿Q正传》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头一尾。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惯性，这个惯性也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逻辑性。

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之间有逻辑。这个特有的逻辑就是作家的价值体系，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

总体上说，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对“奴性的自觉”还保留那么一点情面，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含蓄，太优雅，他意犹未尽，他想撕破脸皮、酣畅淋漓地来个“大的”。我估计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铆足了劲。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迸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

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我敢武断地说，鲁迅压根就没想给“阿Q”好好地取一个“像样的”中文姓名，为此，这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为了“三大件”，不惜写了那么长的一段序。

就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序的长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这个序，阿Q的“三无”身份才能够合理。——鲁迅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名”、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籍贯”，由是，鲁迅保证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鲁迅需要这个。

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让阿Q叫“赵国富”或者“赵国强”，这有趣吗？很无趣，很无聊。虽说“赵国强”更具象。

抽象不只是哲学的事情，也是小说的事情。抽象即涵盖，抽象性即整体性。

三、伦理和肿瘤

鲁迅一共动用了两个章节来描述阿Q的“行状”，也就是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

阿Q的“行状”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受尽了侮辱。可是，无论遭到怎样的侮辱，最后的胜利者却永远都是阿Q。所以，阿Q也是御侮的，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所以，阿Q的“行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等式：

行状=侮辱+御侮

我现在就想对具体的“行状”做一点分析，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第一，阿Q因为头上的癞疮疤和他人发生了口角，被人打了,——他用“儿子打老子”取得了胜利。

第二，正因为“儿子打老子”，阿Q占了人家的便宜，人家不答应，阿Q又被别人暴搓了一顿，——他用“第一个”敢于自轻自贱的“状元”完胜了对方。

第三，阿Q在赌场上赢了钱，不明就里就遭到了狂殴，钱没了，——阿Q用自残的办法取得了安慰。

补充一句，这三次的对手既是模糊的，也是具体的，他们是身份不明的“闲人”。

到了第三章，也就是“续优胜记略”，鲁迅描写了阿Q另外的三次行状：

第四，阿Q被王胡打了。

第五，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

第六，阿Q被小尼姑骂了。

鲁迅总共描绘了阿Q的六次受辱，也就是六次御侮。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两章呢？仅仅是为了篇幅上的平衡吗？写成一章可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这不是一个篇幅上的平衡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先来看“优胜记略”，鲁迅写了一个人，也就是“闲人”，这些“闲人”在欺负阿Q。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闲人”看作黑恶势力。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人物具体起来了，分别是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我们分别看一看阿Q和他们的关系。

阿Q和王胡——

王胡的头上也有癞疮疤，这就和阿Q平起平坐了。但是，很不幸，他的脸上还有一圈络腮胡子。在阿Q看来，王胡比自己还不如。

正因为王胡不如自己，阿Q开口便骂，这一骂，阿Q 和王胡打了起来，最终却没能打赢。——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先欺负了比自己弱的人。

阿Q和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什么人呢？鲁迅说了，“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

这句话很刁钻，它一下子就道明了假洋鬼子的两重身份：1.富二代；2.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假洋鬼子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穷人，阿Q仇视富二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时还仇视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这就匪夷所思了。

阿Q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没有交代，反过来，鲁迅却交代了这种仇视的强度，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不交代”或“强度”看作知识分子的原罪，阿Q必须仇视他们。阿Q的确被假洋鬼子打了，但是，注意，他侮辱假洋鬼子在先。——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天然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对立面。

阿Q和小尼姑——

小尼姑当然也有双重的身份：1.女性；2.异己。对待女性，对待异己分子，阿Q就更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了。

请大家留意一下，只有在欺负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时候阿Q 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为什么？他有合伙人，那些曾经欺负过阿Q的“闲人”。那些“闲人”统统站在了阿Q这一边。——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阿Q对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欺压和亵渎。

现在，问题清晰了。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的六大“行状”分开来写呢？是因为阿Q的六大“行状”、六次受辱、六次胜利所呈现出来的性质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1.他被侮辱；2.他侮辱别人。

这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绝对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头。相对于“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是小说内部的一个反转，它更是小说的递进，也是小说的深入。

能深入的小说才可以抵达深刻。深刻不是你读了几本康德和海德格尔，更不是你学会了写几句佶屈聱牙的长句子。

深刻是深入的状态，是深入的结果。这里头全是小说家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当然也还有勇气。

附带说一句，好小说从来不“溜冰”，也就是说，好小说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做“花样表演”。

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篇小说，它内部的时空非常有限，它极为宝贵，是小说的命脉。绝不能把小说的叙事时空浪费在信息的重复上。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续优胜记略”的那次反转，“优胜记略”充其量也就是一组油腔滑调的“小故事”。相反，由于有了这次反转，阿Q这个人一下子就立体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迎光”的那一面，我们还能看到他“背光”的那一面。最主要的是，我们从阿Q的两面看到了鲁迅的深刻。

话又要说回来，小说家的深刻毕竟不是哲学家的深刻，小说家的深刻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写作技术上，就《阿Q正传》而言，人物的出场就是技术，这是很讲究的，写作的人一点都不能乱。

你把“续优胜记略”里的人物安排到“优胜记略”里去，小说马上就出问题，连接不上的。即使在“续优胜记略”这样一个小空间里，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三个人物出场的次序也不能颠倒，一颠倒小说立即就会缺氧，小说即刻就会死。

那么，鲁迅深刻在哪里呢？

第一，鲁迅所描绘的阿Q在底层，如何去表现底层？一般的作家是这样做的——声情并茂地、“深刻”地揭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到此为止。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鲁迅却直面人性，他面对了一个比底层更为重要的伦理问题，或者说精神的走向问题：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善良、互助和公正；也有可能正相反，变得更自私、更恶毒、更邪恶，阿Q就是这样。这个伦理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受辱之后精神上的终点，而这个精神上的终点正是御侮的逻辑新起点。

第二，鲁迅告诉我们，阿Q有他与生俱来的天敌：1.比自己弱的人；2.比自己有知识的人；3.妇女或异己分子。请注意这三种人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的精心选择，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让读者恐惧。这三种人何以成为阿Q的天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史性的问题。

我想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整体上是幼稚的，这个幼稚体现在一个文学逻辑上：只要你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这是隐藏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巨大肿瘤，非常遗憾，这个巨大的肿瘤到了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没有被切除。

很幸运，我们有鲁迅。鲁迅的存在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

四、作风问题和文化批判

刚才说了，“续优胜记略”里的小说人物是按照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个次序出场的。好吧，阿Q打不过王胡，只能到假洋鬼子那里找平衡，平衡没找到，那就去调戏小尼姑。那我们就来看看，鲁迅在描写小尼姑的同时，如何去兼顾小说的发展的。

在鲁迅的描绘中，小尼姑总共就对阿Q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属于责问，理所当然；另一句则很特别，很劲暴，是小尼姑骂人，“断子绝孙的阿Q”。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具体的人物，考虑到小尼姑的性别、年纪、身份、处境，我会说，让小尼姑说一句“阿弥陀佛”更贴切一些，让小尼姑骂一句“臭流氓”也行。如果是我来写，真的有可能这样。

再怎么说，小尼姑是个小姑娘，还是出家人，总是慈悲为怀的。鲁迅让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Q”，就塑造人物而言，这是过分的。这已经不是骂人了，而是恶毒的诅咒，这样恶毒的诅咒和出家人的身份很不相符。

鲁迅为什么让小尼姑那样恶毒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小说的结尾，从小说的结尾往前面逆推。抛开小说的复杂性，就发展的脉络而言，阿Q是被当作抢劫犯而被处死的，其实是个替罪羊。

为什么阿Q会成为替罪羊呢？因为阿Q有前科，他走过他乡，做过几天的盗贼——阿Q为什么要走他乡、做盗贼呢？因为他在未庄遇到了生计问题，活不下去——他为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工作呢？因为没有人敢聘用他。为什么没有人敢聘用他呢？因为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

为什么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呢？因为他骚扰过吴妈，他想和吴妈“困觉”。他为什么要和吴妈困觉呢？因为他想有个孩子。他为什么想要一个孩子呢？小尼姑说了，“断子绝孙的阿Q”。

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答案是现成的。为了小说的发展，小尼姑不能说“臭流氓”，更不能念佛，小尼姑其实只有一句话可以讲，那就是“断子绝孙的阿Q”。

我们常说，小说需要发展，可是，发展是动态，动态就必须解决驱动力的问题，小说一旦失去了驱动力，那就只能抛锚。

相对于阿Q 而言，“断子绝孙”这四个字就是驱动力。小尼姑“断子绝孙”这句话一出口，阿Q这台疯狂的引擎刹那间就会轰然作响，他就得飙，他风雨无阻，谁也刹不住他。

我们都是读者，读小说是顺着看的；可是，如果你想学习写，你就要学会倒着看。你只要倒着看，小说内部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倒着看什么？看作品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小说的结构，也就是作家的思路。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思路。大自然都有思路，科学家干的就是寻找这个思路。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它总有思路，哪怕你是普罗斯特，哪怕你是博尔赫斯，他也有他的思路。

但思路和思路是有区别的，古典主义小说的思路具有线性，现代主义小说则放弃了线性。区别就在这里。在最高本质上，小说的思路只有一个，呈现人类在不同语境下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相比较而言，思路的复杂性要高端一些，而思路的可能性则是基础。如果你写的小说在可能性上出了问题，那么，这篇小说就“不成立”。

相比较而言，《阿Q正传》的脉络并不复杂，甚至是简单的，大家都是有能力的读者，都可以把它的脉络捋清楚。但是，《阿Q正传》这部小说却不简单，它复杂在其他的地方。

阿Q和吴妈的关系就很复杂。这个复杂在脉络或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回到结构，整部《阿Q正传》，鲁迅采取的是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在圆周上，有闲人、赵老太爷、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小D、邹七嫂、吴妈等一干人等。我要说，写得特别好的一对关系，是阿Q和吴妈。

在整部小说里，阿Q和吴妈之间只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阿Q想和吴妈“困觉”，说白了，就是阿Q想和吴妈发生性关系。即使是为了生孩子，那也还是性关系。

既然是性关系，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生理常识了：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男人，他在什么前提之下渴望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呢？进一步说，当一个男人已经决定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条件反射呢？

性冲动，这是必然的。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一个生理常识。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描写阿Q的性冲动的呢？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阿Q 先生的冲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阿Q的礼仪，是阿Q给吴妈行大礼。

我想说，在我读过的所有性描写当中，鲁迅对阿Q的性描写是最为诡异的那一个——只有身体，没有性，或者说，性是缺席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鲁迅对阿Q的心理描写，我们立即就知道，这里的性不只是缺席，它还是批判的对象。

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要紧，在摸了小尼姑的脑袋之后，阿Q的性欲望事实上已经启动了，可是，阿Q的性心理又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喜感来了，是“男女之大防”，是“男女授受不亲”，一句话，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等于说，面对女人，阿Q一脚踩着油门，一脚却踩着刹车。

我们还记得阿Q临死前的一件事吗？对，他不会画押，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说明了一件事，阿Q是一个文盲。

那么，这个文盲有没有文化呢？有。太有了。阿Q很有文化，什么文化？儒文化，这是显性的。阿Q的心理，尤其是他的性心理，完全是按照儒家的那一套文化规范运行的。

想想看，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的性心理却自觉而严格地按照儒家文化的那一套文化机制在运行，这是多么地惊心动魄。——它就发生在阿Q的心里，已然成了阿Q的“自然文化”。这既是一个文盲内心的现实，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现实。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心理描写理解成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还是把时光倒退到1921年吧，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鲁迅的眼里，阿Q的“自然文化”也就是“本体文化”是畸形的、丑陋的、逆天理和反人类的。阿Q的“恋爱”不涉及情、不涉及爱、不涉及爱的表达、不涉及个性尊严，甚至不涉及性。它涉及的只是礼仪和荒谬，实在是令人无语。

鲁迅是直截了当的——御侮，必须从“新文化”开始，必须从“新人”开始。企图在阿Q这里寻找“方法论”，让阿Q去师夷和体用，统统没用。是的，一个连“困觉”都不会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

鲁迅的御侮、鲁迅的启蒙、鲁迅的“白话”、鲁迅的“做起小说来”，都是和文化批判同步的，这也是鲁迅式的批判。这个批判来自小说最基本的技术——白描。具体地说，性描写，更具体地说，下跪。绝了。

附带说一句，在我的记忆里，最好的性描写有两处，排名第二的来自《你好，忧愁》，萨冈，这个17岁的少女，她说，性“像海水的船，简单极了”。排名第一的则是阿Q的这一跪。

五、杀人问题和精神本质

相对于阿Q 被处决这个高潮，小说的中部有一个次高潮，也就是阿Q喝醉了，他在梦里头“造反”了。这是阿Q这一生当中最为酣畅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巅峰。

请注意，这一段并没有发生，是一个梦，是阿Q的意淫。它有点长，但是，大家耐心一点，我必须要给大家读一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呢，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这段文字激情四溢，在鲁迅的小说里，如此激情的文字并不多见。虽说是意淫，但是，这一段文字极其宝贵，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无论以中国文学的眼光来看，还是以中国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文字都具有经典的意义。

从文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心理刻画能力；从史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历史概括能力，它涉及了中国农民关于造反的基本认知，也涉及了中国农民有关自我价值的终极憧憬。

这一段文字分作了三节，差不多可以看作农民造反的三大目的。我们从后往前说：1.造反就是占领性资源。2.造反就是占领物质资源。这两点可以归结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3.造反就是随意杀人。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关“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不说它。我现在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杀人。

无论是造反前、造反中和造反后，有时候是需要杀人的，这个很好理解。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杀谁？回答则是现成的，杀敌人。

我们来盘点一下吧，来看看阿Q在“梦幻造反”当中都杀了什么人。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王胡，差不多是圆周的一半。在这五个人当中，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是“阶级敌人”，当然要杀。可是，阿Q第一个要杀和最后一个要杀的人，却是小D和王胡——他们都是“自己人”，阿Q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聊一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有一个特色，革命者自己人杀自己人。可以说，这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推翻路易皇帝。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的主体却是新兴资产阶级屠杀资产阶级。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是洁癖。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参与革命的人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在罗伯斯比尔看来，态度动摇的，要杀；不坚决的，要杀；不是很坚决的，要杀；不是最坚决的，要杀；动机不是最纯洁的，要杀。之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杀了。这场革命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杀人游戏。

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法国大革命总结得最好的那个人是一个小说家，他就是26岁的加缪。

加缪的《局外人》充分地揭示了法国式洁癖的荒谬性，虽然加缪的本意也许并不在这里。——莫尔索杀了人，法庭的庭审根本不关心莫尔索为什么杀人、怎么杀人、证据是什么、证人是谁。法庭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证明了一件事：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只要证明了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道义”就可以处死莫尔索。

莫尔索在临死之前拒绝了神父，正是对这种“道义”的抗议。有学者把这样的“道义”概括为“罗伯斯比尔洁癖”。“罗伯斯比尔洁癖”有力地支撑了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生存即荒谬，荒谬能杀人。

显然，阿Q杀自己人和法国式的洁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小D和王胡呢？鲁迅在小说里头并没有交代。

如果《阿Q正传》是我写的，我想我也不会交代。为什么呢？因为“造反”的历史就是这样，借用《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说，那是“从来如此”的。

这就是鲁迅的历史观：从来如此。根本就不用交代。鲁迅以他特有的冷静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御侮，靠阿Q的“改朝换代”，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么，透过阿Q的杀人，我们来看看，阿Q的基本诉求或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讲座的开头，也就是我讲“三无”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爷”和“孙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在阿Q的“前史”里，他本来姓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也就是说，他曾经是“爷”。

到了小说的叙事时空，阿Q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孙子”。阿Q的精神诉求究竟是什么呢？通过“造反”，重新做回他的“爷”。这是他造反的唯一动机，既不涉及人性尊严，也不涉及社会公正。

表面上看，阿Q最为痛恨的是不公正，可事实上，阿Q最痴迷的也正是不公正。对阿Q来说，天底下唯一的公正是这样的：我是爷，你是孙子；即使我暂时做了孙子，我在精神上也依然是爷，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做回去。做人上人，这就是阿Q的精神本质。

在《阿Q正传》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我们会发笑。可是，等到阿Q在梦中“造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如果把“儿子打老子”换成“我操你妈”“你这狗娘养的”，《阿Q正传》依然是《阿Q正传》，但是，小说前后的统一性就没有这么瓷实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体育运动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合力。举个例子吧，我多次和专业的女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老实说，我的肌肉力量比那些女孩子强太多了，可是，奇怪的是，她们拉出来的弧圈却比我的更有力量。

原因只有一个：她们的肌肉动作形成了合力。合力就是力量的统一性。合力或统一性会在作品的内部产生不可思议的共振，在作品的内部形成巨大的势能。

六、禁忌和封闭系统

谈完了阿Q的精神本质之后，我想我们有机会来谈一谈“精神胜利法”了。

1984年，林兴宅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就阿Q的性格，林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关键词：系统。我想延续“系统”这个概念，说一点别的。

我们都知道，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老实说，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精神胜利法”本身却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它并不复杂。真正复杂的是，作为作者，鲁迅是如何去“完成”这个性格特征的？他又是如何使这种性格特征得以确立的？

就写作这个角度来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和“精神胜利法”本身同等重要。

我在前面说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所采用的是一个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其他的人都在圆周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阿Q和圆周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立的。阿Q鄙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大家都知道拉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也就是镜像理论。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一个人是如何认知自我的。在拉康看来，人类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成自我的认知。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何让阿Q失去“镜像”，失去自我认知的参照。

我们不能说鲁迅是在镜像理论的指导下去写作《阿Q正传》的。这个说不通。但是我要说，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写作直觉去达成某个哲学命题。

鲁迅是这么做的——

第一，先确立阿Q 的禁忌。这是一个关键点。何为禁忌？1.自身的短处或弱点；2.这个短处或弱点一点都容不得他人的指涉；3.但有指涉必遭反弹。鲁迅正是抓住了阿Q热衷于反弹或热衷于抗拒这个点，一步一步地描绘了阿Q不算复杂的人际。可以这样说，鲁迅塑造阿Q性格的过程，就是交代阿Q抗拒外部世界的过程。阿Q没有一个朋友，换句话说，阿Q没有任何对话的对象和可能。

第二，在失去对话的对象和可能这个基础上，阿Q完成了他的自我封闭。整部小说，鲁迅最终完成的其实是一个系统，也就是阿Q自我封闭的系统。这是“精神胜利法”的大前提。没有这个系统，完成“精神胜利法”这个性格特征就不可能做得到。

第三，从自我封闭这个系统出发，阿Q一步一步丧失了他的现实感，也就是说，阿Q一步一步地丧失了他的认知能力，这个认知能力自然包括两大板块:1.主体的认知能力；2.客体的认知能力。

第四，两大板块的彻底丧失，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癔态。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是疯狂的、变态的、病相的，一点都不涉及理性，一点都不涉及生存的基本秩序，一切都可以脱离实证，一切都不需要现实依据。这个癔态所包含的仅仅是做大爷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满足。作为一个饱受凌辱的人，什么是阿Q的心理需求？什么最能满足阿Q？当然是胜利。

然而，从逻辑上说，胜利属于判断，是判断就涉及依据，它是实证的结果。阿Q则不需要那些。他的胜利只不过是他的“意愿”，他自己“宣布”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精神胜利法”。

我要说，封闭系统的确立，表示着“精神胜利法”的最终完成，表示着阿Q这一性格特征的确立。阿Q的一切“行状”，就是沿着封闭系统的内侧，注意，是内侧，是黑咕隆咚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七、黑洞和愚昧

相对于《阿Q正传》这部小说而言，只是在外围完成了一个封闭系统是远远不够的，道理很简单，支撑小说的不是外围的系统，而是系统内部具体的内容。

我要说，鲁迅对封闭系统内部的描绘漂亮极了。在这个封闭系统里，阿Q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鲁迅描绘了阿Q许许多多的行为。可是我想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一个表象。

在《阿Q正传》里，阿Q做过几天盗贼，但那是在副线上，行为也不多，毕竟他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到了主线，阿Q都做了些什么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阿Q只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他的一切行为都被鲁迅抽空了。

事实上，在主线，阿Q总共做了三件事：1.恋爱；2.造反；3.被审判。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鲁迅是如何描绘阿Q的这三个具体行为的。

我们先说恋爱。常识告诉我们，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在小说里，阿Q的恋爱仅仅是阿Q一个人的恋爱，他和吴妈并没有建构起任何关系。在阿Q对着吴妈跪下去之前，你去问吴妈她和阿Q之间会发生什么，吴妈一定什么都不知道。

照理说，一个男人，他阿Q都要想和吴妈“困觉”了，他和那个女人之间总要发生一点现实关联吧，但是，就是没有。他们之间仅有的那点关系，也就是阿Q对吴妈行了大礼。

如果说，阿Q在小说的主线上还有一点“有效动态”的话，就这个了。——所谓的恋爱，完全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的“心理行为”。

再说造反。阿Q到底造反了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除了阿Q在酒后有了一段关于“造反”的梦寐，在现实层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阿Q造反的具体内容。

他所拥有的只是念头，也就是去寻找假洋鬼子，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阿Q和这个世界并没有建立起对话关系，换句话说，阿Q和假洋鬼子之间就不可能构成对话关系，再换句话说，阿Q 和造反之间也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关联。

在第九章，鲁迅对阿Q被捕的描写简直是妙不可言，阿Q为什么会被捕呢？没有人知道。阿Q自己说，“因为我想造反”。请注意，这是阿Q他自己说的。——所谓的造反，仅仅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再一次的“心理行为”。

最后我们再来看阿Q的被审判。这一章可以说出神入化。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审判是审判人与阿Q之间的一问一答，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马上就发现了，所谓的一问一答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阿Q的每一句回答都只是阿Q的一厢情愿，他和审判人之间从来就没有构成真正的有效逻辑，这次对话完全是错位的。

但是，最大的不幸终于出现了，这种错位，或者说驴头不对马嘴，最终对应的却是法律。可以这样说，是阿Q自己把自己给“说”死的，这里头有极为精彩的戏剧冲突。

我想强调一下，如果审判之后相关人员好好地去取证，阿Q绝对死不了。这里头既有鲁迅对法律草菅人命的控诉，也有鲁迅对阿Q“一厢情愿”的讥讽，很复杂的。

这一段文字充满了喜感，却更悲凉。这是审判人与阿Q的对话，也是悲和喜的对话，也是生和死的对话，更是现实世界和封闭系统的对话。所谓的审判，完全是阿Q在这个封闭系统里又一次的“心理行为”。

在整部《阿Q正传》当中，阿Q活灵活现的，到处都是他的行为，都有点闹腾了，可是，都是表象。

如果我们尊重文本，我们就必须承认，阿Q的“有效行为”微乎其微，少得不能再少了。让一个没什么具体行为的人物生动起来、确立起来，这个太难写了。

作为一个小说人物，阿Q的一切都始于心机，一切又都止于心机，他就是一个黑洞，是空的。简言之，他这一辈子其实是白活了，和没有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啊，阿Q在临死之前是必须要画那个圈的。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枯井，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就这么一个黑洞而言，我想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只能叹服，鲁迅写小说的能力无与伦比。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在“写实”的名义之下完成的。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多种不同的文学史书上都说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当然也不指望别人来同意我。有一组概念我们是绝对不能混淆的，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

利用最后的时间我再来说一件小事，那就是阿Q的愚蠢。不少学者认为，阿Q是愚蠢的，我一点也不同意。阿Q可不愚蠢。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阿Q正传》，很快就会发现，阿Q不仅不愚蠢，相反，他偏于精明。为了塑造好阿Q这个人物形象，鲁迅用得最多的手法正是心理描写。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留意。阿Q的心很深，他很能盘算的。祥林嫂是既愚昧也愚蠢，阿Q是只愚昧不愚蠢。愚蠢的人愚昧，精明的人也愚昧，这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愚昧不除，御侮就不易。

《阿Q正传》很不好讲，老实说，我的能力真的不够，一点感受而已。好在有能力讲这篇小说的老师很多，你们就拿我的演讲当作一点补充吧。

一家之言，谬误之处敬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本文首发于2017年《文学评论》第4期，微信平台首发于“六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