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龙崇拜到上海龙舞

龙是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共有图腾，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早期中华龙的形象和内涵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总体来看，北方早期龙具有陆地性，南方早期龙具有海（水）性。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商周青铜器上像蜥蜴的龙纹等，都是早期北方龙具有陆生生物特点的证明。而在江南地区，先民崇奉的早期龙则是毫无疑问的海（水）神。

拍摄于北京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纹铜牌。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一

中华文化史上有两则著名的政治神话——无余封越、太伯奔吴，都可以视为江南先民的龙崇拜叙事。《汉书•地理志》载：“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第一代越王是大禹的五世孙。在大禹之孙太康执政时期曾发生过政治动荡，东夷首领有穷氏后羿攫取了王位，一直到大禹的四世孙少康才成功复国。为了稳定东南沿海的局势，少康将其庶子无余封在越地。《汉书•地理志》说无余到越地后，模仿当地人的打扮，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刺绘纹路，这样是为了假扮龙子，以避免水中蛟龙的伤害。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为了给父亲重视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之父）让位，主动来到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较为偏僻的江南地区。《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他们也“文身断发”。

蛟龙是龙的一种，相传因其眉交生，才被称为“蛟龙”。蛟龙之外，还有不少如应龙、虬龙、螭龙等龙，这些龙信仰在江南地区也曾普遍存在。应龙是有翼之龙，在龙的分类中是最高级的神龙。《述异记》说：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化为角龙，角龙千年化为应龙。相传，应龙曾助战黄帝，先后杀死了蚩尤和夸父，但因在战斗中消耗了灵力，无法再返回天庭，只好迁居到南方，后来南方就比北方多雨了。《楚辞•大招》有“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龙并流，上下悠悠只”的描述。螭龙即为无角龙，这句话说明当时民众认为螭龙居于东海，可能为东海之神。

山西博物院推出“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其中“龙年生肖展”展出部分馆藏具有代表性的龙形文物，吸引游客参观。图为春秋时期的龙纹陶模。IC资料图

二

《史记》《汉书》描述的江南先民断发纹身的龙崇拜一定有其独特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可能就是一直传承到当代的上海龙舞的雏形。

当然，由于留存的文献和实物太少，江南先民祭祀龙神仪式的具体内容我们已无法获知，但汉代中原地区舞龙祈雨的仪式和一种名为“鱼龙曼延”文艺表演都与江南先民祭祀龙神的仪式有一定渊源。

与北方龙的陆地性不同，江南先民所崇奉的龙一开始就是海（水）性的，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司水。在南北交流中，起于江南地区的司水龙崇拜在中原地区获得了广泛认同，龙神成为广大民众祈求风调雨顺、衣业丰收的最重要神灵。当然，司水的龙在北方获得认同，还与五行观念对四象系统的改造和落实相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原本是古人对星空的划分，后来在五行观念的影响下成为一种空间划分系统。江南在东方，东方青龙的空间观念与江南先民的海（水）龙崇拜意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司海（水）的龙很快成为中华龙的主流。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记录了汉代人的四季求雨仪式。春旱求雨时，在甲乙日制作一条大青龙，身长八丈，放在中间。制作七条小青龙，各身长四丈，放在东面。这些龙全都朝向东方，中间相隔各八尺。八名童子斋戒三天后，穿上青色的衣服跳舞；夏季求雨时，在丙丁日制作一条大赤龙，身长七丈，放在中央。又准备六条小龙，各身长三丈五尺，放在南面。这些龙都朝向南方，龙和龙之间相距七尺。七名青壮年人斋戒三天后，穿上赤色的衣服舞蹈；夏末祈雨时，在戊巳日准备一条大黄龙，身长五丈，放置在中央。又准备四条小龙，各长二丈五尺，放置在南面。龙头全都朝南，中间相隔各五尺。五个成年男子斋戒三天后，穿上黄色衣跳舞；秋祈雨时，在庚辛日制作一条大白龙，身长九尺，放在中央。准备八条小龙，各长四丈五尺，放置在西面。龙头全都朝向西方，中间相隔各九尺。九个鳏夫斋戒三日后，穿白色的衣服跳舞。冬天求雨要舞龙六天。在壬癸日制作一条大黑龙，长六丈，放置在中央。又制作五条小龙，各身长三丈，放置在北面。龙头全都朝北，中间距离各六尺。六名老年人斋戒三天后，穿黑色衣服跳舞。

很明显，汉人舞龙求雨的仪式受到了五行观念的影响，不仅龙具有五色，且龙具所在的方位与龙头的朝向也与五行相配，甚至舞龙人的年龄和身份也与五行对应的季节相配。

如果说舞龙祈雨仪式具有较强的宗教性的话，同时也在汉代出现的“鱼龙曼延”（“曼延”也写作“蔓延”“漫衍”等）则具有鲜明的娱乐性。《汉书·西域传赞》等文献记录说：汉武帝招待西域使者的宴会上，有一种名为“漫衍鱼龙”的大型综合表演，主要内容是鱼化为龙，以及许多巨兽的展示。“鱼龙曼延”表演的出现，一方面有着江南司海（水）的龙崇拜基础，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西域的幻术、杂技等民间艺术的影响。这种表演很快成为汉代新年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宋书·乐志》载：东汉天子在正月初一接受百官朝贺时，与百官一起欣赏舍利激水化成比目鱼，比目鱼又化成黄龙的“鱼龙曼延”表演。

到了隋代，“鱼龙曼延”有了一个新名字——“黄龙变”。《隋书·音乐志》说：突厥首领染干朝见隋炀帝，炀帝为了显示大隋帝国的强盛而将全国各地有名的艺术表演形式都汇聚到东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汇演，大鲸鱼化为黄龙的“黄龙变”是其中的重头戏。后来，这种表演与元宵灯彩相结合，发展为特别受欢迎的鱼龙灯彩。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一夜鱼龙舞”描述的便是元宵节时的鱼龙灯彩。鱼龙灯彩在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南宋《梦粱录》记录了当时临安（今杭州）的鱼龙灯彩表演：“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从文字内容来看，南宋杭州的鱼龙灯彩与当代在江南多地得到保留的草龙舞比较相似。

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灯会。IC资料图

三

上海龙舞是江南龙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江南其他地方一样，龙舞在上海各区也曾普遍存在，至今在某些区域依然活跃。在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被列入国家级名录的龙舞项目有4项，分别是金山区的吕巷小白龙、浦东新区的绕龙灯、松江区的叶榭舞草龙、宝山区的罗店划龙船，被列入市级名录的龙舞项目有2项，分别是闵行区的鲤鱼跳龙门和嘉定区的小青龙舞龙会，其数量远超其他民间文艺形式。

“第十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上的罗店划龙船。IC资料图

上海龙舞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不少龙舞是移民文化的产物，反映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闵行区的传统舞蹈鲤鱼跳龙门为例。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作为元宵节的表演项目，龙灯和鲤鱼灯分开表演的。以船民为主的苏北帮移民在元宵节时舞起他们熟悉的龙灯，多在肉业、茶叶业谋生的安徽帮移民则操着鲤鱼灯起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北帮移民和安徽帮移民初步尝试将两种灯彩结合起来表演，并赋予这种合作以“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名称。大约经过十多年的融合，到1949年之前，两支灯队终于融合为一支，共用一个锣鼓队，共同设计舞蹈动作，可以在欢快喜庆的气氛中完成元宵节表演。

民间竹编匠人唐正龙正与几位师傅在抓紧制作两条15米长的草龙。IC资料图

作为古老的龙崇拜的产物，上海龙舞中也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以松江叶榭舞草龙为例。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是松江叶榭人。他成仙后，偶然一次发现家乡盐铁塘两岸大旱，乡民们每日面向东海举行求雨仪式。韩湘子立即吹起神箫，召来东海神龙降雨，家乡旱情得到缓解。为了感谢韩湘子的恩德，乡民们将盐铁塘更名为“龙泉港”，还用丰收稻草扎成草龙，舞起草龙拜谢韩湘子和神龙，并祈雨。此后，扎草龙、舞草龙就成为叶榭民间的一种重要习俗。这是叶榭舞草龙的来历传说，是一则反映感恩自然的传统祈报思想的典型传说。传说中能召唤神龙的韩湘子和降下甘霖的东海神龙都是自然力量的代表。出于对韩湘子和神龙的感激之情而舞起草龙的行为则是民众对自然降雨滋养庄稼，养育人类的报答。可见，上海龙舞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类值得深入发掘，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

龙是成功与吉祥的象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上海正是“左青龙”所在地，上海又是长三角龙头，因此龙年不仅是中国年，也是上海年。祝愿伟大的祖国与美丽的上海，在龙年都有新气象，获得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