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大街，斗熊、唱歌与对抗遗忘

像是两只憨态可掬的黑熊，头戴狍角帽的两人正步半蹲、晃着身躯。伴随音乐加快，他们突然相互撞击着肩膀，挥开双臂，熊扑、咆哮，带着难以压制的野性，拥挤的游客不由屏住了呼吸。

那是1月15日晚，哈尔滨中央大街，逼近零下二十度的体感温度并未驱散游客的热情，众人看着鄂伦春族的传统舞蹈“斗熊”，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阿雪倩开着直播，教姥姥内淑梅（小花鹿奶奶）向观众打招呼，“点赞、点个关注。”80岁的她有些耳背，腼腆地对手机笑着。镜头背后，那个由粉丝、点击量、“南方小土豆”构建的流量世界，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

“给我点关注，（意思）就是看我呗”，说完，她害羞地瞟开眼神。

伴随哈尔滨文旅的爆火，鄂伦春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圈。这个曾经深居大兴安岭森林深处、没有文字的狩猎民族，组团到哈尔滨“打卡”宣传民族文化。他们放声唱着歌，试图在汹涌的流量中抓住机遇，对抗遗忘。

1月15日，内淑梅（小花鹿奶奶）和她的外孙女阿雪倩在哈尔滨街头直播。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黄之涵 摄

穿着狍皮衣，直奔哈尔滨

不经意间，鄂伦春族人何甜甜的粉丝在一天里“暴涨”。

34岁的她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也做自媒体副业，平时，她会不定时会拍短视频分享民族习俗，或是族人在雪地篝火、野炊的日常。之前断更的三个月里，她的粉丝每天仅以个位数零星增长，直到1月3日，她惊觉粉丝涨了一千多人，飙到了七千。

她恍然想起，1月2日，那条占据各大热搜榜的视频：鄂伦春人手牵驯鹿在中央大街巡游——严格来说，当事人、中央大街形象大使甲继海所牵驯鹿是鄂温克族的标识；他穿的豹纹皮袄则带着异域风情；唯有头上的狍角帽为鄂伦春族专属。

这顶由狍头制成的帽子，成了最易辨识的标签。曾拍摄过多期视频介绍鄂伦春民族服饰、习俗的何甜甜，哪怕距离哈尔滨六百多公里，还是在算法的推送中被推到了流量的风口。

“这就是我人生的机遇，也是我们民族宣传的机遇。”何甜甜说，要是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跟领导请假后，她当即叫上弟弟准备行李。1月4日，两人身着狍皮衣、狍腿靴、狍角帽，盛装出发。这身压箱底的行头，都是家族长辈传下来的，有二十多年历史了。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要穿着这身衣服走。”一路上，何甜甜带着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弟弟辗转火车、高铁，直奔哈尔滨。沿途不少乘客围观着他们，两人一遍遍介绍着自己的身份。

到站已是晚上9点，他们直接拉着行李箱到中央大街，当时人多得“寸步难行”，两人更是成了焦点，游客挤着上前合影、拍视频。她刚开播，直播间就有近六千人在线。隔天一早，他们到红专早市直播，在线人数又涨了一大半。

1月15日，何甜甜在中央大街和游客合照。

那时，姐弟俩像打了鸡血，直播、写脚本、拍短视频，一天也就睡几个小时。1月7日，何甜甜连播两场，分享了近六小时鄂伦春族的文化，“感觉不到累。饭都没有时间吃，也没胃口。”

每次开播，都有不少小朋友找她连麦，开口就唱《勇敢的鄂伦春》，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收录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音乐课本里；何甜甜说，还有个成都的女孩，好几次给她留言，说如果她过来成都，一定要一起合影，“她一直惦记着我，这就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除了何甜甜姐弟俩，族人火速的“组团打卡”更是将鄂伦春族的热度推向高潮。

1月5日，鄂伦春研究会常务会长关晓志，在大杨树镇组织了二十人，开了好几辆车赶往哈尔滨。66岁的林华参与了这次活动，他介绍说，他们都是自发报名的退休职工，平时经常下乡宣传，这么匆忙还是头一回。“坐车都很疲劳，但是很高兴”，他没想到，中央大街会有这么人，斗熊舞都有点跳不开了。

1月15日，鄂伦春族人在哈尔滨中央大街表演斗熊舞。

而团队的焦点，无疑是内淑梅。只要事关宣传鄂伦春文化，不管多远，她都要跟着去。在中央大街，她一首接一首地唱着鄂伦春民歌，围观的人群堵满了整条道，“我也不害怕，我能自在地唱歌”。阿雪倩记得，姥姥当时冻得嘴都瓢了，但一点没走音。

在哈尔滨宣传时，内淑梅出门前总会认真打扮，一只手要绑四、五个手串，还有长短不一的项链、围巾，一条条往身上戴。很多事她都“迷糊”了，但这些子孙给她买的礼物，每一件她都记得很清楚。阿雪倩让她不要戴这么多，她不听，“她可爱美了”。

阿雪倩记得，有次她们去吃饭，姥姥包上挂满了铃铛，老板一下认出她就是内淑梅，送了一大盘溜肉段给她们。

也是借由“尔滨”的热度，不到两周，何甜甜在多个平台的粉丝总量已超30万，她坦言，“我们的火，不是个人的努力，是所有族人共同的努力。”

“山岭上的人”下山了

鄂伦春族是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鄂伦春族现有人口9168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和黑龙江两地。在他们的语言里，“鄂伦春”即为“山岭上的人”。

内淑梅对山岭的儿时记忆，多与贫苦交织。她家四个小孩，她排老二。小孩都没鞋穿，也没有裤子，她仅有一件衣服，上边系着铃铛，走起路“格楞”响。家人经常食不果腹，夏天去挖野菜充饥，是她在山上少有的快乐。

“冬天更艰苦，怎么活过来都不知道。”她住在桦树皮围成的“斜仁柱”里，睡的是草垛和马鞍垫，上边沾着马的毛发，并不卫生，但也只能将就了。为了抵御严寒，他们还会在斜仁柱外披层狍皮。

“狍子身上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浪费的”，内淑梅说，狍肉干是他们主要的越冬物资，袍皮可做衣服、袋子，狍子筋还能用来缝东西。除了自给自足，猎物也能换取盐、小米、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但打猎的过程，充满了未知，有时族人在深山密林呆了十天半月，却是空手而归，甚至搭上性命。她的大哥12岁时，骑着马去打猎，一只藏在丛林中的黑熊，一下将他从马背上拽了下来，咬死了他。

林华表示，对于鄂伦春男性，十二、三岁已经不小了，得跟着父辈一起打猎，但他从小身体薄弱，就没有去。“（族人）打完后，猎物需要从山上扛到住处，相当吃苦。”他们之所以有喝酒的传统，主要还是为了让身子在雪地里热乎点。

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1953年，鄂伦春族开始推行下山定居政策，那年内淑梅8岁，决定下山，“反正在山上痛苦的、幸福的都经历过了。”

她记得，和其他小孩到下山集合点后，马车将他们拉下山。当时她得了红眼病，脚上裹着当鞋穿的破衣服。号召下山的干部对她说，下了山，她就能免费去看病、上学，还有新衣服穿。

但下山的“冲击”，来得比她想象中快。首先是气味，长年待在广阔森林中的她，冷不丁碰到这么多人，他们身上的体味被瞬间放大；吃惯野味的她，刚开始吃牛肉、猪肉，忍不住要吐；更深的隔阂源自语言，她和汉族同学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我都不爱说话。也不会说。”好在她最终还是适应了，一直读到了初三。

内淑梅（小花鹿奶奶）展示她16岁时的照片。

1983年，鄂伦春族下山定居30周年。国家拨款将他们的土木房换为砖瓦房，并扩建、改善了电影院、医院、高级中学基础设施；1996年禁猎缴枪后，鄂伦春政府提供了医疗、上学免费和多种生活补贴。

林华回忆说，那时政府给每家分了田地、奶牛，族人的生活慢慢走向常轨。如今镇上的年轻人，有的靠种植木耳、榛子、蓝莓等农产品维持生计，有的在当地经营民宿、酒吧等旅游产业。当然更多的年轻人，还是在外打工。

内淑梅则早早习惯了田间地头的忙碌，靠养殖补贴家用。因丈夫去世得早，她独自拉扯大了11个孩子；追求独立的她还做过村长，当过妇女代表；等孩子都长大了，已经老了的她重拾兴趣：在学校教鄂伦春语、学做桦皮盒。

阿雪倩说，桦树皮硬而韧，穿个针都费手，姥姥得拿夹子把针头拽出来。她总觉得自己做的工艺品不够好看，但现在族里还会这项手艺的人屈指可数。

因拍摄非遗文化纪录片，导演李京阳与鄂伦春族结缘。拍摄完分别时，族里的老人执意要送他桦皮盒，“对一些老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半个月的收入”，有时为了给盒底塑形，已经没几颗牙的他们还要一点点用牙去咬。

如今，李京阳已坚持记录鄂伦春族文化9年，回想自己刚接触鄂伦春老人时，觉得他们看着不怒自威。但熟起来后，他们每说一句话，都会拉着他的手。那双手的力量，让他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岁月洗涤留下的痕迹。

内淑梅（小花鹿奶奶）（右）和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玛丽亚·索的合照。

故去的人与即将消失的歌

李京阳已经拍了50个鄂伦春老人的故事，但他清楚，留给他记录的时间不多了。

在他拍摄的镜头前，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专注吟唱着记载民族过往的“赞达仁”，嗓音嘹亮，眼神肃穆，像是身处巍峨的群山中。但这种诞生于原始山林生活的即兴歌唱文化，正伴随老人相继离世面临失传。

他记得，那个奶奶曾对他说，能多拍就多拍点，“再不拍，（人）进到土里，就没了。”几年后他听闻奶奶因病去世，才知道她说那句话时已是癌症晚期。“好多问题，再也得不到答案了。”他表示，如今能够即兴演唱赞达仁的鄂伦春族老人，不超过十个。

危机背后，是被“加速”遗忘的鄂伦春语。早在2008年，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就曾发表论文《关于鄂伦春语濒危现象的探讨》。据当时调查，鄂伦春族内部通用的交流语言已是汉语；鄂伦春语更像部分50岁上下人群的“专利语言”，仅在彼此相聚时才会用到；30岁以下的人完全失去了母语能力。

论文称，这意味着“随着老人的相继故去，鄂伦春语也将随之消失”。

“鄂伦春语我能听懂，但说不出来”，阿雪倩说，她从小由姥姥带大，耳濡目染学会了各种鄂伦春民谣，但充其量只会一些简单的词，对语法则全然不知。学校其实一直都有鄂伦春语课，“死记硬背记住了，运用不上，时间久了就忘了。”

多数鄂伦春年轻人与父母间的交流，通常不是鄂伦春语。阿雪倩的父亲是蒙古族、何甜甜的母亲是汉族——伴随鄂伦春族下山，这样的“团结户”（夫妻一方并非鄂伦春族）越来越普遍，家庭通用语言基本是汉语。“没有语言环境，想学（鄂伦春语）也很难”，何甜甜说。

但鄂伦春族对山林的亲近，或许是超越语言之外的天性。何甜甜说，她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上山溜达。逢节假日，她常和家人上山摘野菜、采蘑菇，一采一大桶；野炊时，他们在河边烤肉，没有筷子就捡根树杈替代。

“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何甜甜说，不管她走多远、身处多么繁华的城市，她还是更喜欢回到山林。有时工作压力太大，她会上山放空一会，感受“白那查”（鄂伦春族信奉的山神）给自己带来的好运和快乐。

对何甜甜来说，她对山林的敬仰，如同她与父亲的情感羁绊，父亲一向不善言谈，却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几年前父亲生病住院，她突然有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如果我失去了我的父亲，那么我跟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断联了。”

回想自己一路坚持拍摄鄂伦春族的视频，乃至临时决定叫上弟弟一起到哈尔滨直播，何甜甜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我为我的民族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她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她的民族，等时机成熟，她还想助力家乡的农产品打开更多的销路。

1月15日晚，她和内淑梅等长辈再次来到中央大街直播，让何甜甜欣慰的是，游客基本知道他们是鄂伦春族的，还送了小花、棒棒糖、核桃等各种礼物。

那晚近11点，大半游客早已在瑟缩寒风中离开。内淑梅走出中央大街，但准备回酒店休息的她意犹未尽，又在路边唱了好几首歌。车流呼啸而过，她的歌声却像来自更远的地方，几个行人驻足听着，脸上不禁跟着微笑起来。

最后一首，她唱了《勇敢的鄂伦春人》，“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唱完，她像个难掩兴奋的小孩，用力地蹦了一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何甜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