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众人说过世五年多的校花病友

一

2006年，我读高二，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几乎同时，QQ号变成每个学生成为时尚弄潮儿的标志。

QQ好友人数和QQ等级成为我日常炫耀的谈资。

那天晚上，我按惯例在电脑上挂着QQ号，关闭了显示器，趴在电脑桌前写作业。忽然，电脑音箱传来两声男人的咳嗽声，我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业，心痒痒地放下笔，按开显示器，查看是谁申请加我QQ好友。

点开QQ通知消息，一条好友备注信息弹了出来：hi，小冉，我是熊丽莉，加我。

看到“熊丽莉”三个字，我倒吸一口冷气，感觉有人朝着我的头顶灌了一桶冰水，从头到脚冻得发麻。

我盯着那条信息，不敢轻举妄动。关于熊丽莉的记忆，强行在我的脑海里铺展开来。

作业本上，我再也写不出任何一个字。

2000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同学们的生活两点一线，我的也是两点一线，不是学校和家里，而是医院和家里。

那时我生病了，办理了休学手续。

那天，是复诊的时间，我麻木地履行了全套的检查，坐在门诊室门口，等着医生叫号。

当医生喊出熊丽莉的名字时，我抬头，一个宽阔的背影霸占了我整个视线。这个背影和我认识的熊丽莉判若云泥。

我所熟知的熊丽莉，是和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我之所以知道她，是因为她的英语成绩常年在年级排名第一。

熊丽莉的英语老师是她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班英语课的任课老师。她把熊丽莉视作心头爱，逢人就念叨：“你们看看我们班的Lily，又考了年级第一。”

“我们班的Bear，直接超出第二名20多分。”

直到一个月后，我才恍然大悟，老师口中的“Bear”和“Lily”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老师过于偏爱她，便赋予了她两个无比前卫的英文名，让熊丽莉在一众“小红”“小强”“小凯”里脱颖而出。

我觉得熊丽莉就是为了英语这门课程而生的，连名字都是英译而来的，在起跑线上就将我们彻底碾压。

那段时间，“步步高”无绳电话的广告火遍大江南北，一个长相滑稽的男人举着电话说了一句：“喂，小丽呀。”

广告效应迅速辐射到学校，成绩优异又堪称颜值担当的熊丽莉成为我们年级的网红人物。男生们会故意敲开四班的门，站在走廊上齐声大喊：“喂，小丽呀。”

好奇心曾驱使我也加入了课间欣赏熊丽莉的队伍，熊丽莉的个子很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她将头发一股脑扎在后脑勺上，黑黝黝的辫子比她握着钢笔的手腕还粗，我着实担心她那小身板无法承受那戳辫子的重量。

熊丽莉真的如传言所说，像一个精致的芭比娃娃，五官灵动立体，非常漂亮。

由此我断定，排号医生口中叫的那个熊丽莉，只是恰巧撞名，绝对不是四班的Bear or Lily。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熊丽莉看完病后，走到我的面前，叫出了我的名字。

“你是二班的张小冉吗？你怎么在这？”

熊丽莉手里捏着病例，一屁股坐到我的身边。两人座的椅子，瞬间变得格外拥挤，我们俩严丝合缝地并肩坐着，不留一丝喘气的余地。

“是，我一直在姜医生这看病，熊丽莉……你？”我的问句并不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因为我不知道我该问她为何也在姜医生这里看病，还是直截了当地问她，为什么完全变了个模样。

熊丽莉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就被她母亲催促着下楼去拿药。临走前，她对我说：“我们下星期的十点，见面再聊吧。”

她没有说下星期的十点，到底是星期几的十点，我却心领神会。

姜医生在本院坐诊的时间，只有星期五的上午半天。这属于老病号之间的默契，让我瞬间觉得熊丽莉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样，离人间烟火那么遥远。

第二个星期五，我们二人如约而至。我们相约去做尿检，在举着尿杯搜集尿液的过程中，我们蹲在两格相邻的卫生间里，确定了一件事——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完全一致。

不一致的是，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案不同。

在我没有说服自己接受激素治疗的时候，熊丽莉率先吞下12颗强的松（药名，又名泼尼松）。两个月内，熊丽莉快速膨胀为曾经的两个她，暴增75斤。

在医院看病时，我时常看到门诊室门口坐着一排样貌不易分辨的“激素娃娃”，五官模糊，身体极度臃肿，乍一看，相似度极高。加之休学后，我的消息闭塞，没有同学告知我，熊丽莉也接受了激素治疗。

所以，在此之前，很多次我和熊丽莉擦肩而过，我都没有认出她。

同病相怜的情愫瞬间将我们俩紧密相连，我们开始抱团取暖。

每个星期五，我们约好下星期复诊时见面的时间、地点，相约一起赶公交车去看病。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会因为彼此的陪伴变得没有那么枯燥。

那条线路公交车的车厢内永远挤满了人，我们的体力实在欠佳，在车程的前三分之一就消耗殆尽。如果碰上一个空位，我们一人坐三站，再换对方坐。

如果运气不好没遇上空位，站久了，腿会浮肿得更厉害。我们经常模仿医生的手法，卷起裤脚，用大拇指按彼此小腿骨处，比比看谁凹陷的压痕回弹能力会略胜一筹。

这无聊的行为，我们却玩得乐此不彼，经常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

到医院后，等待尿检报告的间隙，我们会变得格外安静。谁都不再笑得出口，那张纸上的“尿蛋白”和“血”后面的加号，是对我们这星期治疗情况的审判。

那段时间，我们的病情十分不稳定。滑稽的是，糟糕的情况成错峰状态呈现，这星期我需要安慰她，下星期换她安慰我。

几句套路话术反反复复地从彼此嘴里挤出，我们用拙劣的演技表演着乐观，强行为对方灌心灵鸡汤。既是安慰对方，也是安慰自己。

姜医生的病人越来越多，号越来越难挂，病例越写越厚，我对熊丽莉，越来越了解。她最羡慕的，是我办理了休学。

三

熊丽莉暴增75斤后，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我想告诉她，大家围观熊丽莉，是因为她是英语老师口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她还被同学们私下评为“校花”。

但是，看着眼前被脂肪撑得走路都是负担的熊丽莉，我张口结舌，什么都说不出口。

对于真相，我们心知肚明。

同学们对于迅速增肥的熊丽莉，并不友好。有同学直截了当地问熊丽莉：“吃了什么，被快速催肥成这样？”还有更甚者，说熊丽莉的英文名不该叫Bear,应该叫Pig。

五年级时，步步高无绳电话广告的热度褪去，大家不会在熊丽莉的教室门口喊：“喂，小丽呀。”

取而代之的是，男生站成一排，集体叫熊丽莉的名字，再齐声学猪叫。

那天，在门诊室门口的椅子上，我被熊丽莉给我讲述的那些画面震惊了。我完全无法想象弱小的熊丽莉承受了多少恶意

我们第一次卸掉了乐观的伪装，两人开始抱头痛哭。

那时我哭，是因为我看熊丽莉哭，觉得心疼她，眼泪忍不住跟着掉。

直到三年多以后，我上初二，被迫选择了和熊丽莉一样的治疗方案。当她经历的一切，复制到我的身上时，我才有了切肤之痛。

可是，三年后我的样子，熊丽莉再也没机会见到了。

上初中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参加了小学同学会，大家告诉我：熊丽莉死了。

同学们好像一夕之间成熟了许多，在场的同学各个唉声叹气，惋惜的表情堆在不谙世事的脸上，产生一种违和感极强的化学反应，大家摇着头直言：“可惜了，可惜了。”

有两个知情的男同学，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哎，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死亡，对那时的我来说完全超纲了。

同学会结束后的一个多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脑子里思考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到底那些惋惜的同学里，当初有没有人也叫熊丽莉为Pig。

收起回忆，确定熊丽莉已经去世了五年多，我盯着QQ备注的那条消息，判断这是有人恶作剧，还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我原谅的恶作剧。

我通过了好友请求，不管对方是谁，我准备臭骂他一顿，再拖入黑名单。

我带着愤怒的情绪质问对方是谁，没想到，对方一再强调，自己是熊丽莉。

我气不打一处来，噼里啪啦地敲出一串脏话，最后我说：“拿一个去世的女生开玩笑，你真的是变态。”

“去世的女生？你说谁？我？”对方一连发出了三个问句，每个问句后都带着一串问号。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复，这时，对方发起了视频请求。

我家的电脑没有配备摄像头，我条件反射地点击关闭，没想到对方不死心，又弹来视频请求。

我心想反正看不到我，让我看看恶作剧的人是谁也好，便接起视频。

我一眼就认出了熊丽莉，她在网吧里，背后是三台台式大头机，她穿着校服，戴着黑色耳机。

我惊讶地说不出任何话，她看不到我的表情，她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回荡在我的卧室里，格外响亮：“小冉，你说我去世了？你什么意思啊？”

那天，我在对话框里打着字，她坐在摄像头面前。我把这些年听到的消息详细地转达她。

我上初中时，几个小学直升到初中的同学凑到一起，还会念叨：“熊丽莉要是不死，应该和我们同一所初中，说不定还一个班，又是英语老师的骄傲。”

高一时，我去同学家开的串串香吃串串。小学同学热络地坐在我身边，聊起老同学们的去向，他问我：“四班熊丽莉的事，你知道吧，这转眼，都走了好多年了。”

听到我的转述，熊丽莉难抑怒火。她一直在视频面前说：“谁那么可恶啊，传这些谣言，我怎么就死了呢？”

我无法回答她的提问，只能陪着她抽丝剥茧，推敲当时事情的真相。

我五年级时休学一学期，却没有降级，六年级我返校后，熊丽莉办理了退学手续。

退学是四班班主任在班上宣布的，她只表达了学校痛失一个高材生的惋惜之情，并没有说明熊丽莉的去向。

那时候，没有手机和网络，学生转校，就意味着失联。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和熊丽莉告别。

接下来的事情，是熊丽莉举着手机，讲给我听的。

熊丽莉家庭条件优越，我们读小学一年级，英语课还没有纳入小学必学课目，父母就请了外教老师对熊丽莉进行一对一的英语教学。

生病后，熊丽莉尝试了各种治疗手段，也没有把病治好。父母在熊丽莉六年级的时候，为她办理了退学手续。母亲陪着熊丽莉飞到北京，父亲在医院附近买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因为他们听说，北京有最好的医院、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接下来，熊丽莉母女俩专心守着医院治病，熊丽莉和以前的同学彻底失去联系。

北京的医院为熊丽莉做了肾穿刺手术，查明病因后，即刻对症下药。两年后，熊丽莉的病情基本稳定，她提出重新回到课堂的想法。父母商量后，没有将她带回我们所在的城市，因为父亲的生意所需，将她带回了父亲的老家，从初一开始就读。

熊丽莉之所以愿意重新回学校上课，也是因为北京医院让熊丽莉停掉了激素，那些无端附着在她身上的脂肪，渐渐离她远去。

新的环境，没有人知道熊丽莉的过往，父母对她的学习成绩变得很宽容。同学们只知道那个不上体育课的小姑娘，不爱讲话，也没有朋友。

熊丽莉说她在矛盾和自我折磨中，度过了初中三年的生活。她将自己封闭了很久，不和任何人讲话，每天晚上都哭，长期失眠，成绩一落千丈，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过几天，她又会开心地安慰自己，毕竟封锁了自己，就没有任何人给她取绰号了。

她每三个月要去北京的医院复查一次。那位医生姓田，大家都叫他田老爷子。

田老爷子是80多岁的一位爷爷，一米8的大个子，头发黝黑，精神头十足。

为了缓解病房的压抑氛围，田老爷子时常幽默搞怪，化解了烦闷情绪，又一本正经地对熊丽莉说：“丫头，别担心，我一定给你治好。”

只是熊丽莉没想到，一直拼命帮她好好活的人，突然就去世了。那刻起，她决定真的要好好活。

之后，熊丽莉考入一所普通高中，由于治疗耽误读书，她比我小一届。她从小学老师的口中打听到我的QQ号，想问问我的近况。

这才知道，她在同学们的口中，已经“死”了五年多了。

我试着问她，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知道这是个乌龙事件。

熊丽莉平息了怒火，让我把她拉入小学QQ群里。

她说，她准备好面对这些老同学了。

那天，沉寂了很久的QQ群变得热闹非凡，原本在线的头像只有三个人，最后眼看上线的同学越来越多，每个人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的文字，表达着相同的惊讶。

熊丽莉不厌其烦地回复每一个人：是呀，我还活着，我活得好好的。

一年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接受做肾穿刺手术。手术前，恐惧的感觉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

我举着手机，一遍遍地追问熊丽莉手术的细节，声音抖得有撕裂感。

熊丽莉对我说：“小冉，别怕，我被所有人说‘死’了一次，都重生了，一个手术没有什么好怕的，以后什么都不需要害怕。”

我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我们一起互相打气的日子。

“只要活着，就没什么可怕的。”

插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者张小冉，一个话痨

首发于公众号“全民故事计划”（ID：quanm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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