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全在这本自传里了

曼德尔施塔姆是20世纪俄苏最有才华，也最传奇的诗人。他讨论俄罗斯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关联，指出了文化的未来：未来，社会建筑不再是用人建造的，而是为人建造的。

《时代的喧嚣》遴选曼德尔施塔姆的自传性散文、文学及诗歌理论文章，以及诗人从1908至1938年的若干书信。1998年，刘文飞老师翻译并出版《时代的喧嚣——曼德里施塔姆文集》一书，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这些文字抵御着死亡和苦难，照亮了至今也未实现的人类理想。读者可在其中回顾彼得堡在20世纪初的城市面貌，也可一窥周遭环境骤变流转之于个人灵魂成长的细微影响，并感受那个时代文学场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91.1.15 — 1938.12.27），俄国著名诗人。生于华沙，在圣彼得堡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早年曾参与阿克梅派诗歌运动，赢得了阿克梅诗派“首席小提琴手”的称号。他曾两次被捕，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1938年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生前出版诗集《石头集》《忧伤集》《诗》，散文集《时代的喧嚣》，文论集《论诗歌》等。

01

“20世纪对于俄国人来说，意味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开端。”

彼得堡作为俄国旧时的首都，承载着俄罗斯最典型的文化、文学、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这个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都城，是俄罗斯打开的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它和谐规整的城市构建、森严的帝国秩序体现着欧洲现代文明的理性精神，意味着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俄国追随欧洲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思想的体现。

对于彼得堡的认识，早已经超出了城市本身，正如苏联符号文艺学理论学家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在《彼得堡的象征和城市符号学问题》（1992）中提到的那样，文本和彼得堡城市形象充满互动关系，文本描绘城市，城市构成文本。

彼得堡哺育了许多文学巨匠，许多文学家在彼得堡走上文坛，书写“彼得堡故事”。19世纪彼得堡文本的创立者普希金在这里写就《皇村回忆》《青铜骑士》，骠骑兵团的莱蒙托夫让《诗人之死》广为流传，果戈理用近乎妖魔化的写法创作出《涅瓦大街》和《外套》，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白夜》让白夜和彼得堡成为神秘的共同体。其实，陀氏创作的三分之二几乎都以彼得堡为背景。他创作的《罪与罚》更是将彼得堡这座城市罩上了梦魇一般的经历。这种体验已经成为彼得堡文学的永恒。漆黑的彼得堡，散发着邪恶和幽暗的光，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这里上演了他的人生闹剧。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20世纪对于俄国人来说，意味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开端。20世纪的彼得堡，社会生活和文化政治都在进行着巨大的动荡和变化，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笔下呈现为一片纷乱的复杂景象，题目中提到的“喧嚣”一词最能概括时代的特色。在阅读《时代的喧嚣》这本自传时，读者很难捕捉成长的细节，看到的都是片段式的记忆。曼德尔施塔姆似乎也在有意拉开片段之间的距离，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的时候并不流畅，语言的凝滞给读者营造出回忆的感受。诚然，我们自己在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对个别的片段会有细致的描写，但并不会着力描写每一个部分，这种清晰与模糊的构成不断强化着记忆的本来面貌。

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是犹太人，父亲是一名制革工人，据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古老的曼德尔施塔姆家族培养了世界著名的拉比、物理学家、医生和文学史专家等。母亲芙洛拉来自维尔纳（今天的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家庭，后来成为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1891年，曼德尔施塔姆在华沙出生，不久后搬家至彼得堡。在这里，未来诗人的意识逐渐被一种深刻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的不和谐所渗透。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犹太式的混乱”。有视觉上的混乱，有听觉的嘈杂，有犹太区域与彼得堡城区之间显著的区别，有出身犹太家庭和俄罗斯文明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冲突和矛盾，在一个孩童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充满喧嚣和嘈杂的社会环境，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种混乱首先与外部环境相关，与圣彼得堡令人惊叹的、迷人的宏伟建筑及其威严的帝国秩序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作者曾这样描绘彼得堡城市的风貌与家乡景象的分别：

近卫军的节日，步兵队伍和马匹那单调的美，那板着石头般的面孔，在因花岗石和大理石而显苍白的米里翁娜大街上噼啪前行的连队，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彼得堡匀称的全幅蜃景，都只是一场梦，一个蒙在深渊上的辉煌的面罩，四周却延绵着犹太式的混乱，没有故乡，不是家园，而只有混乱，一个陌生的。还在腹中的世界，我来自那个世界，我恐惧它，我朦胧地猜透了它，我在逃避，一直在逃避。

诗人笔下彼得堡的城市景象庄严恢弘，强壮有力，训练的近卫军、静静的流水、艾尔米塔什的雕像石柱、总参部的拱门，透露一种神圣的喜庆。而犹太家庭的住宅却截然不同，房屋有裂隙，有倾塌的威胁，就连新年的名称在听觉上也使人难受。诗人通过嗅觉的敏锐感受，描绘犹太家庭与彼得堡城市环境的大相径庭。“就像一粒麝香粉的气味充满整个房屋，犹太教最细小的影响充斥着整整一生。……难道我看不出来，当今的犹太家庭中所散发着的气味，与雅利安人家庭中的气味是有所不同的。家中父亲的办公室，与我和谐漫步的花岗石天堂已不相像，它已将人领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其总体的陈设和全部的物件，在我的意识中交织成了一个紧紧的节。”犹太式的混乱也是内在的，作者童年受到来自父亲和母亲的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母亲“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父亲则携带“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抽象、费解到了极点”。家庭藏书也呈现一种彼此独立生长的样貌，作者写道：

这是一个奇异的小型的图书收藏，它就像地质层理一样，不是数十年间偶然沉积而形成的。父系的收藏和母系的收藏在其中没有相互混淆，而是各自独在的，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小书柜就是整整一个家族精神追求的历史，就是他人的血缘向这一家族嫁接的历史。

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环境使诗人形成了一种永不满足的言语冲动，在获得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桂冠的道路上，诗人经历痛苦的尝试，不断突破障碍，建立词与文化间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1900年至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就读于当时彼得堡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的捷尼舍夫学校，《时代的喧嚣》专门记录了这段学习生活。文学基金会租用捷尼舍夫学校的教室，在学校举办纪念文学家的节日活动。曼德尔施塔姆非常详细地记录文学节的过程，开始是由亚历山大剧院的演员前来朗诵被纪念的诗人或诗人的作品，随后是文学作品片段的对话，最后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捷尼舍夫学校充满文学和文化的魅力，同学、校长在诗人笔下也和文学与艺术十分亲近：“尖子生斯洛勃德津斯基，一个来自果戈理焚毁的《死魂灵》第二部的人物”，“有些孩子和谢罗夫火上的孩子一模一样”，“他是近视眼，常眯着眼，眼中射出一道可笑的光芒，——整个人就像一只穿着燕尾服的大猴子，体质羸弱，蓄着金黄、棕红的胡须和头发。我断定，他恰好有着契诃夫那种不可思议的微笑。”

可以说，在这段对于捷尼舍夫学校的记录中，读者能够深切体会捷尼舍夫学校弥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和知识分子氛围，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未来诗人政治自由和公民精神的崇高理想。

1905年革命激发了诗人的第一次诗歌实验。1907年5月15日，曼德尔施塔姆从捷尼舍夫学校获得毕业证书后，试图加入芬兰的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但由于年龄太小而未被接纳。父母担心儿子的未来，急忙送他出国留学。1907年至1908年，曼德尔施塔姆在巴黎大学文学系听课，1909年至1910年在海德堡大学学习语言学，并游历瑞士和意大利。欧洲游学的回响不会缺席，哥特式的建筑奇迹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赫然建立。

▲《时代的喧嚣》实拍图

02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

在巴黎，曼德尔施塔姆结识了古米廖夫，回国后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戈洛杰茨基等成立“诗人行会”，正式开始 “阿克梅派”的文学活动。阿克梅主义（акмеизм）一词，源于希腊语单词acme，意指最高级、最顶尖、巅峰。这个新的文学流派的形成与20世纪最初几年兴起的“象征主义”有很大关系，以别雷、勃洛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者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文化哲学和普遍的世界观。象征主义诗歌一般具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倾向于使符号获得深刻的含义，期待彼岸世界的来临。阿克梅主义作为象征主义者的后辈，一方面努力向象征主义者前辈们学习诗歌技巧，另一方面，又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和空想主义，强调要书写客观事物，追求艺术对象的真实性。

曼德尔施塔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散文家，他的文学理论造诣也极高。曼德尔施塔姆将阿克梅主义所倡导的文学思想写成了纲领性的理论文章《阿克梅主义的早晨》，后又写了一系列彰显诗人文学和文化主张的文论。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中，诗人将阿克梅主义的诗歌创作与艺术家的创作联结，认为艺术创作和诗歌创作都具有类似的实体和加工手段。艺术作品展现了艺术家的世界观，世界观作为工具和设备，如同石匠手中的锤，千锤百炼出绝妙的、体现神奇和浓缩真实性的艺术作品。对于阿克梅主义的人来说，诗歌中的真实就是“自在的词”，在阿克梅主义者的精雕细琢之下，自在的词具有了意识的含义和“逻各斯”，词语呈现出最为卓越的形式。曼德尔施塔姆天才地将诗歌中的词与建筑学中的石头进行类比，二者均为创作的最基本元素：

卵石在建筑师的手中变成了实体，对于一个生来不是为了建筑的人来说，那雕凿石头的凿子发出的声音就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证明。

19世纪的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曾写过《问题》一诗，这首诗启发了曼德尔施塔姆《石头集》的创作。曼德尔施塔姆认为，阿克梅主义者需要的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地上的可以触摸到的石头。诗歌创作的过程就仿佛是用双手虔诚捧“从山上滚下”或“像是被一只思维的巨手推下”的石头，建筑一座座厚实的诗歌大厦。

在《论词的天性》中，诗人谈到了文学写作的“准则”问题。在诗人看来，文学创作不同于精密科学，统一的、教条的准则会给文学带来令人生厌的后果，一味强调理论会丧失文学的味道，也会使文学创作者们失去方向。诗人这样写道：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诗人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但是对于某一民族文学的文学来说，依然有一个“常量”，那就是民族的语言，就是“词”。

▲《时代的喧嚣》实拍图

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虽然语言也在变化，“一刻也未处在宁静中，从一个点奔向语文学家意识中另一个非常明晰的点”，但依然保持着内在的统一。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希腊独特的世界观、自由和文明一并带入了俄国，使俄语成为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布罗茨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对于希腊和罗马的认同体现了他对无国界文明的追求和向往。俄国的语言异质性和民族的复杂性是紧密相连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俄国的语言一直相伴俄国前行，失去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历史，与词隔离，就意味着坠入虚无主义。阿克梅主义者与词贴近，意味着在历史中生活，让诗歌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成为社会现象。俄国诗歌的精神复兴，就其内核而言，其实是在延续俄国精神和世界文化。

在《论交谈者》中，诗人引用了巴拉丁斯基的诗句：“如果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这意味着作品和读者被放置在不同时空进行交谈，后代的读者如果对作品展现出了兴趣，那么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灵魂的共鸣。曼德尔施塔姆做了一个有趣的表述：

一名航海者在危急关头将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瓶中有他的姓名和他的遭遇记录。许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漫步的我，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我读了信，知道了事故发生的日期，知道了遇难者最后的愿望。我有权这样做。我并非偷拆了别人的信。密封在瓶子中的信，就是寄给发现这瓶子的人的。我发现了它。这就意味着，我就是那隐秘的收信人。

航海者就像是巴拉丁斯基，他投下了漂流瓶，20世纪的曼德尔施塔姆拾到了漂流瓶，他成了诗歌的接收者。在诗歌漂流过程中，一定充满了自然的推动力，也充满偶然和不确定性，接收者感受到了内心的喜悦和震颤。在这篇文章中，曼德尔施塔姆也在批评象征主义者诗歌的难度和挑战性太大，似乎不需要接收者，他们自说自话，不与读者交谈的高傲态度使诗歌就像一根脱靶的箭。

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诗人非常期待能和同辈人产生共鸣，一个诗人越是具有卓越的天才，他的这种意愿就会越为强烈。文学所具有的“训诫”神经使得文学家站在道德的高地，更容易找到同时代的听众，但是诗人却没有必要高于时代、优于社会，与诗人相关联的人都是潜在的读者。

▲青年时期的曼德尔施塔姆

03

“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

一般认为，书信是作家最私人的文字，体现其最隐秘的情感和最真实的想法，本书选译了曼德尔施塔姆1908年—1938年在不同生活境遇下，写给自己的老师、妻子、父亲、朋友、各大文学报编辑部以及苏联作协负责人的二十封信，几乎涵盖诗人生活的各个时段和全部方面。

1908年，曼德尔施塔姆从巴黎寄给捷尼舍夫学校校长吉比乌斯一封信，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意气风发和其扑面而来的创作欲：

除了魏尔伦之外，我还写了关于罗登巴赫和索洛古勃的文章，我还准备写一写汉姆生。然后，再写一些诗歌和散文。夏天，我打算去意大利，回来后就进大学，系统地研习文学和哲学。

巴黎带给曼德尔施塔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开始思考哲学和宗教的问题，迷恋音乐和诗歌，对生活、信念和爱情都充满强烈的渴望。

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人饱尝流放对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他颠沛流离、生活贫困，几乎得不到治疗，辛酸和孤寂的情绪充满了一封封信。在不到五十年的一生，生命晚期的诗人在生活境遇和心态上，竟然与早年天差地别。在这些流放期间的信中，曼德尔施塔姆写给妻子娜杰日达的信最令人动容。这些信并不长，但承载了漫长的分离之苦和想见而又不能的折磨，夹杂在信中的思念像白鸽，飞到彼此灵魂的深处，带来遥远的安慰。“我可爱的孩子！这封信能否到达，几乎没有任何指望。明天，克拉切夫斯基要经敖德萨去基辅。求上帝保佑，让你能听到我的话：我的孩子，我不能没有你，我不想没有你，你是我的整个欢乐，你是我亲爱的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清二楚的。”曼德尔施塔姆对妻子的爱纯粹而真挚，称呼妻子为“小乖乖”“小鸟”和“亲爱的娜坚卡”，对妻子的思念几乎体现每一个单词中。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1937年到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从莫斯科流放至远东地区集中营。苏联国家出版社不再对诗人提供工作。工作的中断对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一试吧。没有衣服，我被冻僵了。”创作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动力，也是支撑诗人活下去的灵魂火种。他在信中提到“我想活下去，我想工作”，“心情很好，非常想工作。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工作”，然而这个请求一直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诗人在寒冷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文字，结束了与世纪的交手。

通读《时代的喧嚣》一书，不由得心生苦楚，为曼德尔施塔姆悲惨的遭遇感到痛心；同时也对诗人不屈的灵魂、坚强的品质和创作的意愿深感敬佩。曼德尔施塔姆不平凡的一生中拥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诗人朋友，他冷峻的诗歌和温情的散文创作让他成功地找到了后代的读者，可谓得偿所愿，是喧嚣时代最为温柔的安慰。借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话：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19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都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

我们也可在阅读《时代的喧嚣》时，靠近上个世纪的胸膛，倾听他跳动的心脏。

原标题：《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全在这本自传里了》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