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如何破解青年婚育困局？

2023年10月，上海发布《上海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五大服务计划”行动方案》，婚恋位列五大服务之一。准确把握青年婚育的规律和特点，建构并完善青年婚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创造青年婚育友好环境，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调研数据，分析上海青年群体的婚育现状，剖析青年婚育问题及背后的原因，并对应对青年婚育困局进行思考和提出建议。

上海青年群体婚育现状：生育潜力仍存在巨大释放空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包括全口径人口基本信息“短表”调查（以下简称“七普”）和 10%

人口抽样含婚育等信息的“长表”调查（以下简称“七普抽样”）。基于七普、七普抽样数据，结合市民政局、市卫健委相关统计数据，对上海婚育适龄青年（20-35周岁）人口性别结构、婚姻状况、生育现状及女性婚育等分析如下。

（一）男性总数较多，但女性高学历者占比更高。

“七普”数据显示，上海20-35周岁常住人口689万，其中男性 369.3 万、女性 319.7 万人，性别比为 115.5。这意味着婚恋市场上部分适龄男青年婚恋存在困难。

“七普”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全市16-35周岁常住从业青年人口性别比为127.2，其中户籍常住从业青年人口的性别分布基本保持均衡、性别比为102.6，而外来常住从业青年人口性别分布以男性为主、性别比高达140.1。

但是，在上海外来常住从业青年人口中占少数的女性群体中，高学历层次占比均高于男性。根据“七普”短表数据，婚育适龄的20-35周岁常住青年人口中硕士及以上高学历者，总体性别比为86.5，其中户籍青年性别比为89.2、外地来沪青年性别比为83.3。

由此可见，上海从业青年群体尤其是外地来沪从业青年群体在总体数量上的性别比，以及婚育适龄青年学历结构的性别比差异问题比较突出，其在婚育领域带来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度分析和回应。

（二）已婚青年比例下降，晚婚现象普遍，离婚比例较高。

“七普”抽样调查显示，在20-35周岁青年中，未婚青年32.3万人，占比48.2%；已婚青年33.7万人，占比50.4%。相较于“六普”数据，未婚青年占比提高了整整５个百分点，已婚青年占比下降了5.7个百分点，其中女性已婚占比54.1%。已婚常住青年中，30-35岁占比69.7%，晚婚现象显著。在青年离婚率方面，以杨浦区为例，在2020年上半年离婚群体中，80后占比53%。上海青年的家庭结构稳定性程度不高，背后原因需持续关注。

（三）总和生育率处于连续低位，青年晚育趋势明显。

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2020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3，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下降到0.7，不仅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国水平，已进入国际公认的1.5以下的“极低生育率”区间。2020年，上海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0.73周岁，比2019年上升了0.44岁；与“十一五”期末（2010年，28.25周岁）、“十二五”期末（2015年，28.50周岁）、十三五中期（2017年，29.81周岁）相比女性初育年龄明显推迟。

“七普”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31-35岁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总数为17.9万人，占2020年上海20-35岁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64.83%，25-30岁年龄段生育子女数占30.07%，而20-25岁之间生育子女数仅有5.10%。青年育龄妇女晚育现象明显，30-35岁育龄女性是上海青年群体的生育主力军。

（四）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青年女性生育潜力仍有释放空间。

根据“七普”抽样数据，20-35周岁的婚育适龄女性31.4万人中，已婚女性共17.0万人，占比54.1%；已育女性13.9万人、占适龄女性的44.3%，其中生育一孩女性数为9.6万人、占比30.6%；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女性数为4.3万人，所占比例仅为13.7%。

在普婚普育的主流社会制度下，如果把婚育适龄女性看作一个总体，已婚青年女性占比仅为54.1%，这一环节流失了45.9%的生育可能；在已婚基础上已育女性又减少了部分的比例，在育有一孩的基础上，生育二孩的女性比例继续减少。从整体来看，适龄青年女性的婚育状况呈现出一个漏斗形数据。

这意味着生育二孩及以上的转化率大幅度降低，上海育龄女性的生育潜能仍存在可以释放的巨大空间。

二孩、三孩政策为何没有释放青年群体的生育潜力？

如上所述，上海青年群体婚育趋势存在晚婚晚育现象突出、青年婚育观愈发多元化等方面特点。此外，尽管上海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两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起实施三孩政策，逐渐放宽子女生育的约束，然而这并没有让青年群体释放巨大的生育潜力。深入思考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等现象的主客观原因与潜在影响，对于今后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促进上海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层面：生存、恋爱、婚姻、生育、养老等成本的增加。

根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1年8月联合开展的《上海市青年民生民意调查》数据，已婚有孩青年群体近三个月最大开销占比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养育子女（83.0%）、基本日常开销（水电行吃）（56.0%）和赡养父母（35.7%），养育子女已经成为青年有孩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美国和加拿大Mercer资产管理公司公布的“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中，上海排名全球第12名。

在上海，恋爱交往需要付出较高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结婚需要的房、车、婚礼支出等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种种原因导致适龄青年或是“不婚”或是推迟结婚。

此外，子女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压力，以及养老成本的增加让青年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更不敢多生。

社会层面：时代变迁及青年生活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和冲击。青年婚育观念越发开放，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需求和婚育行为，晚婚、晚育、离婚、丁克等婚育现象等在非熟人社会的大都市环境中因道德约束减弱而变得更加普遍。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的青年群体，绝大多数在进入成年之前就已经成为网民。网络深刻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化进程，也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社会化模式下形成的婚育观念。

中山大学蓝宇东等人《线上社会化与“Z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转变》一文基于“青年互联网生活调查”数据，发现网络参与对青年的婚育意愿呈负向影响，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加显著，短视频圈、网游迷、追星族的婚育意愿依次下降，表现出网络参与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的趋势。

教育层面：受教育年限延长与子女教育预期提升。

辽宁大学周晓蒙等人《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一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个体生育数量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下降，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群体的平均生育数量分别为1.27个、0.79个、0.68个和0.59个。

在教育内卷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青年人接受教育的时间逐渐延长，导致青年结婚、生育的年龄也不断延迟。对于已婚青年家庭来说，对子女教育预期的提升加剧了“精致化培养”偏好，财富挤出效应和精力占用效应的双重作用抑制了实际的生育行为。

此外，通过受教育和就业，不少女性获得不菲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选择婚育意味着职业生涯中断或发展受限，青年女性在承担相关成本和压力的同时并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代际关系：代际间的观念差异影响青年婚育。

上海具有中外交融、现代与传统共存的特点，秉承传统观念的父母与作为互联网时代原住民的青年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思想观念冲突。

在婚育观念方面，结婚与生育不再是青年的必选项，婚前同居[MOU1] 、试婚、晚婚、晚育、丁克、同性恋等多种样态日益常见，离父母辈普婚普育的期待逐渐背离。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社科院联合开展的“青年民生民意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青年人有着被催婚／逼婚的经历，面对父母辈的逼婚，不堪忍受压力的青年群体放弃自己的想法，按照父母意愿选择草率结婚，而这非常容易引发婚后生活的矛盾，更甚者激发离婚率的上升。而另一方面，如若青年坚持自己的选择，与父母难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婚育的进程。

破解青年婚育困局，观念、政策、服务需齐发力

婚育是事关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事。构建良好的婚育友好生态，提升婚育服务水平，对于构建美好家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念。青年时期是婚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年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受到家庭、市场、社会和国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大力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氛围，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加强婚恋教育，从小开始培养青少年对情感生活的尊重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社会责任，鼓励青年形成“热恋”“敢婚”“多育”的积极婚育观念。

第二，动态追踪青年需求，完善政策顶层设计。按照青年成长历程开展动态追踪，持续调研分析青年婚育意愿、婚育行为、社会影响因素和婚育政策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青年群体，针对单身、已婚、已婚未育、一孩、二孩，以及离异、丧偶等不同类型青年，全面掌握其多层次多维度的政策需求，完善分阶段、分层次的青年婚育支持政策，让青年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

第三，丰富青年婚育服务，降低婚育成本。对于适婚青年，鼓励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创新活动形式，开展更多更新颖的相亲交友与情感咨询活动，降低青年恋爱的时间成本；对于已婚青年，相关部门要加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推进普惠性托育点的全域覆盖，扩大寒暑假、放学后的托班服务供给，继续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进一步提升对女性的婚育支持与权益保护，为因生育中断工作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等。

（作者夏媛、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