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人口决定论迷思

中国人口发展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现在的13.9亿，70年来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减速。对人口发展历程作历史的考察，基本的主线可以认为是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模式，过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

人口转变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197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基本上是死亡率驱动的人口转变时期，这个过程实际上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二是1970年代到2000年左右，中国人口转变是生育率下降驱动的人口转变时期；三是2000年以后进入后人口转变的时期。当前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很多特征，同时迁移率已经成为影响人口变动的更重要的力量。

人口研究的“惑”与“不惑”

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往往会引起我们的困惑和思考，乃至我们原来认为比较确定的知识都会重新被批判和考量。例如计划生育过去被认为是利国利民的基本国策，但是却在一定的发展环境中被重新再评价。知识和真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具体环境下，显示出其相对性。同时知识研究也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深化，从而扩充对知识和真理加以认识的边界。

但是学术探索的进步，也总是会致力于对问题本质的思考，从而促进在动荡的观念表象下的理性认识，而实现对于规律性和真理的了解，从而努力达到对不惑的知识的追求。在长期人口发展历史中，对不少历史问题存在相当大的困惑，有些也被认为是未解之谜，例如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口，以及在1990-2000年代（乃至目前）中国生育率的真实水平，这些困惑和未知，实际上通过长期的细致研究都能够或多或少得到证明，从而揭示出人口变动的真实面貌。从1990年代到现在，关于不同时期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在学界中有着丰富的反复论证，而这些论证总是有利于促进对真实情况的更准确把握。

通过对70年长期历史经验的观察和考察，以及对于数百年上千年来，在世界整体视野下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知识探索，有助于把握各种相对性知识背后的真实状况，努力实现对于人口变动和发展内在规律性的不惑。至少这种对不惑的探索，是学科发展和人口科学不至于被现象和对策研究牵着鼻子行进，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

人口决定论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柱。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人口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人口发展极端重要，人口如何影响发展，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口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却未必没有疑惑。

人口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基本国情，人口作为发展的基本因素则往往被过度解读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一些相对人口中心主义的论者看来，往往会把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归结于人口过多，也会将中国70年代以后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口红利。“人口决定论”往往也很容易调动起社会的情绪。无论是发展出现困难，或者是发展过程表现出积极的成就，社会普遍地会在人口要素的变动上寻找到一些相互的关联。

因此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性或者相关性，往往被放大而成为因果性和决定性。例如人口众多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认为是贫穷的原因，作为大国的困难。同样的道理，当前也有不少表象上的研究认为，人口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且会对未来发展带来挑战。

这样认为人口对于发展具有强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力量，甚至渗透在对于城市的理解中。城市化当然是人口在城市部门的增长和集聚，而一个显然的错觉是认为人口超大规模的集聚是带来贫困、道路拥挤、不平等扩大、犯罪率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原因，因此虽然真实的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繁荣带来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但是人们却反而将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作为是造成了“城市病”，及在这种思路下对于超大规模城市进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这种想法，实际上与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总是会超过发展体系所能容纳的上限，从而带来发展崩溃的想法实际上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如果不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对于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实际上人口在历史上往往扮演着发展失败的借口而已。

实际上，至少在短期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说明，人口变动对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认为低生育率，或者老龄化，乃至劳动适龄人口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和二者之间是存在着积极关联关系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例如，即使在常识上认为老龄化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和老龄化同时增长的，乃至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也是持续正相关的。同时，至少在最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在持续下降，但是经济总量却仍在提高，这也说明人力资源的具体配置实际上比单纯人口结构的变动更加重要。

对于著名的人口红利的看法也实际上是“根据结果来论证原因”的自我强化。虽然中国的人口从196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步增长、社会抚养系数下降的“好的人口”，但是直到1970年代后期以后才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截取出1970年后期以后的成功故事，说明人口对于发展具有积极贡献，实际上是片面性地证明着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影响。在积极强调少生快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可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制度因素。

对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来说，究竟是人口决定发展，还是发展决定人口。其关系也往往是后者决定前者，而非前者决定后者。实际上，不是人口决定发展，而是人口变动本身是由发展所决定的。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实际上是发展的结果，人口变动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发展本身则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衡量尺度，例如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的进步和人均GDP的提高。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迁移率的上升，以及伴随着的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引起我们担心的各种“人口危机”，实际上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在相当大意义上都是发展进步的积极表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老龄化危机”、“移民危机”，其实都是臆想的危机，而实际上应该认为是现代性的结果、是发展的成就。

忽视了对人口变动实际上是内生于发展过程的理解，将人口从发展过程中孤立出来，而片面强调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可能遮蔽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真实机制和相互作用的关联。

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影响

在讨论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内生性中，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人口过程一旦形成，对于发展具有反作用和切实影响。而且由于人口过程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人口变动对于发展具有影响实际上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人口同时构成发展的外生性的因素。人口变动产生着历史惯性的影响，产生着长期动态性的影响。否认人口对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抽去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口支柱，这对于理解人口和发展的关系是并不有利的。因为人口是发展要素的重要来源，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给和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影响经济过程，而人口的结构性也对发展体系具有结构性的影响。

人口对于发展过程并不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如果人口变动本身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和由发展过程所塑造，那么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影响。

在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中，人口因素往往对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一个较弱的变量。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受到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共同影响，这些作用放大或者抵消了人口的作用，使得人口对于发展的外生作用显得并非明显、也并非明确。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当前城市中房价的迅速上涨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迁移者进入城市，固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因素，但显然这样的想法是过于天真，而忽略了资本力量在房价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人口变动和当下住房市场价格是完全无关的，但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在研究住房市场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和家庭的变化仍然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将短期内的经济社会波动归因于人口因素，固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其中关联的存在，但是对确认这种关系的显著性仍然要非常谨慎。这也进一步使我们相信，人口变动对于当下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远远不是决定性的，不能将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和制度因素对于发展的不利影响，错误地用人口因素作为其替罪羊。或者过度自信地认为存在一个“人口红利”，而夸大了人口变动对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

人口对发展更主要是远期作用。由于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持续了较长的历史跨度，而且人口的过程更加表现代际影响，使得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更多的是一个长远性和趋势性的影响，是一个长波性的影响。而由于远期人口变动具有显著的非确定性，这也使得人口对于发展的长期影响产生了不确定性。在考虑人口对于发展所具有的作用时，不仅人口变动本身是非确定性的，发展面临着的诸如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技术革命、市场机制等其他因素，也影响人口因素对于发展的作用。

人口要素对发展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确是消极的作用；或者不起作用。重视这些影响在具体社会经济外部约束下的整体作用，才是了解人口变动对于发展产生影响的正确考量。例如随着生育率下降，将会在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源上对发展产生负面的贡献率，但是会内生地带来人力资本的提高，从而对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这种人口过程本身的内生性和复合性，使得简单地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人口越少越好的争论显得幼稚和片面。

因此，过度解读人口对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是简单化了发展的过程，并错误地将人口变动归结为发展的根本原因。从马尔萨斯到马寅初，再到当前不少争论，不管是自信地认为少生了4亿人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是高谈阔论人口危机影响发展的痛心疾首，都是或多或少有着“人口决定论”的简单思维。需要通过对“人口决定论”加以祛魅，才能有助于理解人口和发展的真实关系，在人口和发展的复杂性关联中，发现发展遭遇挑战的根源，以及找寻出路。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人口学会“不惑之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口发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言，经作者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