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的童年：父母的离异是我孩提时代遭受的最大打击

编者按：《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仅用白衬衣、平底鞋就征服了整个世界，斩获了奥斯卡女主角奖。晚年的奥黛丽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获得了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奥黛丽逝世后，美国前总统里根称其为“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人们将会十分想念她”。

亚历山大·沃克用十年时间亲身访问了赫本的儿子西恩和卢卡，生前挚友纪梵希、格里高利·派克，以及特蕾莎修女、伊丽莎白·泰勒、英格丽·褒曼等100多位名人，收集了数万份的一手资料，写出“二十世纪百部杰出传记之一”《奥黛丽·赫本传》。

本文为传记摘选内容，讲述赫本的家族与童年。

奥黛丽母亲的家族都是荷兰人，并且与许多贵族地主、高级军官、政府公职人员和皇室朝臣有关系。

凡·赫姆斯特拉家族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期。奥黛丽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于1900年生在离阿纳姆不远的威尔普的私邸中。艾拉有五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他们一出生就享有男爵或女男爵的头衔。

女男爵艾拉的血统实际上相当复杂，她有荷兰、法国及匈牙利的血统。

艾拉的父亲阿纳德·凡·赫姆斯特拉男爵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在阿纳姆司法部担任副检察长和助理法官，同时担任该市第一位市长，在荷兰海外属地也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威廉明娜女王曾任命他为荷属圭那亚殖民地，南美苏里南的总督。女男爵艾拉开朗活泼，不到20岁就结婚了。她丈夫是一位荷兰贵族、皇家侍从霍恩·让·凡·尤德福。

艾拉短暂的婚姻从未风平浪静过，但这并没有让她对婚姻失去信心。她觉得情况会好转，下一站一定是幸福。这种乐观部分源自她喜欢追求浪漫的性格，使她容易被男人的时髦外表和冲动性格所吸引。

艾拉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奥黛丽的父亲，他身上似乎就有这样的特质。人们常常认为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拉斯顿是一位英国金融顾问。他有部分英国血统，断断续续在金融界工作，但说他是“顾问”有些勉强，或许称他为“冒险家”更合适。

奥黛丽家族相册中，奥黛丽父亲的照片为数不多，在其中一张照片中赫本·拉斯顿身材高大，方下巴，留着精心修过的小胡子。他的发际线很高，接近颅骨，梳理得非常整齐。他的上衣剪裁得体，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显得非常自信。一眼看上去，他不像是那种会在争端中吃亏的人。根据站在露台上握着父亲手的小赫本的年龄来看，照片摄于1933年前后，地点是他们位于布鲁塞尔郊区贝尔赛尔赫特街的家中。赫本·拉斯顿那时大概44岁，比艾拉·凡·赫姆斯特年长十岁或十一岁。

奥黛丽的父亲的确生于1889年，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波西米亚一个叫乌兹格的小镇。由于他父亲是英国籍，他在奥地利的大使馆也登记为英国籍。至少在童年时期他的家庭很富有，因为他家拥有一个糖果厂，这是他母亲安娜的嫁妆。

小约瑟夫·拉斯顿精心打扮过，身穿量身定做的海军装、骑马服、皮短裤照相。他在青年时期的穿着打扮像城里的年轻绅士。从他当年拍摄的时髦的家庭照片中看得出，他自信甚至有些自大，喜欢与美女相伴、享受富裕生活。他很可能被宠坏了。

沃尔特·拉斯顿说：“母亲离婚又再婚后，他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的继父是一个浪荡子，几乎挥霍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约瑟夫很可能不得不依靠他的聪明和魅力来谋生。他有语言天赋，这为他进入各类有用的社会圈子铺平道路，也因此轻易俘获女人们的芳心。

英国国籍给他的社交活动带来很多便利，而他精于计算，或者至少是对金钱的兴趣促使他进入较为传统的国际金融界。

他身上的苏格兰、爱尔兰和奥地利血统让他乐于冒险，善于运用自身魅力，尽管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很冒险而且无法长久。

有关约瑟夫的模糊记载显示，后来他去南太平洋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做金融生意，这符合约瑟夫的一贯作风。

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爪哇拍的一些照片来看，他过着很时髦的生活。一些照片是在马球场上拍的，他穿着漂亮的骑手服装，显得狡黠、勇猛。在另一些照片里，他身穿白色的热带服装与其他欧洲人在画室或绅士俱乐部逗留，环境优雅舒适，屋内设施奢侈，只有房间里一些典型的热带花卉和植物提醒人们这里不是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约瑟夫·拉斯顿，或者说赫本·拉斯顿（他那时已这么叫自己了），无疑生活得相当滋润。

根据最早的英国相关官方记载，1923年到1924年，他登记为JVA拉斯顿，为爪哇苏门答腊岛名誉领事。女男爵艾拉在第一次去苏门答腊见父亲时认识了赫本·拉斯顿，她的芳心一下子被他俘获。回到阿纳姆后，她感到她与霍恩·让·凡·尤德福的婚姻因双方倔强固执的脾气而摇摇欲坠。尽管生了两个儿子，伊恩和亚历山大，艾拉还是离了婚。

随后她去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她知道赫本·拉斯顿住那里。他们于1926年9月7日在雅加达结婚。这是一桩源自真爱的婚姻，赫本·拉斯顿没有任何钱财。这非常不符合凡·赫姆斯特拉家族的结婚传统，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女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29年5月4日凌晨3点，在布鲁塞尔市郊克恩弗尔德大街的48号，女男爵在一幢舒适、宽敞、隐蔽的房子里生下一个女儿。她父亲的出生地被错误地记录为英国，而拉斯顿一家被登记为居住在英国的福克斯顿。这表明奥黛丽的父亲努力确保他的英国国籍不被怀疑。如果父亲出生在奥地利，可能对婴儿的国籍会造成很多困扰。

出生证的见证人之一声称是英国领事馆的女秘书，她的签字更能确保奥黛丽父亲的国籍为英国。她的出生证上姓氏一栏只写了“拉斯顿”，没有提到“赫本”。孩子被命名为奥黛丽·凯瑟琳·拉斯顿。而赫本这个姓氏源自她父亲在之后家族资料中的发现，由此奥黛丽的全名为奥黛丽·凯瑟琳·赫本·拉斯顿。

奥黛丽是一个胖胖的婴儿，身材矮小，脑袋很大，丝毫看不出她今后会拥有一副纸样单薄、像精灵一样的身材。她4岁左右的一张照片中她剪着典型的“荷兰女孩”发型，但是左边眉毛上方留有顽皮的厚刘海。她是个活泼、充满好奇心的小孩。

她的父母喜爱音乐。育儿室里经常流淌着留声机播出的优美旋律。后来她问母亲：“音乐有什么用·”母亲告诉她：“为了跳舞。”等她稍大一点，她被带到英国。一天，在福克斯顿的一个公园里，她在母亲身边蹒跚学步，母亲忽然发现她不见了。惊恐万分的艾拉走近一个围满保姆和婴儿车的舞台，她看到女儿正跟着军队吹奏的流行音乐跳一种奇怪的舞蹈。

家里还充斥着另外一种声音——父母的争吵声，这令小女孩感到很不安。艾拉和她丈夫的脾气一模一样：有主见、很自信，有些固执。丈夫凯尔特人式的任性从不屈服于妻子荷兰式的顽固。奥黛丽后来回忆说，当父母开始激烈争吵时，她常常躲在餐桌下面。在奥黛丽后来的生活里，人们从未听到过她对任何人高声说话。

虽然奥黛丽父母的脾气不对头，但是他们把女儿培养得非常好。相对于赫本·拉斯顿来说，艾拉对女儿更为严厉。纵使第一次婚姻失败，现在这段婚姻又时不时地关系紧张，却一点没有影响到艾拉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看重加尔文教义所说的努力工作、自律、善解人意，同时从未忘记基督教科学教精神。等到奥黛丽长大到能够明白这些戒律时，艾拉要求她积极面对生活、亲身实践。

不久奥黛丽就发现了母亲的缺点：她很关心女儿的生活，却无法表达对女儿的爱。从幼年时期开始接受这些生活戒律，这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极好地平衡欲望和责任，激励人努力奋斗，拒绝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这很好地解释了奥黛丽·赫本为何在名声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克服压力、抵挡诱惑。

到20世纪30年代，赫本·拉斯顿夫妇开始频繁地与右翼政治接触。或许人们会认为女男爵会批评掌权后的国社党在德国越来越嚣张的气焰。但是人们不要忘了希特勒对于艾拉家族所属的金融家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吸引力。欧洲的旧贵族感到他们可以和德国元首“做生意”。不管怎么说，对于艾拉这样性格的人来说，为了民族强大，坚定地支持一个狂热的号召（当时还没有定义为纳粹信条）是很自然的事。她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浪漫主义者，容易被像元首那样的铁腕人物所吸引。正如她的婚姻一样，她迟早会后悔，只是还不到时候。

奥黛丽基本上没有受到母亲轻率地亲近法西斯的影响，或者她将这种影响藏了起来。奥黛丽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父亲接近法西斯带来的悲惨下场。

最终在对待法西斯态度的分歧之下，1935年下半年奥黛丽父亲出走。几年后，奥黛丽父母离异，赫本·拉斯顿从此离开妻女。奥黛丽从不谈起导致她父母婚姻破裂的原因。众所周知，女男爵不再像丈夫那样热衷于法西斯了。很可能那时候与荷兰政治、国际金融和皇家法院有紧密联系的凡·赫姆斯特拉家族提醒艾拉应理智行事，至少要做到谨言慎行。

50年后奥黛丽回忆说：“当时我崩溃了，每天不停地哭。父母的离异是我孩提时代遭受的最大打击。我崇拜父亲，从他失踪的那天起我就非常想念他。在我才6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能经常看到他，我就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爱。事实上我嫉妒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他们脸上挂着泪珠回到家，因为他们有父亲。我母亲非常爱我，但是她不会表示出来。没有人拥抱我。”

和丈夫分开后，艾拉打算立刻带孩子回荷兰。她直接回到了阿纳姆的家族小庄园。据目前所知，没有发现赫本·拉斯顿去看望艾拉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奥黛丽同母异父的哥哥伊恩和亚历山大一直和女男爵一起生活。不过他们经常去海牙和父亲住一段时间。渐渐地他们在外表上比奥黛丽更像荷兰人。他们与奥黛丽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但是不亲密。

父母离异后，奥黛丽的生活再次发生变化。人们通常会认为她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钱财无忧。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艾拉家境殷实，她父亲曾做过殖民地长官，不要忘了他需要供养六个孩子。尽管退休前他做过法官和市长，拿双份退休金，但也无法奢侈地生活。他们需要合理安排金钱。奥黛丽一家并不住在别墅或其他类似豪宅中。随后不久，艾拉搬到阿纳姆一条大街上的一所小巧舒适的公寓里。她不缺钱，但是并不十分富有。她找了几份临时工作。她很幸运，有奥黛丽这样乖巧可爱的孩子，愿意随时帮助她。

“奥黛丽进了阿纳姆一所叫作塔姆鲍尔斯·巴斯的学校。因为父亲是英国人，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同时因为在布鲁塞尔长大，她的法语也讲得很棒。她荷兰语讲得也不错。艾拉一直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很会精打细算。她经常关注各种机会。她乐意帮助人，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员’。奥黛丽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尽管她没去上大学，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女儿回忆说奥黛丽很有音乐天赋。”

奥黛丽和她母亲并没有一直住在阿纳姆。1937年有一段时间，她们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肯特郡。奥黛丽开始在伊尔哈姆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念书。伊尔哈姆是一个很美丽的内陆乡村，离福克斯顿不远。奥黛丽在里格登姐妹开办的学校读书。学校位于村庄广场，一共约有14个孩子，从5岁到13岁不等。其中有个女孩和奥黛丽的年龄差不多大，名叫琼·霍金斯。琼（现在的福德夫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她叫奥黛丽·拉斯顿。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不仅姓拉斯顿，也姓赫本，和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的姓一样。’”

琼·霍金斯的纪念册留有奥黛丽童年稚气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与她交好/不要告诉她你的秘密/假如她背叛了你/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秘密”。上面的日期写着1938年9月8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奥黛丽正经历着本不属于她这个年龄所应承受的压力与责任，她要为赫本·拉斯顿一家的家庭背景保守秘密。这首诗抒发了她对友谊的渴望，真挚动人，也表明她迈出了成长的重要一步，而且她渐渐地从失去父亲的创伤中痊愈了。奥黛丽过的是典型的英国乡村儿童的生活。“她有一点外国口音，”琼·霍金斯回忆道，“她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唯一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经常去福克斯顿学习芭蕾舞。”

奥黛丽和伊尔哈姆的英国小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结束得很突然，琼·霍金斯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但是肯定是在1939年，很可能在奥黛丽10岁生日前。那时女男爵住在荷兰。琼看见奥黛丽提着一只很小的旅行包，头戴一顶白色贝雷帽，走进一辆出租车。“它沿着大街开，超过运煤的货车，消失在去福克斯顿的路上。我想她是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黛丽·赫本。她突然离去，应该是发生了紧急情况。她都没时间和我们这些朋友说再见。我们没有想过她会突然来到我们中间，又像谜一样地离开了我们。”

艾拉·凡·赫姆斯特拉的亲戚在荷兰政府工作，他们认为国际环境非常不稳定，她和奥黛丽留在英国不安全。如果战争爆发了，艾拉宁愿和她在荷兰的家人待在一起。但是当她在阿纳姆时，这一切变得格外迫切。在焦虑面前，她暂时埋起了对前夫的怨恨，她联系到了在伦敦的前夫，要他照顾女儿，使奥黛丽安全乘机回家。这就是为什么奥黛丽突然离开伊尔哈姆，来不及跟朋友告别、甚至无法告诉他们她将去往何方的原因。可能女男爵觉得应该处事严谨，不应流露出她对英国在安全上的顾虑，她认为战争一旦爆发荷兰比英国更安全。

父女俩在滑铁卢车站相见。这是自从父亲从布鲁塞尔郊区的家里出走后奥黛丽第一次见到他。许多年后，她告诉朋友：“就像《铁路上的孩子们》里的场景。”《铁路上的孩子们》是奈斯比特写的一本儿童经典读物：一位被送进监狱、失踪很久的父亲出狱后与女儿重逢，他从火车上下来，女儿穿过蒸汽的白雾跑向他。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赫本·拉斯顿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监禁生活。

他目送奥黛丽登上一架荷兰飞机。奥黛丽记得飞回荷兰的旅程像一个梦，梦中一切事物都比现实中更大、更亮，“飞机是一架橙黄色的飞机……它飞得非常低……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奥黛丽·赫本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