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齐国的权力结构和齐君权力的增长

按现在的眼光看来，齐国的社会制度相当先进：齐国在各国中率先完成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并善用其滨海优势“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世家》），获得诸多商业资源。由于重视工商业，齐国相应也注重理财，由此而臻富强，“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利，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与当时诸国（尤其秦国）那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不同，齐国的工商业、都市均繁盛一时，最能表现其经济力量之强的，便是齐国的刀币侵入燕国，连强盛一时的赵国也在三晋通行的布币之外兼用刀币。不仅如此，齐国政治上施行分权，文化活跃，严耕望总结说：“盖民富则不免作知识的追求，国富故能尊养天下学士，有稷下之盛。……凡此皆见齐国为工商发达、政治自由、民性活泼、学术兴盛之大国风范”。

这是一种与后来一统天下的“两千年秦制”迥然不同的社会体制：秦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农本思想、文化专制”，而齐国却是地方分权、重视工商、文化多元而开放。按《齐国史》一书的看法，“齐地先民是大陆民族中的海洋民族，齐文化是内向封闭型文化中的外向辐射型文化，是静态文化中的动态文化，齐国是农业型国家中的海洋国家”。但中国文化的悲剧是，在战国群雄的争霸中，齐国却无法胜出。

历史学家都承认，频繁的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不过，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的战争还并没到极其残酷的地步，也没有哪个诸侯国能将其它所有国家全部消灭，因此战争的目的除了领土扩张外，往往更多的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攫取霸权。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提出，在当时的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而当一个国家不得不调集大量国内资源以赢得战争时，它就会向着军事科层制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最终通过商鞅变法的秦国能在残酷的战争中胜出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一彻底的法家改革创建了“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赢家通吃的战争局面中立足”，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就“奠定在国家对社会进行彻底控制的能力之上”。尽管秦制令人痛恨，但却被实践证明为一架极其高效的战争机器。

与之相反，齐国几乎是另一个极端。正如周振鹤发现的，战国时代，“七国之中，唯有齐国未曾实行郡县制，这是很特别的。齐的地方行政制度偏向于分权，采取了五都之制。”五都制的具体情形已难以厘清，但大体上正如刘勃在《战国歧途》中所言，“比之封建制属于集权，较之郡县制则该算分权，可以认为是封建和郡县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种制度下，齐国除了首都临淄之外，另设平陆、高唐、即墨、莒四个都邑；齐国没有郡，县虽有而极小，这很大程度上是旧时代的残余。

直至春秋时代，大部分邦国都不是领土国家，国君的领地并不是连成片的，在城邑之外有大量无归属的荒地，是故前627年崤之战前，秦军千里奔袭，行军至郑国附近才被商人弦高发现，而齐桓公助燕国伐孤竹，归途竟至迷路，依靠老马识途才得返国，可见沿途极为荒芜，无人可问路。在交通设施、通讯技术尚不发达的上古，由星罗棋布的城邑分权治理的模式当然更能因地制宜。直至战国时代，郡县制和采邑制度始终同时存在，这种都邑具有高度的独立自主性，或为国君复辟的基地（郑的栎邑），或贵族称兵一方（如齐的庐邑），或单独与外敌作战订盟（如鲁的龙邑），而这种独立性的基础就在于都邑的贵族自有武力，“一座城的陷落意味着统治它的贵族之垮台”。这种情况下的大夫/贵族就是一个拥有世袭土地和地位的小国君，因而“世族的大夫在他们的封土内，可以自由筑城，可以自由设置军队”，这在春秋时代本是常态，其实力之大甚至足以与大国开战。此种情形在战国之后逐渐消亡，但在齐国却得以有一定的保留。

齐国的五都制可说介于采邑制和郡县制之间。这原是管仲所设计的一种军政合一制度，这将齐国全境分区统辖于五大都邑之下，每都设一都大夫治理辖区军政要务。相比起当时各国普遍松散的采邑制，这已相对集权化，并兼顾了齐国分散控制、边境防御和延长战略纵深的需要，但又远不及一统的郡县制集权高效，因为五都本质上仍是一种分权体制，各有其选练的常备军，不相统属，以至于齐国西境的国人只在赵国入侵时被征为兵，而北境国人也只在燕国侵齐时被征入伍。据《战国策·燕策一》：“王（齐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又《史记·燕召公世家》中亦有“五都之兵”的说法。这些均可证明齐国在出征时必须从五都分别调集军兵。也正因此，当燕军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之后，即墨的齐军仍有复国的力量。

与郡县制那种直属于国君的垂直权力构造不同，采邑或五都均是氏族集团（巨室贵族）的权力基础和政治资本，因而国家政治自然呈现出分权的倾向，政事非一人一王所能专，正如杜正胜在《周代城邦》中所言：“城邦时代的贵族有力也有权废立国君，这是氏族社会的遗习，不能一概以‘乱臣贼子’目之”，因为“城邦时代‘国’的政治原本操在氏族贵族集团之手，国君不过贵族之一而已”，“干预国君废立是贵族气焰高涨的绝好的指标，由此可概其他的政治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特殊情形就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不彻底，五都制是一种“半生不熟的集权制”，这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留出了活力的空间，但在政治上阻碍君权无限膨胀，在军事上则造成指挥作战的不统一。从考古遗迹来看，战国时各地涌现出的新型国君墓葬日渐庞大奢华，普通贵族成员的墓葬根本无法相比，“直接反映了日益专制的统治者不断增长的权力和旧的世袭贵族的没落”，其中“国君权力的膨胀在秦国出现得特别早，而且也变得特别显著”。

齐国虽然也有大体相似的趋势，但国君的地位却没那么凌驾一切，在当时各大国中，除了晋国因公室衰弱而被三家分晋之外，就只有齐国经历了尽废国君的“田氏代齐”事件，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在齐桓公之后，齐国经历了近140年的政局动荡，十二次更换国君，其中五君被杀，五君在权臣把持下即位，权臣陈僖、陈恒父子两代竟废晏孺子，立悼公、杀悼公，立简公、杀简公，再立平公，完全操纵了国君的废立，并自这一年（前481年）起世袭齐相，到前391年田氏放逐齐康公，前386年齐太公田和正式列为诸侯。尽管传统儒家经典都认为这是由于田氏更能得民心，但此事显然证明齐国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在经济活跃的地方，有参政权利的“国人”力量大，所以民心向背就能决定政权的兴亡，但这在秦国可能吗？

在田氏代齐之后，齐君的权威已经有所增长，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在纳谏之后烹阿大夫，这在春秋时代采邑尚有自主权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此时的“大夫”已经是国君的僚属而非春秋时代自有独立性的贵族了。正因此，阿大夫才有足够的动力贿赂国王亲随以“求誉”，因为齐王的意志决定了他的升迁；但即墨大夫恐怕正因即墨是仍保留一定独立自治性的五都之一，因而并不怎么热衷于此——从事后来看，齐威王也并不是在官僚体系内将他升官，而是“封之万家”。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支配的主要模式是“君臣原理”，而非在郡县制架构下国君支配“民”的“君民原理”。邢义田也发现，与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刻意造就的那种小农家庭为主干的政治结构不同，“东方六国，尤其是齐和楚，家族或宗族的力量似乎一直相当强大”，相比起秦国，齐国这样的社会结构可想也会阻止国君的权力向下渗透。这种分权有其优点，但在面临激烈战争时，其动员效率可想不及郡县制那种等级有序的官僚体制强大。日本学者工藤元男认为，“商鞅的耕战制度将所有成年男子变为耕战之士，这是一种以县为单位进行战争的体制”，而最初的县正是作为军事、交通上的据点而设置的。再加上秦国按绩效奖惩的严密体系，这一切都使得秦国的战争机器能更有效地应对战争的挑战。

在战国末年，齐国长期保持消极自保的状态，前242年秦置东郡，本土已与齐接壤，但齐国仍不加防备，不参加反秦活动。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和齐国“事秦谨”政策，使“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只要不受秦国进攻便一直善交秦国。到最后秦国攻下齐国时几乎未遭任何抵抗。

然而，在亡国之后，齐地却是原楚国之外反秦最激烈的地方。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从事非暴力反秦的人物，各国遗民皆有，而以齐国为多。”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六国豪杰纷纷起来反秦，其中齐国又是最特殊的，陈苏镇发现，“秦末之赵、燕、魏、韩等国都是从楚派生而来的，是楚军略地的结果”，唯有齐国反秦是齐国旧贵族、豪强依靠自身力量乘乱复国，然而他们的复国却满足于自保：“齐人赞成反秦，但无意于亡秦，目的只是复国。故齐叛秦自立比赵、燕、魏、韩来得坚决，也来得顺利，但既不接受楚为纵长，也不积极参与灭秦。”

他们均未指出原因为何，但从齐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来看，恐怕恰是因为它原本并未实行郡县制。日本学者工藤元男注意到，秦统一六国后废止封建制，推行一元集权的郡县制，“但不知为何，却没有引发宗室贵戚和封君的叛乱”，他认为，“这是因为统一六国前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故秦之地郡县化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么唯一从未施行郡县制、又是最后才被秦国吞并的齐国，对此可想是最不习惯这套严苛制度的。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有一句精辟的断言：“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秦、三晋与土耳其类似，都是严密控制的国家，但一旦将其中央政权打垮后却好办，因为这样的社会本来就缺乏国家之外的其它有组织力量；而齐国则恐怕与法国类似：力量分散多元，易于被各个击破，但也正因此，一旦被征服之后却会有此起彼伏的抵抗力量。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也是齐国政治结构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最优长的地方也是它最大的弱点，而对征服者来说，它的另一些弱点在特定形势下却又是它最难对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