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启示录｜为何“修昔底德陷阱”无法解释大战的爆发？

【编者按】

本文是“一战百年启示录”的第二篇，回顾历史，一战的爆发很难说是英德两国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一战前的德国更像是一个想要保持现状的新兴强国，英德矛盾也并没有我们一直认为的那么剧烈，甚至在一战爆发前几年还有所缓和。

以此观之，“修昔底德陷阱”无法解释一战的爆发，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德国最终挑起了一战？我们还可以进而追问，多级体系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轴，是否真的可以概括为新、老强国之争？

新兴强国与老牌的守成强国之间难免发生碰撞甚至战争，这是国际关系史中一个多次出现的现象。近年来，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尤其“代表性”的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的战争常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将雅典与斯巴达的这场战争描绘成新老强权的对抗。今天被提及甚多的一个问题正是：中国和美国是否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当然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检索。在这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际的十多年中的英德关系是被提及最多的案例。今天，如果我们提到“修昔底德陷阱”，通常会首先想到当年的英德矛盾，想到一战。按照流行观点，在一战前，德国是典型的谋求改变现状的新兴大国，英国则是典型的谋求维持现状的老牌强国或霸权国家，英德兵戎相见的一战则是英德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体现。

但是，上述观点或有偏差；或者说，围绕一战发生的历史案例与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主流认识多有不一致之处。对此，主要谈如下三点。

当年的德国是谋求改变现状的扩张性国家么？

在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日常理解中，新兴强国常被说成谋求“改变现状”甚至要通过战争去改变现状的扩张性国家。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看待一百年前的德国的。

但是，当年的德国即便被视为新兴强国，仍更像一个总体上想“接受现状”或保持现状的国家；至少，其挑战现状的咄咄逼人程度或远弱于今人通常的认知。

德国挑起一战常被视为其挑战现状的扩张性欲求的典型体现。德国为何要挑起一战？最常见的解释是，当时的德国发展了，壮大了，但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兴强国，它所控制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空间不如英法这样的老牌大国多，所以心理不平衡，用战争去改变现状，谋求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空间。

但是，这种观点如今在国际学术界基本已被摒弃或边缘化，因为难以证明上述经济欲求是当年德国挑起一战的主要动机。仅列若干理由如下。

1、一战前的德国有着发达的对外经济联系，而大战会破坏这种联系，从而破坏与之相关的德国业已拥有的重大经济利益。原材料进口占德国进口的比重在1913年达到了57%，外贸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13年近40%，一战中与德国作战的英法俄都属于德国在战前的最重要贸易对象国。

2、一战前夕的德国经济形势是处于上行或改善中，而在经济向好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战有悖常理。德国的出口在1907-1912年间增长了31%(进口增长22%)，在1913年则是在191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0%左右。

3、一战前的德国在主要的工业产业中拥有强大优势，这也意味着，不通过战争而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德国或也能够拥有较好的经济前景。在钢铁、造船、机械制造这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主要工业部门中，当时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谓数一数二；而就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化学和电气产业而言，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可称是世界第一。

4、一战前的德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这也非常有助于德国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上风。自诺贝尔奖在1900年创建起，至一战发生之际，德国是世界上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数量最多的国家；在1910年，世界上出版的科学文献中有40%左右是德语文献。

5、一战前德国拥有堪称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劳动力，这也非常有助于德国进行和平的经济竞争。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准如今被视为“德国制造”享誉世界的重要原因，而它在一战前就已是世界第一；在1913年这一年中，德国的每个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工程类学生比英国所有大学毕业的工程类学生加起来都要多；在19世纪末，德国的文盲率就只有5%，远低于英国尤其法国。

6、在上述背景下，一战前德国经济界的很多巨头对经济前景有良好预期，认为维持和平更有利于德国经济。“钢铁大王”斯坦尼斯在一战前夕断言，只要和平得以延续，德国毫无疑问将掌握欧洲的经济主导权；在一战开打前一周，大银行家瓦伯格在与皇帝威廉二世共进早餐时也力主维护和平，其理由是：只要和平延续，德国每一年都会变得更强大！

7、极重要的一点：作为一战导火线的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28日发生，此后的一个月是大战来临前的风雨欲来阶段，但根据今天能看到的关于该阶段中德国最高层决策的档案或其他史料，似乎没有哪位德国领导人说过，德国应出于经济需求而选择战争。换言之，“犯罪嫌疑人”在这方面是“零口供”。

鉴于上述，至少不能说，当年的德国是首先出于经济需要，企图用战争改变现状。

从其他方面，也有若干理由认为，德国更像是一个维护现状国家。如今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一战的发生首先源自列强在在欧洲内部而非海外的矛盾。而在欧洲，德国是力图维护德法间的领土现状的，想从德国手中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是法国人；就对欧洲领土现状做重大改变而言，法国更像是现状的挑战者。巴尔干地区被视为一战前欧洲的火药桶，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在巴尔干发生的，而德国在一战前更倾向于维持巴尔干现状，俄国对该地区则更具进攻性或扩张性。

一战前夕的英德矛盾有那么突出么？

既然一战前的德国更像接受现状的国家。那为何德国还要挑起一战？先要回答：一战前夕的英德矛盾是否确实严重到令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按照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流行理解，主要的新兴强国与主要的老牌强国的矛盾是国际体系中的首要矛盾，它们之间战争的发生是彼此间矛盾日积月累、愈演愈烈的结果。今天，对一战前英德矛盾的认识通常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也有夸张之嫌。

当年的英德之间确有明显矛盾，这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军竞争问题，德国的海军发展被英国视为重要挑战；二是包括殖民问题在内的海外利益竞争问题，比如在非洲和近东；三是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问题，这主要指：英方担心德国会在欧陆发动战争，并由此获得欧陆霸权；德方则期望英国在可能发生的欧陆大战中保持中立，不要援助法俄，英方则一直拒绝给出中立承诺。英国作为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对欧陆长期奉行均势政策，即防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某大国主导欧陆，一战前英国对欧陆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均势局面下的和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有不少因素制约英德矛盾的发展。仅就英国方面而言，有如下因素。

英德间经贸关系紧密，两国在欧洲互为最大贸易对象国;两国同属日耳曼族群，且同属新教国家，两国的王室和贵族群体之间多有基于通婚和血缘的亲缘关系。在此背景下，英国国内的亲德情绪并不少见。

英国对欧陆长期奉行均势政策使英国既要防止德国变得过于强大和过于具有进攻性，也要防止地处中欧的德国变得过弱，起不到有效制衡其他大国的作用。

在英国国内包括决策层中，还明显存在如下担心：即便德国是一个威胁，但如果在和平时期对德国的打压和孤立“过重”，有可能物极必反，让德国人出于对前景的悲观而铤而走险和选择战争。

从19世纪末起，在自身相对实力下降、他国崛起且对英挑战上升的背景下，英国的基本政策就是谋求谅解、协作和回避激烈对抗，1902年的英日同盟、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约都是例子，英国对德国也有此意愿，两国在1900年前后还曾谈判能否结盟(德国其实曾是英国谋求谅解和协作的首个对象)。

至少从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代的中后期起，以工业革命完成、议会改革推进、自由贸易的推行等为背景，英国对外政策愈发受到“激进派”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张限制军备开支和武力使用，希望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内福利，倡导有别于传统外交的国际协作，推崇道义在国际政治的作用。

1906年至一战发生之际，在英国执政的是自由党(激进派在该党内有很大势力)，该党比保守党更关注国内问题和提升民众福利，换言之不想在对外关系和军备上耗费太多精力。英国与俄国虽然在1907年达成了一个协约，大体结束了两国间持续几十年的对抗，但英国国内仍不乏对俄国的忧惧，一战前两三年里英俄在波斯的争斗也在走强。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一战前的英国对德国采取的是以维持和平为目标的刚柔相济的政策，而非一味打压。今人时常认为，一战前英国和法俄组成了“协约国”集团，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对抗，这不尽符合史实：英方一直担心，自己与法俄过于亲密可能让德国更急于冒险，让法俄对德更具进攻性；英方一直避免建立英法同盟关系，与俄国更是几乎没有真正的军事协作；英方还刻意避免公开使用“协约国”这个词，以免让德国人认为英国与法俄是“铁哥们”。

在一战前十年中，德国海军的强势扩充是英德矛盾加剧的首要原因，英方一度想以德国在海军问题上对英让步作为英国在其他问题比如殖民地问题上对德让步的条件，但到1911年后，随着德国海军扩张的后劲不足，以及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体现的战争风险的加重，英方改变了做法，谋求在搁置海军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其他议题上的进展去缓和英德矛盾。

这样，在一战前两年中，英德矛盾反而明显缓和，双边关系反而进入了十余年以来的最好时期：英德海军竞争趋于缓和；双方就海外利益问题也达成了重要妥协。比如在1914年春(离一战开打只有三个多月)英德订立了关于中东的一个重要协定，近似于针对今天的土耳其至伊拉克这一大片地区，划分了彼此的势力范围；在两国高层，为英德关系的改善点赞的言论也频现。与此相关，德方对英国会在未来欧陆大战中保持中立的期待也在上升(虽然后来的情况表明，德国人想多了)。

在上述背景下，如下文所述，至少就一战前两三年而言，德国与法俄尤其与俄国的矛盾而非英德矛盾才是国际关系中的更重要矛盾。

一战主要是源自两大新兴强国之间的矛盾

既然德国不那么像是要改变现状的扩张性国家，而且一战前的英德矛盾不那么激烈，那么为何德国挑起一战，或者说要对一战发生负最大责任？

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聚焦于某一个新兴强国与某一个老牌强国或霸权国家的对抗。但是，国际体系中有多个强国，新兴强国也往往不止一个，决定国际体系的根本变革的往往是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而非新老强国之间的竞争。

一战的发生主要源自两个新兴强国之间的矛盾，而非德国与英国这对新老强国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新兴强国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俄国。

俄国在18世纪后期就已成为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重量级参与者，到一战前一直都是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一大主角。因此，一战前的俄国习惯上被视作典型的老牌强国。但是，俄国是欧美列强中最后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在苏联时期)，它在一战发生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此时工业化的速度很快。俄国本就地大物博，人力资源丰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或实现必令其国力大幅跃升，后来苏联的国力和世界地位就是例证。在一战前夕的两三年中，对于工业化背景下俄国力量的快速增长，表达肯定、赞羡甚至忧惧的国际舆论已不少见。如果判定某强国是“老牌”还是“新兴”的标准不是其既往履历，而是其相对于他国的国力变动曲线，一战前夕的俄国更应被视为新兴强国。

根据目前国际学术界中占优势的观点，德国挑起一战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对法俄尤其俄国力量上升的担心：在德国决策层看来，随着俄国力量的增长，德国与两大对手法俄的力量对比将对德国愈发不利，德国甚至可能首先遭到法俄的进攻，那么，与其坐等危险的步步逼近，不如先下手为强，尽早发动“预防性”的大战。

在一战前夕的德国决策层中，主张德国为夺取经济利益而发动大战的言论难得一见；但表达对俄国力量增长的恐惧、考虑或主张德国应尽早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言论却很多。比如，首相贝特曼说：未来属于俄国，它在日益成长，并正成为我们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噩梦；在他们在波兰的战略性铁路完工后，我们的地位将摇摇欲坠。总参谋长毛奇说：继续等待意味着我方机会的越来越小；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两三年内将增强到无法应对的地步，德国应在多少仍可与其匹敌时发动预防性战争。威廉二世说：俄国的战备计划可能是为了在1916年进攻德国，现在就进攻或许比等到俄国准备完毕时更好？任何人如果不认为俄国和法国正致力于及早对我们开战而且我们应采取适当反制措施，都应被送进疯人院！

对这些决策者来说，德国的预防性战争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现状”，是为了防止法俄在将来“破坏现状”，它首先是一场以维护德国的安全为目标的防御性战争，虽然德国采取的是进攻性手段，而且在开战后难免会夺取对手的领土。与此相关，也有人指出，德国虽然应对大战的爆发负首要责任，但就德国挑起一战的动机而言，它是否依然可被视为一个想“维持现状”的国家呢？

所以，一战的发生主要源自德俄这两大新兴强国之间的矛盾，源自先实现工业化的德国对后实现工业化的俄国的忧惧。按照这一先后顺序，如果将德国视为俄国面前的老牌强国，将俄国视为德国面前的新兴强国，也非一点都讲不通。若这样，一战的发生也可谓新老强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体现，但该“陷阱”是存在于德国与俄国之间。如果按老习惯将俄国视为老牌强国，将德国视为新兴强国，亦是如此。如果认为霸权或准霸权国家(比如当年的英国)与新兴强国的战争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形态，那主要源自德俄矛盾的一战仍属于“非典型”。

在一战打响后，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进攻威胁到了英国的关键利益，英方遂决定对德宣战。这可被视为英德间“修昔底德陷阱”的体现，但显然不是一战发生过程中的主旋律。

结语

鉴于前述的三大点，总体而言，一战的发生难言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体现，至少不是英德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体现。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历史研究，研究者们应更多关注国际体系尤其多极体系中大国间关系的复杂性，更多关注新兴强国之间的关系。新兴强国与老牌强国或霸权国家的关系未必总是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轴。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