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现代性的思考，如何影响对史前人类普遍性和独特性的认识

1868年3月，法国地质学家路易·拉尔泰（Louis Lartet）在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克罗马农洞穴发现了早期人类遗骸，将其命名为“克罗马农人”。这些人类生活在大约2-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属于晚期智人，一直被视为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而生活年代更早的尼安德特人，尽管早在1856年就被人们发现，却一直被认为是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灭绝的独立物种，甚至不被认同为“人类”。直至2010年以来，一系列基因组比对研究发现，大部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基因中，都含有少量尼安德特人的遗传信息。这些发现从根本上颠覆了史前史的学科分野，也对有关人类“现代性”的普遍认知提出了质疑。

今年正值克罗马农人发现150周年，巴黎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却以“尼安德特人”为主角策划了一个纪念展览，从3月28至明年1月7日展出。为配合展出，参与策展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博物馆内举办主题为“现代性与史前史：人类的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研讨会。

10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生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项目专员，文化、空间与社会考古发掘与研究实验室（TRACES）研究员尼古拉·泰桑迪耶（Nicolas Teyssandier）的文章《史前史中的人类普遍性和差异性》，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核心主题，并邀请普通观众报名参与相关话题的现场讨论。

从史前考古的学科分野之初，科学家就已经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划了一条现代与非现代的界限。如今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现代性”的概念。

史前史无处不在。每有惊人发现，媒体必广为传颂。拉斯科或肖维岩洞举办壁画复原展，人们都争相去参观。我们从中了解人类的起源和古老的祖先，了解艺术和符号的诞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文字书写的开始以及国家的出现。通过这些无从追溯的上古时代，人们总结出一些人类普遍共有的属性。

于是史前史成了共相的历史，连篇累牍的考古学文献正是以此来打动人心：图尔卡纳湖畔的第一批石制工具，距今三百多万年，它们和奇伟的肖维洞穴岩画一样，都是人类使用工具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们脱离了某个人类个体或集体的记忆，没人能将它们据为己有。它们因此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世界遗产，是界定史前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位置的关键。

今天，有一个概念在这些远古时代中划下了一条界线，它就是“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形成要归根于人们为了捏合“人类进化”和“人类基本文化共性”这两种理念所作的努力。19世纪下半叶，史前史学科创立伊始，“现代性”的观念便随之萌芽，只是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命名。接受进化思想就意味着必须确定“人类”在何时何地真正“完全形成”，将我们最直系的祖先从诸多“化石”形式中区分出来。二十世纪初，人们确立了一套考古学特征，用以在解剖学和行为学层面上区分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出现骨制工具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装饰物品，甚至开始绘制图形艺术，这在两种人类之间划清了界限。

二十世纪期间，现代性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为了更好地拥抱现代全人类，跨越了人类行为或身体上的差异。种族隔离主义或优生人种改良的意识形态，都曾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进而在西方及其他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次现代性坚定地站在了普遍性这边：不是用来区分不同民族，尊己而卑人，而是将他们合为一体，聚集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精神能力和象征性思维能力在智人的判定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尽管这对于史前史学家来说无疑是最难以辨识的特征。

要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能将所有当代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能力，就需要回到过去定义它何以如是。而这样做，现代性就会被理解成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意义沉重的概念，并时常在科学家试图对我们的当代社会做出回应时被引用。在访问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起源中心”（Origins Center）博物馆期间，我很惊讶地看到了这一概念政治用途的标志性范例。这座博物馆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在2006年创立的，致力于挖掘并弘扬非洲南部土著民族桑人（或称布希曼人）的历史。

考古学研究通过追溯第一颗穿孔贝壳、染色石块和镌刻有几何线条的骨制长矛诞生的年代，确定了桑人的起源距今超过7.5万年，而同样的特征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大约在4.5万年前才伴随着智人的迁徙进入欧洲”。据此，人类的现代性就有可能其实源自非洲南海岸，而布希曼人则成了其最直接的继承人。这样一来，考古学等于是为这些曾在1948年和1991年间遭受种族隔离的土著部族及其后代正名了。这真是一场振兴土著民族及其命运的科学实证！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普遍性与差异性是围绕现代性概念的基本问题，借由1990年代在人类学博物馆举办过的一个展览宣传语中所说的，同为父母，各有不同（Tous parents, tous différents）：我们都属于同一物种，共享从同样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但我们每个人的遗传标记对于自己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承认人性普遍性的同时要接受差异性，接受它能够互相融合，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肤色、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命运。

因此，这一概念在史前史和人类进化思想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科学层面上，它能用于辨别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遗憾的是它颇有局限，很容易陷入现代与非现代二元对立的僵化辩证法。更何况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所谓现代性并非智人的特权。尼安德特人，甚至其他类人物种，也发展出了“现代”形为，他们同样会埋葬死者，使用染料，制定狩猎计划，给贝壳穿孔制作装饰品。

这次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现代性与史前史”研讨会，旨在反思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使科学界能够更好地面对并承担起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地了解现代性概念如何广泛影响到史前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乃至考古发现的历史重建。通过史前史与其他人文学科（人类学、哲学）及生物科学（遗传学）的观点碰撞，力图通过了解久远过去的人类社会，去更好地理解今天该如何和谐地表达人类的普遍性与个体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