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具有决定性的不是1933年，而是我们知道奥斯威辛的那天 | 纯粹访谈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

1964年10月28日，汉娜·阿伦特与Gunter Gaus的谈话在西德电视台播出，当时Gunter Gaus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后来他成了维里·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的高官。这次访谈被授予Adolf Grimme奖(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为题发表在Gunter Gaus的《人物》上（幕尼黑，1965年)。英译者为Joan Stambaugh。

作为一个犹太孩子的童年

高斯：阿伦特小姐，你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之后在哥尼斯堡长大。你还记得在战前的德国，对于一个来自犹太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阿伦特：我无法代替所有人来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回忆而言，我家人并没有跟我说我是犹太人。我的母亲是完全非宗教的。

高斯：你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阿伦特：我父亲去世得早。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犹太人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时，“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过。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词是通过反犹言论——它们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犹言论。可以说，从那以后我被“启蒙”了。

高斯：那对你也是一个震惊吗？

阿伦特：不是。

高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现在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了？

阿伦特：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对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震惊。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感到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够向你说清楚这一点。

高斯：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异样？

阿伦特：客观地讲，我只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与作为一个犹太人有关。比如，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知道我长得像犹太人。我看起来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是让我觉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当时我还觉得，我母亲，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点不一样。关于这一点的异样就只那么多，即使与其他犹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这样，或者与我们有来往的孩子相比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领会到这些异样是什么太难了，甚至不可能。

人的境况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6

从哲学到神学，学习是理解的需要

高斯：你分别在马堡、海得堡和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布尔特曼和雅斯贝尔斯学习过，主修了哲学，另外还辅修了神学和希腊语。你为何会选择这些科目呢？

阿伦特：你知道，我经常思考那些问题。我只能说我一直知道自己会学习哲学，自从我14岁以来。

高斯：为什么？

阿伦特：我读了康德。你可能再问，你为什么读康德？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说，要么我学习哲学，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为我不爱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有去理解的需要……这种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书都在家里的书房，你只要从书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高斯：除了康德，你还记得什么特殊的阅读经验吗？

阿伦特：当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那时我14岁。之后我读了克尔凯郭尔，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高斯：就是在那里，神学进来了吗？

阿伦特：是的。对我来说他们彼此相属，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虑……一个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没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这些难题就自行消解了。希腊语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喜欢希腊的诗歌，而且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选了希腊语。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阅读它。

共和的危机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郑辟瑞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04

知识分子只是在给一切事物编造观念

高斯：在你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你到了巴黎，在那里，你为一个给巴勒斯坦的青年人提供帮助的组织工作。你能跟我讲讲这方面的事情吗？

阿伦特：这个组织把13岁到17岁之间的犹太青年从德国带到巴勒斯坦，并把他们安置在合作农场。从这一点来看，我确实认为这些安排是非常好的。

高斯：在一个非常早的时期。

阿伦特：一个很早的时期，那时我很敬重他们。这些孩子接受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有时我也会偷偷把一些波兰孩子带进来。这是正常的社会工作，教育工作。在这个国家有为准备带往巴勒斯坦的孩子安置的帐篷，他们也在那里上课，学习耕种，当然首先必须增加体重。我们必须从头到脚给他们换洗衣服。我们必须为他们做饭。最重要的是必须为他们弄到证件，我们还必须应付他们的父母——而最最当务之急的，就是我们必须为他们弄到钱。那大部分也是我的工作。我跟一些法国妇女在一起工作。那差不多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你想不想听听我是如何承担这份工作的？

高斯：请讲。

阿伦特：你知道的，我来自于一种纯粹的学院背景。从这一点来看，1933年给了我持久的影响。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影响，然后是一个消极的影响。也许我应该说首先是一个消极的影响，然后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经常认为德国犹太人在1933年受到打击是因为希特勒攫取了权力。就我以及我的同代人而言，这是一个，一个奇怪的误解。自然，希特勒的兴起是非常糟的事情。但它是政治的，它不是个人的。我们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前，就知道纳粹党是我们的敌人！对于那些不是没有判断力的人来说，至少在四个年头之前，这一点已变得完全明显。我们也知道在他们后面还有数量更多的德国人。1933年的这些并不让我们震惊或者让我们感到惊讶。

高斯：你的意思，是1933年的打击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事件从普遍政治的转向了针对个人？

阿伦特：不止是那样，或者更有甚之。首先，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普遍的政治问题就成了个人的命运。第二……朋友们的“一体化”或者站队。问题是，个人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在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浪潮中，他们是相当自愿的——无论如何，是还没有在恐怖的压力下——就好像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块空地。我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里，但是我也了解其他人。可以说，在知识分子中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是几乎是一致的，而别的人不是。我从未忘记这一点。我离开德国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当然有些夸张：决不回来！我不会再涉及到任何种类的知识分子的事务中去了。我不想跟那个领域再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再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环境变得不同时，犹太人和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行动有任何不同。那不是我的看法。我认为它肯定与这个领域有关，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关。我是用过去的语气说的，如今我了解得更多了……

高斯：我只是想问你，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阿伦特：不再有那么强烈了，但我依然认为给一切事物编造观念是知识份子的本质。没有人谴责过一个“一体化”了的人，因为他必须照顾他的妻儿。最糟糕的是有些人确实相信纳粹主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多人有那么一段时间相信纳粹主义。但那意味着他们虚构关于希特勒的观念，部分是因为这是非常好奇的事情！完全幻想的、好奇的、复杂的事情！这是些完全超越了平常水平的事物！我觉得非常可笑。今天，我会说他们是被自己的观念坑害了，那就是事实。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的报告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安尼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

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

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你住在纽约。你的丈夫，你跟他在1940年结的婚，在美国也是一个教授，哲学教授。你再次身在其中的学术团体——在1933年的幻灭之后——是国际性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你是否会怀念前希特勒时期的欧洲，这个欧洲已经不再存在了。当你来到欧洲的时候，在你的印象中，还剩下什么，以及什么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阿伦特：前希特勒时期的欧洲？我告诉你，我不怀念它。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我一直有意识地保留我的母语。我一直与法语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时我法语已经说得很好了，就像我今天用来写作的英语一样，我也与它保持距离。

高斯：我刚好要问到这点，你现在用英语写作吗？

阿伦特：我是用英语写作，但是我从未失去一种与它的距离感，在你的母语和其它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异。对我而言可以非常简单地表述如下：我知道通过德语我心里记下了很多德国诗歌，这些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支撑着我的精神。我现在再也无法这样了。我用德语能做到的事情，我不会让自己用英语去做的。有时我也会用英语去做，那是因为我太冒失了，不过总体上我与英语保持着某种距离。德语是剩下来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保存它。

高斯：即使在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

阿伦特：一直都是。我自己想，一个人要做些什么？不是德语变得疯狂。而且，第二，没有可以取代母语的东西。人们能够忘记他们的母语。那是真的——我见过。也有人说一种新的语言比我说得好。我说话时依然有很重的乡音，而且我经常不说习惯用语。他们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些。他们能够一个习语紧跟一个习语地用一种语言说话，因为，当一个人忘记了母语时，他也就断绝了用自己的母语表达的能力。

高斯：这就是忘记母语会产生的情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是压制的结果？

阿伦特：是的，而且是经常压制。在很多人那里，我看到这是震惊的结果。你知道，决定性的不是1933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决定性的是我们知道奥斯威辛的那天。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4-10

高斯：那是什么时候？

阿伦特：那是在1943年。最初我们还不相信——尽管我丈夫和我一直都认为那帮人可能干出任何事情。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个，因为这在军事上没有必要，也不值得。我丈夫以前是一个军事历史学家，他懂得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不要被骗了，不要在表面上看这些传闻。他们不可能那么恐怖！然而在半年之后我们确实相信了，因为我们有证据，那才是真正的震惊。之前我们说：嗯，人是有敌人。那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一个人就不应该有敌人呢？但是这一次完全不同，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深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补偿能够以某种方式适宜于一切别的事情，就像补偿能够适宜于政治中的一切关键的事情，但是不适宜于这个。这不应该发生。我不只是说有那么多的受害者。我说得是方式，尸体的生产等等——我不需要去探究它，这不应该发生，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无法让自己接受。我们之中没有谁能。关于发生的别的事情，我必须说有时候非常困难：我们很穷，我们被追赶，我们必须逃，我们必须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无论什么手段，那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年轻，我甚至觉得有点开心——我不能否认这一点，但不是这个。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个人可以接受别的一切。

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才能获得人性。

高斯：阿伦特小姐，你与你以前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一直有密切的联系，一直在进行着对话。你觉得雅斯贝尔斯教授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阿伦特：唔，只要雅斯贝尔斯自愿谈及的东西，都会变得很清楚。他有一种我在别人那里从未找到的言谈的坦诚、信任和绝对性。这一点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此外，他有一种与理性连在一起的自由概念，这个概念当我刚来到海德堡的时候是完全陌生的。尽管我读了康德，但是我对它一无所知。可以说，我看到了这种理性在运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形中成长的——我是通过理性受教育。我不想让他对我负责，务必这样，但是如果说有某个人成功地给了我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他。当然，如今这种对话是不同的。那确实是我最强烈的战后体验。有这样的对话！一个人可以这样说！

高斯：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在给雅斯贝尔斯的献辞中，你说：“人性从来就不能在孤独中获得，也从来没有通过把自己的作品给与大众而获得。它只能通过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才能获得。”这种“公共领域的冒险”——它出自雅斯贝尔斯——对于汉娜·阿伦特意味着什么？

阿伦特：公共领域的冒险在我看来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中表达其自身。尽管我认为，一个人不一定要有意识地以一个公共自我出现和行动，但是我依然知道在每个行动中，正是以人的行动来表达自己。言说也是行动的一种形式。那是一个冒险。另外一个是：我们开始某事。我们把自己的线织入关系的网络之中。我们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我们一直都知道：上帝会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所有行动的真实，十分简单和具体的真实。因为一个人无法知道，那就是冒险的意思。我现在会说，当在人们之间存在着信任的时候，这种冒险才是可能的。除此之外，不可能形成。

论革命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陈周旺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4

（原题为《关于阿伦特：知识分子只是在给一切事物编造观念》，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景）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她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排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原标题：《汉娜·阿伦特：具有决定性的不是1933年，而是我们知道奥斯威辛的那天 | 纯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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