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侯丽｜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副教授侯丽成长于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石油系统子弟”，她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博期间开始反刍她对家乡的双城格局（即石油系统在西城，地方政府在东城）。这得到了她的老师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支持。这位老师的母亲便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企业城（指20年代美国开始的由大工厂专为雇员建立的新城）长大的，这类城市空间也因此成了玛格丽特的兴趣，她后来著有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 Towns（《建造工人的天堂：美国工业城的设计》）。而当时侯丽开始深入后发现，东营的格局源自一个更大的模本，即大庆油田。这让她的思路一下打开了，如她说，“大庆是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的重要集体记忆”，而东北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最早基础，也有着日本早期殖民痕迹和苏联在50年代大规模工业援助的共同形塑，是一个沉积着独特政治内涵的区域。侯丽因此它决定从大庆进行挖掘。

侯丽

寻找油田是在中国漫长的石油工业道路上的一以贯之的重担。大庆并非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在它之前，新疆的独山子和甘肃的玉门都或多或少地生产着中国几乎仅有的原油。但其产量严重受限，不仅无法满足中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能源需求，也为新生政权带来不可控的战略风险。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在黑龙江安达、萨尔图一带成功打出了工业化油流，大庆油田得以命名（而大庆市命名已是1979年）。对于与苏联关系恶化，并希望在冷战格局中希望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方案的中国来说，大庆的重要性不仅在重要能源上予以根本保障，其本身的探勘、设计与建设也成了一种国家自我建构的想象力和经验的关键起源。

在侯丽关于大庆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0年后，基于论文的专著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为了石油的建设：大庆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哈佛-燕京学社专著丛书）。对侯丽她来说，大庆研究是一个能将她的学术兴趣和成长经历密切结合的课题，“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是既有客观的讲述也有主观的记忆——再宏大的国家问题，都要回到地面上解决，跟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宏大的历史也需要具体案例来讲清楚，选择大庆非常符合这一对待历史的态度”。

作为关于大庆油田建设的设计史和生产史的深度个案研究，这本著作依照时间线索，用具体的建设者（书中的“华某”和她的丈夫“宋某”，1960年大庆草创期间前往工作的同济大学建筑规划类毕业生）在大庆的生活史将冷战局势、国家政策的运作、空间和地理的政治布局、油田的设计实践、干打垒建筑的试验，及系列的政治运动贯穿起来，实现作者所说的宏大历史的落地。侯丽认真探索了毛泽东时代的设计/规划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确立之间相互映照且逻辑共通的过程，类似的研究在当今学术界并不多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近乎谱系学式介入共和国历史的启发。本书英文版出版之际，澎湃新闻采访了侯丽，以期带领读者更好地理解建国“前三十年”国家在处理知识、技术及其人员的政策上带有某种约束性和强制性的根源，以及在革命与建设之间长期保持张力的激进性。

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一书封面

革命与建设的张力

澎湃新闻：大庆毕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之前中国石油工业上的漫长探索——比如新疆的独山子和甘肃玉门——有着什么样的继承性吗？

侯丽：独山子方面由于在1942年盛世才失势后停止了开采，技术和人员的积累都不够，因此力量很弱。当时大庆主要有石油开采经验的队伍都是来自玉门的技术工人，此外的组成部分是大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的退伍军人，以及刚从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当然，玉门的经验主要不是技术性的——大庆在勘探和开发技术上依旧是苏联直接的影响较大，而更多体现在社会的组织、劳动力的动员和工业文化建设方面。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间带学徒的方式就借鉴玉门经验。还有树模范的方式——铁人王进喜在玉门时已是劳动模范，在大庆更发扬光大了。还有“骑红花”，模范身戴红花坐在马上游行，由领导人为他们牵马坠镫。这实际上在早年苏区的组织动员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追溯到早期苏联的工业文化里，你也能看见这些现象的高度相似性。

澎湃新闻：大庆为当时的中国在建设形式和甚至空间形态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这是一种偶发、权宜的事件，还是有着知识积累的连贯性？它对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比如同样是强调艰苦奋斗的“三线”建设——是否构成某种谱系的开端？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制度是怎样转移或迁移的？

侯丽：我们常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组织者到建设的领导者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过程不是突然的。建国初期，党在建设领导中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过去在革命战争中的状态，那时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一五计划结束，大规模建设刚走上正轨，但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同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在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下，大庆所凸显的是过去模式的应用和现时探索的某种权宜性组合。事实证明它是很有效的，这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即中国可以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这也被看做是对长期奉行的“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的反省。当然，早在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上已经提出了不要走苏联的弯路，也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但很快无疾而终，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但遭遇了重大失败。我们可以说大庆身上还是带着大跃进的基因，但是它更好地注重了现实约束，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它成功了。

在大庆模式刚确立不久后，三线建设开始提上议程，从领导层来说，三线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事实上就是余秋里所带领的由大庆会战成长起来的干部（时称“石油帮”），两者大的布局和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大庆体现了一个革命到建设的过渡，但这种建设也是革命性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按照常规的模式很难取得突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后的建设其实是另一场革命。在那个时期，一个非常规的方法起到了特殊作用。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三十年的多种震荡，有着个案或偶然性，但总体上正说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种种阵痛和冲突。大庆展示的这一面，说明革命和建设不是截然分开的阶段。

用“会战”形容大庆草创时期大规模高强度的建设非常贴切

澎湃新闻：那么大庆模式对苏联道路的超越，是不是跟之前的大跃进强调的群众力量和技术革命（“鞍钢宪法”）所推崇的的干部-专家-工人三结合的方式是一种同构的实践？

侯丽：跟很多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是主动选择的，而非苏联“强制”推行的。所以，中国领导层在一开始就很警惕，对苏联模式是否合适中国产生过质疑。中央政府在大跃进之后变得更加谨慎了，领导层中应该能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并吸取这样的教训。

大庆建设的最初阶段是石油勘探和地质普查等技术密集型劳动为主，技术要素含量非常高，这不是单靠工人力量就能完成的，而主要还是靠技术人员和专家——所以今天好多做科技史或地质部的老专家常常说发现大庆油田真正的功臣是他们，他们才是动脑子的，可最后的奖励和荣誉都给了“干苦力”的。大庆这一时期的现实情况反映出，修辞上的对专家和工人相结合的强调和实际工作中是存在差异的——这是我在研究大庆中体会很深的一点，即在文本上的“工人阶级”话语，和实际工作中对先进技术的遵循、充分的科研探讨是同时的存在的，这当中的复杂性需要注意。

而后来到了真正的开采阶段就不同了，工人起了主要的作用，地质学者只是拍脑袋说“应该在这儿附近”，但真正能下去钻探的还是靠工人。要劳动大军体现出组织性、纪律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创造出的新的工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为何大庆模式在当时起到重要表率作用。说到底，还是需要有人去建设、流血流汗，这不是靠技术精英就能完成的。大庆进入正常生产以来，无论是钻探、开采、炼化都是劳动密集型，对劳动强度和质量要求很高。在这一层面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尤其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当然，意识形态自不必说，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它必然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比如王铁人后来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后来所有的生产单位都是政治领导、技术领导和工人领导相结合的模式。换句话说，在大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是匹配的，这是它成功的地方。用我们建筑学的术语说，即它的形式和功能是一体的。从领导层的组合上就能看清楚，部长是政治领导，老革命、老红军。副部长是技术官僚——当然是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实际的、日常的管理是由后者在推进的，政治的宣传和动员上由前者完成，非常经典的搭配模式。社会平等是毛时代重要的价值观，大庆也在践行平等主义，但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大庆已经做到人人平等了。就以住房分配体系来说，现实中，层级是存在的。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分到的房子就比普通工人要好，只是差别相对较小，尤其是干部和精英阶层的条件被严格限制，这是大庆在平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澎湃新闻：如书中所说，大庆某些“颠覆性”的设计思路，比如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书中说乍看跟苏联早期先锋建筑师的乌托邦式的设计有相同之处，但区别在于苏联方面是基于观念，而中国是迫于现实？这个现实是指什么？仅有现实的原因吗？

侯丽：我觉得是现实主义居多，因为他们在勘探早期还有很多情况不明朗，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面临生产目标的压力，容不得按部就班，而是勘探还没完全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进行钻探了，钻探刚钻出两口井，就准备要投入生产了。如此的高强度和快节奏，称“大庆石油会战”是名副其实的。他们同时也汲取独山子和四川失败的经验。独山子一开始建的是高标准的居住区，后来发现实际生产的规模和工人的预期数量完全不能比，造成巨大浪费。四川当时动员了几十万人已经调过去，干了一年多，但发现其实只有气没有油，又是一场空。石油部因此也非常谨慎。另外是资源的极度稀缺，当时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没有资源进行城建。在这之前，由于根本上的资源稀缺和力量薄弱，国家建设并不连贯，实际上是几个突出的小高潮。五十年代真正大规模建设的黄金时期是1952年前后，55-56年又是一个，及后来的大跃进，到1960年时，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建设一个石油城市，更何况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油田，不敢贸然投入。六十年代始终处于危急时刻，基本没消停过，真正的稳定是到了1973-74年时期，之前每年的原油产量以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递增，这一增长量非常惊人。你如果有过任何组织生产的经验，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一种毫不停歇的全负荷状态，根本没有余力做城市建设。但1973-74年模式相对稳定，生产比较成熟之后，大庆内部的确有讨论过是否应该增大非生产性投入，比如改善生活进行城建，所以还是选择了坚持既有模式的做法，虽然有小的灰空间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没有改变的。这时的决策并非基于经济考量而是基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大庆模式作为国家建设的某种原型，是一种对苏式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它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政治条件下，满足了当时的需求。

大庆早期强调分散的规划

试验性、设计革命

澎湃新闻：大庆的设计规划有没有从1958-1959年人民公社设计规划热潮中受到启发？

侯丽：这个在设计思想上的确是有联系的。人民公社的规划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差异。比如山西大寨成为一个样本，而清华大学在河北徐水的设计也比较激进。但南方比如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规划还是现实些，做些城乡结合，有些还参照西方的田园城市模式，多少与建国前积淀的一些现代主义传承有关。总的来说，这些实践都是希望探索怎样突破资源极限、打破资源瓶颈，实现革命性的发展。

大庆的这一批设计师就是在人民公社设计热潮当中完成的教育，比如1962年分到大庆的人是大跃进期间进校的，在那之前，高校的建筑学教育都还是书本为主。只有在大跃进期间，大家繁忙地参与了大量实践，有的刚入学就参与实践了——即人民公社的实践。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人民公社运动在社会动员和经济组织上来说成了一个失败的教训，但是在设计训练上是留有痕迹的，大庆在规划、工农村的设计规划原则，与田园城市、人民公社的大地田园化相连的，这本身也是学科意义上的本土学习的一个新阶段。

澎湃新闻：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通常都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前应该很少有建筑师或规划师把主要工作面向农村吧？

侯丽：人民公社的设计的确是一种新尝试。不光在纸面上，设计师也开始接触现实乡村的发展和实践，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从设计的行业来讲，他们之前接触的都是书本知识，而且还是西方舶来的书本知识。到了五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实践中，这些书本知识又尝试结合苏联标准投入到建设中，但和本土及现实的结合一直不充分。从这角度说，当时对建筑从业者的批评有极端和激进的倾向，但某种程度上是中肯的——如当时所谓的“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当时无论是大学的建筑规划类师生，还是大庆的设计人员，在批判运动中都被要求住到乡下去，与农民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长期实践——不仅是实践设计，而且是更基本的、更直接的生活和生产。这使他们认识到现实存在的约束，了解基层的想法和智慧。这样说来科学干打垒的探索确是改变设计界长久作为一种舶来品的现状的学习过程，设计师得以真正接触到现实。

1958年《建筑学报》上刊载的上海青浦县红旗人民公社规划图

澎湃新闻：干打垒建造法是怎样从大庆起源的？

侯丽：科学干打垒被推而广之，作为一种建筑的模范形态是从大庆起源的。中国建筑学会开展对学院派的批判，梁思成从理事长的职务上下台了，延安年会要求建筑工人和年轻技术人员上台演讲。在1966年的大会上，大庆的设计师是光芒万丈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口号在学院派看来当然是糟糕的，但对现代主义来说则有某种亲和性，更不必说在当时的现实性。科学干打垒所完成的设计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样的原则，从设计图纸可以看出大庆建筑师们在设计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他们一方面学习了很多农民本土的、基层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丢弃学院训练中的本能，比如房屋的结构和比例，尤其屋顶的弧线——我一直希望做更深入的了解那批设计师的尝试。我觉得有它简朴的美。荷兰导演伊文思导演七十年代在中国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里也有一集专门讲大庆的。我还想去找伊文思太太聊一聊，在影片中挑一些图片做插图，但他始终关注的还是人，不是建成环境；后来我还是在宣传图片里挑出比较合适的。

澎湃新闻：大庆设计院所试验的“科学干打垒”，到底“科学”在何处？取得技术成功后，以小型手册的形式分发和推广，这好像是毛时代常见的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

侯丽：方案花了一年时间来做试验，边设计、边建造、边调整。它的科学突破主要在两点，一个是“浅地基”，在有着冻土带的极寒地区，民用建筑通常必须打很深的地基，这样建设成本和工期都比较长，而他们试验了实现保温和坚固基本效果的浅地基住房。另一贡献是改善通风条件，拓展室内空间，使室内净空高度达到了夯土建筑的极限。我在调研期间在设计院里看到保留的几栋科学干打垒，和传统干打垒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那时候的推广方法带着革命的精神，注重技术普及教育和跟群众相结合，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找到当时的手册，无法深究，可能太年久了，没人留着了。

澎湃新闻：那么当时的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行建造、无产阶级美学等方针和当今建筑学界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等思想有无相通之处？

侯丽：所谓生态、绿色、本土建筑的确是设计史里的一种流派，起源于对工业文化的某种反思，至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呼声，如要求普通人参与设计过程。今天的这套理论既有真诚的探索，也不排除一些炫技的噱头。中国当时的做法有着来自意识形态的号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呼吁，有国家意识在内。当然，那时生态、绿色等概念不是考虑的重点，更多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吧。两者都是强调普罗大众的智慧、自觉性和自动力。在城市规划里也是这样的，依然有部分理论认为最理想的社区规划是不需要规划师的，完全可以靠居民自下而上的做法完成，这至少是一种理想。

澎湃新闻：1964年秋，由谷牧向毛泽东提议，并由后者发起了全国性的“设计革命”，对当时建筑和设计界产生了巨大震荡。如果从大庆主事者、石油部长余秋里和谷牧在“小计委”的共事经历来看，那场“设计革命”的起源是不是大庆的诸种实验经历？余秋里早在1962年在大庆就已经有过类似“设计革命”的表达了，这是不是因为在大庆那样全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荒原、极寒）突显了设计师的“三脱离”？

侯丽：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大趋势。谷牧、余秋里是在“小计委”，那时李富春依旧在主持国家计委，余秋里等人被调进去就是为了革原有体制的命，所以他们必然要提出一个新的模式，这应当会参照成功的大庆的经验，将某些准则向全国推广。应该说大庆具体的设计革命举措和后来全国性的设计革命运动推广是存在逻辑关系的。余秋里是孤儿出身、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是红小鬼，少年时期已经爬雪山、过草地，打过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物，非常强悍，他是真正的革命干部。他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是非常现实和灵活的。这与当时的建筑师形成巨大的反差。最早到大庆的建筑里有一位陈老师。他受的学院派的教育——因为他老师就是宾大毕业生。他是一个南方人，在大庆设计的房子开窗太多，不懂要适应地域气候特征，被嘲讽为“五门八窗”，在极寒地区设计那么多窗户，人们都惊呆了。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让后来的设计师意识到自己以往教条的设计并不符合当地气候及资源条件。设计领域的革命在大庆当然就顺理成章的开始了。

大庆与设计师

澎湃新闻：似乎今天健在的一些老专家对当时的“设计革命”持批评态度居多？

侯丽：我回国后曾想把在大庆的部分访谈资料发到学术期刊上，但我能察觉到我们一些老先生心里不舒服，因为这正是他们当时被批判的一个“种子”。他们把自己归结于政治的牺牲品。对于“设计革命”，可能建筑师还更愿意探讨这样的问题，比如夯土建筑、本土建筑、草根建筑等，这些都是今天挺时髦的话题。但是那个年代的规划师很难做，他们如今对当时的判断是非常负面和标签化的。规划学科的取消是阶段性的，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李富春说今后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把规划师队伍解散了，原先的设计院成了研究院，都到下边去做调研整理工作了。真正彻底的解散要到1969年，全国战备，全国疏散隐蔽，规划师唯一的工作就在三线。真正的全面恢复是在唐山大地震的重建中，规划队伍又被召集回来。可以说是规划重建的新起点。今天对唐山重建的讨论很少，但其实它意义重大，我看过一些少量的材料，特别强调公众参与，是否可以说是大庆精神的延续？但这一点上我没有深入研究。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华和宋为代表的受过专业教育的城市规划师（知识分子）在大庆生活工作前后的思想及认识上的转变？他们一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不适，但华在1964年干打垒大规模建设的调研中开始明白了城乡差别和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后来她写的文章、会议的发言都做类似的表述，但在她离开大庆后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侯丽：总的来说，不同的情绪都在，但64-66之间的转变是非常真诚的，的确是体会到了自己的特权，这在当年那批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变中是非常典型的，你看很多那代人的回忆录里能看到这一点。当你直面巨大的城乡差别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你一直享受着某种结构性特权。在她看来，大庆模式最真实的时期就是开创的年代，到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工作和生活依旧带着浪漫主义的情感，华当时是发自内心的认为科学干打垒的做法是适合大庆的——她甚至被看做是极左的代表，比如在1966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喊出了要一辈子住在干打垒，她在场的领导很尴尬地纠正了她的说法，说我们要永远坚持干打垒的精神，但不一定是干打垒的房子。从四清运动开始，时局在1964-1966年都还处于摇摆的状态，时而紧张时而宽松，直到1966年文革在过去积累的矛盾中爆发，此刻华的理想主义依旧不改，他们在文革中也组建了自己的造反团体，认为大庆原有的革命精神已经慢慢变味儿了。

我书的后面多次谈到，这种革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包括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很难一直延续下去。华的转变，一个是她返乡时在温州埋下的种子——她在温州看见大规模武斗，很多年轻人莫名地失去生命，让她开始反省革命理想主义的代价；另一个是日常生活的力量，有了家庭，一旦有了孩子，住在一个边远的干打垒村就显得很不方便，想想你要看病，小孩要上学，这时你的热情就容易从革命转到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舒适性上。这期间华慢慢地疏离了激进的革命浪漫主义，从革命者转为凡人，由青年进入中年。那时大庆的物质条件已有一定的积累，其实不用再建干打垒了，但是大家的生活都还是被人为地固定在最初的模式中，大庆模式也出现了异化，因此人们的生活和认识都慢慢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压抑的扭曲的情绪，我觉得这两种转变必须同时考虑到。大庆和大庆人的激进的状态曾经是真实的、有效的，但一旦固化下来，也就往往难以持续。

澎湃新闻：这也就是1979年的“生产生活大辩论”中，大庆自办的报纸《大庆战报》出现继续强调坚持“先生产后生活”论调的原因吧？

侯丽：对的。在必要的条件下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一个取得共识的原则，那么如何去诠释艰苦、客观条件何时发生转变，大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尽管大家都共用一套语言，但出于认识的差异和政治考量，也就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对程度的理解，后期进行生产生活争论的时候现实的、经济的考虑少一些，还是反映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一些分歧。比如，当你指出模式老了，但体制的第一反应是拒斥，就像说一个人生病了，他第一反应会是下意识的否认。

澎湃新闻：今天的建筑师/规划师该怎样理解大庆模式？

侯丽：访谈了很多不同的人群——不知这样说是否合适——但我的观察是知识分子总是爱发牢骚的。对他的过去存在诸多不满，觉得受了冤枉和不公正的对待，当然也有可能是与作为访谈者的我处于同一阶层，有理解和信任，因此他们愿意说出来。但我访谈大庆工人和家属，他们的确很少说惨，可能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对比太强烈了，相对的满足感更强，更认命。尤其是我接触到的40年代出生的一部分人。

必须注意到的是，大庆模式对生活和个性的压抑，如果看整个大庆的设计史，就能意识到设计师在这当中是没有个人身份的，始终是一个集体，没有个性。整个设计院就只做这一个方案，你可以想象这背后一定压抑了多样性和冲突。设计师几乎不存在自由发挥的余地，与其说是设计师，不如说是成了工程师，只按照一个规范标准去执行。民用设计也没得做，全都改做工业设计了，如厂房、机械等“生产性”设计。华的先生就做过输油管道的储藏结构设计这样的基础设施。他唯一的建筑作品是他快要离开大庆时参与设计了大庆“铁人纪念馆”。除此之外，最有意义的作品就是回老家时在包里用报纸叠的架子，可以放最多的为孩子带的鸡蛋，这是他作为建筑师唯一觉得有成就感的时候——这句话在访谈中我印象最深刻，感觉到那种个人在大时代当中的无力感。人是不可能长远地按照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的，即便能在特殊情况下短期危机中压抑人性，但我们毕竟是人类，人性释放是必然的。

对大庆模式的叙述容易非黑即白，过去对大庆有很多误读的地方，当时很多样板工程都在今天面临这样的难题，我前些年去河南红旗渠参观也是这样，都几十年过去了，但你发现展览中讲述的语言和方式还是直接照搬过去的，早就和今天的认识与社会脱节了；另一方面是隐含的对那个时期的全面否定。在书里面能看到我不同时期写作态度的转变，博士论文期间可能更强调大庆现实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一方面，但在整理出版时更深刻地意识到它压抑和沉重的一面，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去反思它。我们学者能做的是要用今天沟通性更强的语言提供更丰富、更新的、更当代的认识角度。至于怎样寻找中国国情的设计和规划方法应当始终有所意识、有所探索，同时应注意到这样的方案也不应固化，而需不断地进行检讨和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