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1789：歌德并非“歌德派”

1789年是歌德（1749-1832）人生的关键之年。这一年年初，他开始与一名做假花的女工克里斯蒂安娜秘密同居。圣诞节前夕，二人的私生子出生——取名奥古斯特——与歌德的恩主魏玛公爵同名。当年5月，在歌德力荐之下，好友席勒就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其就职演说题为“世界史之意义与目的”），随后开始双方长达十余年的文学合作。这一年7月，法国爆发大革命。

奥地利维也纳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雕像

歌德没有像他的导师赫尔德（1744-1803）一样振臂欢呼民主社会的到来，也没有像他的友人费希特（1762-1814）一样撰写政论文章呼唤革命，相反，他一如既往保持怀疑态度，冷眼旁观，并结合当时德国社会及国民状况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他的这一种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催生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如剧作《大科夫塔》（1792）、《平民将军》（1793）、《被煽动的人们》（1794）、中篇小说《德国逃难者闲聊记》（1795）和长篇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1796）——上述作品大多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或背景；一是直接导致他与魏玛启蒙派（如赫尔德）以及耶拿浪漫派（如费希特）的分歧乃至“决裂”。歌德义无反顾——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戮力前行，因为他坚信唯有自己掌握“诗歌与真理”。

当时的社会现状，照恩格斯后来致《北极星报》编辑书信中的描述：“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人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作为一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外表来看，歌德似乎已经取得令人羡艳的世俗成就（不久前由神圣罗马皇帝颁赐贵族头衔），然而他内心清楚自己的损失不可弥补——他一直在构思巨著《浮士德》，只是找不到时间动笔。政务之余仅有的闲暇，他却被迫要为到访的奥地利皇后奉上《皇后驾临》《皇后的酒杯》《告别皇后》等应景颂诗。1786年，他曾毅然抛开一切事务，秘密前往意大利漫游，以舒缓胸中积压已久的郁闷之气。

此次游历成果丰硕。歌德沿途创作的风景画几乎“完胜专业画家”，而日后整理出版的《意大利游记》亦成为同类文学的典范之作，唯一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此行最看重的诗作《罗马哀歌》（主要完成于1789年下半年）遭遇“滑铁卢”，出版后收获一片嘲讽谩骂之声：赫尔德讥讽意大利之旅使得歌德沾染淫荡、放纵的习气，反映在诗作中，便是对“性爱的热衷”。在这位严肃的启蒙思想家看来，歌德此举不仅败坏道德，也败坏了文学。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宫廷反对派更是义愤填膺，痛斥诗中展示的“妓院般的赤裸”。他们将诗中的女主与现实中歌德的同居女友画上等号，认为诗人向她“献媚”简直是上流社会之耻。他们强烈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未婚生子的女方应当被逐出教会，而后施以严惩；男方（贵族）也要象征性地缴纳罚金。多亏公爵百般回护，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但上流社会未肯善罢甘休。他们齐心协力，筑起一道隐形的围墙：即便数年之后歌德与妻子正式结婚，他们仍无法获得魏玛名媛沙龙的入场券——原本喜好社交的歌德很长一段时间只得在书房奋笔（因为他拒绝独自外出赴宴），心中愤懑可想而知。最出乎歌德意料的是席勒的“变脸”：通过迎娶一位贵族小姐，平民出身的席勒实现了“阶层跃升”，相对于歌德的自贬身价（娶平民为妻），席勒似乎觉得自己有足够资格对歌德进行“提点”，以至于将他之前写给歌德的求助信忘得一干二净：“我每年需要两千塔勒，才能在此地体面地生活……倘若客观情况不允许把我目前的薪俸从四百帝国塔勒立即提高到一千塔勒，那我就寄希望于公爵的仁慈，现在先批准给我八百塔勒……请您告诉我，您对此事的想法如何？”

法国大革命令席勒欢欣鼓舞。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曾在欧美范围内遴选同情支持革命的杰出人士，授予其“荣誉公民”称号，席勒凭借反贵族专制的名剧《强盗》成为其中一员。如果说此前歌德对席勒的某些行为只是感到愠怒，此时则已上升为恼怒。众所周知，德国大学教授一向地位尊崇，远过于体制内普通公务员，与之相应，政府对教授的道德及政治素质也严格要求。在法德尚处于敌国的情势下——就在同一年，歌德陪同奥古斯特公爵参加镇压法国大革命的普奥联军，并于次年（1793）一同亲临前线，围攻驻扎在美因茨的法军——在歌德看来，身为国家公务员的席勒不仅没有拒绝法方颁发的荣誉称号，反而欣然领受，显然有失体统。

和席勒相比，被誉为狂飙突进时代“首席文艺理论家”的赫尔德更为浮躁冒进。歌德就任魏玛枢密顾问之初，力邀赫尔德至魏玛担任新教总监，负责教育体制改革。师徒二人联手，造就公国文教繁兴的局面——小城魏玛被誉为“德国的佛罗伦萨”。二人极为重视德国历史文化传统，认为“神授”的君权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并建议奥古斯特公爵奉行开明专制——公爵从善如流，魏玛在政治文化层面也焕然一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德国的精神故乡”。然而，师徒“合作共赢”的模式并未能持久——与歌德的豁达大度相比，赫尔德才气过人但心胸狭隘，不久便对歌德生出嫉妒之心。

自青年时代起，歌德已然习惯赫尔德“居高临下”的讽刺与批评——即便歌德平生甚是得意的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也被这位理论家断定为不合“三一律”且“虚构过度”（相反，马克思日后在评论拉萨尔戏剧时极为赞赏歌德笔下“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认为这是歌德“正确的”选择）——作为职业文学批评家，赫尔德似乎从来不会“表扬和赞美”他人作品。据艾克曼《歌德谈话录》记载，歌德晚年曾抱怨，“只有在和赫尔德玩牌时，才能忍受他”——因为其言辞太过刻薄。歌德曾将悲剧《私生女》手稿呈请赫尔德指正，不料后者回复：“相较于你的私生女，我更喜欢你的私生子。”这显然已超出正常的文艺批评而沦为人身攻击，不仅恶俗，更兼歹毒。

赫尔德对自己在魏玛的境遇并不满意：他肩负重任，为此不惜（像歌德一样）牺牲自己的文学创作，可是他并未能像歌德一样获得公爵青睐。一度垄断魏玛文教主导权的教会人士对赫尔德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极为反感，于是联名上书，向公爵告发此人是“可疑的自由思想家”，证据是他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自由言论。事实也的确如此：即便在残酷的雅各宾专政时期，赫尔德口头宣称反对一切恐怖活动，但他从不怀疑革命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并且预言大革命最终必将取得成功。他在给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的信中说：“总之，革命将继续下去。不论是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还是叶卡捷琳娜和……都无法阻挡”——虽然他在此处使用了省略号，但明眼人一望而知，空格处一定是奥古斯特公爵的大名。

公爵震怒不已。歌德深知此时事态已不可挽回：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和赫尔德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双方在文学方面的差异也日益公开化——赫尔德固守文学启蒙观念，以道德哲理为最高法则，与歌德（以及席勒）倡导的古典文学趣旨格格不入。被公爵解除职务后，郁郁寡欢的赫尔德不仅远离宫廷，也自动疏远了魏玛文学团体，最终于1803年黯然辞世。

赫尔德生病之际，歌德时而前往探望，尽管内心不无怨愤——在赫尔德自命为“革命之友”，吹响冲锋号向君主（贵族）制发起总攻之际，歌德不止一次对他提出“严正警告”：一个人不能一方面享受旧制度下的优渥生活和各种特权（赫尔德向公爵索求无度，令歌德颇为难堪），一方面又要打倒甚至消灭提供特权之人。与赫尔德不同，终其一生，歌德对奥古斯特公爵（1814年后因“反法”有功晋升为大公）感恩戴德，即便屡遭训饬也不离不弃，并坚持认为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同时，歌德也将这一原则上升为友谊的“试金石”：面对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到底是像他本人一样矢志不移地维护君主及贵族特权，还是像他的革命友人一样主张推行民主制？针对歌德的这道选择测试题，他的另一位友人费希特很快便给出了答案——一个令歌德近乎崩溃的答案。

费希特是哲学大师康德的门徒。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费希特发表《吿欧洲军人书》，引起歌德的关注。于是，身兼耶拿大学总监的歌德决定聘任这位青年哲学家来校任教。耶拿距魏玛约三十公里，根据时人的说法：魏玛有宫廷和文学，耶拿有大学和哲学——前者以维兰德（1733-1813，歌德的另一位导师）、赫尔德以及歌德本人为代表，后者则以费希特、施莱格尔兄弟以及诺瓦利斯和谢林为代表（席勒例外：他在耶拿主要从事哲学研究，返回魏玛后则专注于文学创作）。费希特将康德唯心主义推向极致，形成所谓“绝对自我”哲学（知识学）体系，鼓吹“心外无物”——据海涅说，当年曾有好事者作漫画“费希特之鹅”（a Fichtean goose）对此加以嘲讽：画面中央是一只硕大无朋的鹅肝，以至于人们找不到鹅在何处。

费希特既是出色的演讲家（日后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闻名于世），更是一流的宣传家。1793年，受大革命精神感召，费希特发表檄文《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主张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同时纠正德国朝野上下对于法国革命的误解和偏见，引起保守派一片恐慌。1798年，费希特在他主办的期刊《哲学杂志》上刊登论文《宗教概念的发展》，结果被冠以莫须有的“宣传无神论”罪名。

当然，对于奉行开明专制的公爵而言，无神论或异端之类罪名不过是罗马教廷和宗教裁判所的发明，他本人对此毫无兴趣。他起初打算派人搞一次诫勉谈话，警告费希特“下不为例”。但紧接着事情起了变化：负责调查的手下报告“费希特是一个恶劣的雅各宾派”，他在讲演中多次鼓吹在欧洲全境（包括魏玛公国）发动革命，推翻君主专制——这一次公爵不再容忍，下令立即褫夺费希特登台演讲的资格，与此同时，歌德作为耶拿主要负责人也受到斥责。

费希特显然不理解歌德的难处。这位性情刚猛而倔强的哲学家发表公开信，将报刊被查封一事形容为新时代的一桩“火刑”，并且威胁当局倘不收回成命，他将辞去耶拿大学教授一职，以示抗争。费希特的公开信在知识界取得广泛同情，耶拿大学师生联名向政府请愿，甚至有名律师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代言——毕竟，此时距德国最后一座火刑架撤除不过五十余年。

其实，对于费希特这块“烫手山芋”，魏玛宗教界及行政当局早就“意欲除之”，只是碍于他的哲学声望和歌德的情面而已。此时他公然叫嚣辞职，可谓正中下怀——据说费希特呈文之际，已然心生悔意，可是对方瞬间已完成签字盖章一整套程序，最终他只得悻悻然退场。史上著名的“耶拿风波”由此告一段落。余怒未消的公爵（迁怒于歌德）在书信中写道：“我大约十次被歌德气坏了身体。对这类愚蠢和危险的事情，他实在过于幼稚。”歌德一肚皮委屈无处发泄，愤然将费希特耶拿任教期间（1794-1799）二人往来书信悉数焚毁（以致后人对此事件中歌德扮演的角色多有误会）。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歌德日益疏远奉中世纪为圭臬的浪漫派（斥之为“病态”），转而拥抱以希腊罗马为范式的古典派。魏玛古典文学时期亦由此到来。

作为贵族制的“死忠粉”和铁杆保皇派，虽然歌德未能像埃德蒙·伯克那样写出论法国大革命的传世之作，但他的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用他在《文学上的无套裤主义》（或译《文学的激进共和主义》）一文中的话说，即任何革命性的变革在德国既无必要也不受欢迎。大约在1790年，他在《威尼斯格言诗》中写道：“法国的悲惨命运，大人物要考虑！小人物更应好好考虑。/大人物沉沦了，谁来保护群众/不受群众的攻击？群众是群众的暴君。/”在他看来，相比于精英统治（即贵族制，Aristocracy）“少数的暴政”，大众统治（即民主制，Democracy）“多数的暴政”杀伤力更大，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强。因此，在歌德眼中，像他笔下的威廉·迈斯特一样，通过教化（Bildung）约束普通群众的人性之恶，是社会走向进步和完善的唯一途径。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歌德认为与其他欧洲国民相比，德国人甘于服从威权，平庸且固执，市侩气十足。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歌德断言，任何政权形式的变更，无非是新旧暴君的更迭，许多时候甚至“一代不如一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不赞成乃至反对法国革命，并不能证明他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旧制度的捍卫者（或如恩格斯所言是“谨小慎微”的庸人），相反，乃是因为他固守自己的信念，即所谓革命根本无法解决“人压迫人的局面”，其结果不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会破坏“原有美好的东西”，造成礼乐崩坏甚至人类历史的倒退。

歌德晚年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重申：“这是真的，我不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行为离我太近了，每时每刻都使我感到愤怒，而它的好处当时还看不出来。革命在法国是一个伟大必然的结果，而在德国却有人要人为地制造类似的革命局面，这我就不能置之不理。”但令人遗憾的是，歌德的政治立场并不能被他的友人理解和接受，1780年9月，在写给女友兼情人施泰因夫人（1742-1827）的信中，歌德形容自己是一只“怀抱着良好愿望冲进水中的鸟，眼看就要溺水身亡，这时，天神将它的翅膀逐渐变成了鳍。那些围绕着它的、帮助它的鱼儿不明白，为什么它在他们的环境里不能立刻感到惬意”。

为了说服他的朋友（以及民众），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歌德的文学创作明显转向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局势——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与法国革命密切相关，诚如歌德本人所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当下完全占据了我的精神”。因此，离开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背景，后世读者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作品。

以《大科夫塔》（1792）为例。故事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震惊欧洲的“王后钻石项链”丑闻——涉案人员包括王后安托瓦内特、红衣主教罗昂以及一班宫廷贵妇，结果上述诸人统统被一名叫做大科夫塔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中。最后朝廷迫于压力，不得不将骗子无罪开释——当天巴黎民众纷纷涌上街头表示庆祝。歌德暗示，法国宫廷腐败如此，人心尽失，大革命之祸乱已近在咫尺。

再以《平民将军》为例。在戏剧结尾，乡村贵族出面制止对暴民的疯狂报复，并宣称他虽然反对革命，但他同样也反对过激的反革命。按照这位贵族的理解（事实上是歌德本人的观点）：革命应当避免而且可以避免；但要避免革命，首先必须消除阶级对立，让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各尽所能：比如政治归于公爵，战争归于贵族——歌德假剧中人物之口暗示：自中世纪以来，战争抑或和平，向来是贵族之义务，与民众并无太大关系。

在另一部戏剧《被煽动的人们》中，歌德描绘一位大革命期间到访巴黎的公爵夫人受到感化后，决定放弃此前她竭力维护的家族特权（她意识到下层阶级发动革命乃是“权贵多行不义的结果”），转而更多“考虑田庄农民的利益”。她在对农民谈话中表示，此后面对任何不公正——不管发生在她的领地之内，还是领地之外，哪怕在宫廷——她都会挺身而出，不再害怕别人送她“一个民主派的称号”。她坚信，位高者权重（noblesse oblige），掌权之人理应更具公平正义和宽容的胸襟怀抱。公爵夫人注意到，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绝对君主专制存在一大弊端：巴黎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其余地方（统称外省）则处于黑暗蒙昧之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本人正是出于对中央集权专制的厌恶，才选择了魏玛公国——在歌德看来，与大一统的法兰西不同，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邦国恰恰能够保持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多样性。这就是歌德日后倡导的“文化世界主义”——根据他的看法，文化民族（Kulturnation）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国家民族（Staatsnation）则是狭隘民族（民粹）主义的产物：它过分夸大民族差异，鼓吹民族仇恨，最终不可避免地导向民族战争。照艾克曼的记载，歌德晚年对此仍耿耿于怀：“民族仇恨是一个怪物。——您会发现在文化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总是最强烈。可是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民族仇恨就消失了；这时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歌德“瞧不起民众”——认为他们不仅智力低下，而且立场摇摆（“如墙头之草”）——并且断言“群众和大多数人的想法总是荒唐和错误的”，但正如他在历史剧《埃格蒙特》（1787）中所言，他始终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必须来源于“普遍民意”（即卢梭所谓“公意”）。他在与艾克曼谈话中曾严肃指出，“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不是民众的过错，而是政府的过错。只要政府始终公正，始终清醒，能通过及时的改革应对革命，而不是与之对抗，直到引起来自下层的压力，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这也是歌德一贯的立场——早在1778年，歌德在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不无愤慨地写道：君主（及官僚）专制国家犹如一座庞大的“钟表”机器，它把每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零件和“木偶”，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停滞状态。因此，归根结底，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的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

1805年，席勒因肺结核病逝，歌德哀叹“我失去了一半的存在（existence）”。随后，他辞去一切公职，潜心著作。1823年春，歌德大病一场，自认将不久于人世，康复后便着手整理他与席勒的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Schiller 1794-1805）。1832年3月，歌德给老友威廉·洪堡（1767-1835）写信：“请原谅这封迟到的书信。即使我隐居在离大家很远的地方，也还是很难找到时间来认真思考生活的全部秘密。”早年洪堡在耶拿与席勒共同编辑文艺期刊《时序女神》（Horen），后赴首都创办柏林大学（即今日柏林洪堡大学）——据传记作家考证，这是歌德临终前最后一封重要信件。

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临终前念兹在兹的一份声明：“……因为我仇视革命，就说我是现行秩序的朋友，这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我不允许别人强加给我这样一个头衔。”歌德毕生对“民主”持怀疑态度，更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政治协商实现社会改良和进步，但歌德绝非“歌德派”，亦非刻意“远离政治”（“distance himself from politics”，《不列颠百科全书》语）的庸人。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歌德与法国大革命，或许能给后世更多镜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