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说，用消极情绪走出积极之路

喊了许多年“无悔”的口号后，终于等来一本可以正视后悔和遗憾的书。丹尼尔·平克带着重磅力作《憾动力》为我们正视遗憾找到一条正确之路，知道什么能让我们追悔莫及，我们就知道自己真正珍惜什么。我们可以主动利用遗憾，凝视未来、预测遗憾，然后据此修正当下的决策。

本文摘录自《憾动力》

原章节名为《正确地认识遗憾》

我们寻求一种稳定，也就是在物质、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拥有较为坚实的基础；我们希望利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和成长，寻求新奇、大胆尝试；我们渴望做正确的事情，成为别人眼中遵守道德操守的好人；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构筑用爱联结的友谊和亲情。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些许的勇气、基本的道德、意义深远的人际关系，遗憾带来的消极情绪，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积极的人生之路。

“可能”与“应该”

每次照镜子，你都能从镜中看到一个自己。但如果眯起眼睛仔细看，你可能会看到三个自我。

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托里·希金斯（Tory Higgins）首次提出了一条动机理论，理论背后的理念就在于此。希金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现实自我”、一个“理想自我”以及一个“本应自我”。

现实自我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系列品质构成；理想自我是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的自己，代表了我们的希望、愿望和梦想；本应自我则是我们心中应该成为的自我，代表了我们的义务、承诺和责任。

希金斯认为，激发我们的行为并引导我们追求目标的，是这三个自我之间的差异。例如，如果我的理想自我是一个身体健康、体格健壮的人，但现实自我既萎靡不振又体重超标，那么这个差距便可能会激励我开始锻炼。如果我的本应自我认为孝敬年迈的亲人很重要，但现实自我已经6个月没去看望祖母了，那我可能就会提前下班去探望她。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努力，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或本应自我之间的差距就会长期存在，那么，不快的感觉便会在这条鸿沟泛滥。

2018年，利用希金斯的理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沙伊·戴维达（Shai Davidai）和托马斯·吉洛维奇对遗憾进行了分析。吉洛维奇之前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因不作为而产生的遗憾要多于因行动而产生的遗憾。两人对这项研究进行拓展，又通过6项研究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因未达成理想自我而产生的遗憾，要多于因未成为本应自我而产生的遗憾。“可能”型遗憾在数量上远超“应该”型遗憾，二者之比大约达到了3:1。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两种类型的遗憾所引发的情感截然不同。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绝望感。而现实自我和本应自我之间的差距则会带来焦虑感，从而更有可能督促我们采取行动。由“应该”引发的遗憾有一种更强的紧迫感，从而更有可能驱使我们努力修复差距，无论是通过弥补过去的行为、对错怪的人道歉，还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相比于“应该”，“可能”对我们的困扰更深，因为对于很多“应该”做的事，我们最终都进行了补救。

这项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了解遗憾深层结构的窗口。未能成为理想自我，意味着没能抓住机会；而没有成为本应自我，则表示未能履行责任。在4种类型的遗憾中，每一种都涉及机会和责任，或两者兼而有之。

例如，让我们感慨“如果当时大胆冒险就好了”的勇气型遗憾，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机会而产生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让我们感慨“如果当时努力就好了”的基础型遗憾，也同样涉及我们没有抓住的机会（教育、健康、财务状况）。让我们感慨“要是我主动联系对方就好了”的关系型遗憾则同时涉及机会和责任，包括我们没有努力抓住的维系友谊的机会，以及对家庭成员和他人未尽的责任。让我们感慨“真希望我当时做了正确的选择”的道德型遗憾，涉及的则是我们未能履行的义务。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虽然机会和责任在遗憾中都占有中心位置，但机会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有助于解释我们为何更容易为没有做的事情而遗憾，而不是为做过的事情而懊恼。正如尼尔·罗斯和艾米·萨默维尔所写的：“因不作为产生的遗憾比努力后产生的遗憾持续时间更长，部分原因在于，前者让人感觉成功的机会可能更大。”

“美国人遗憾调查计划”是我研究中的量化部分，当我重新审视其中的数据时，机遇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这项调查的规模和广度为我提供了条件，让我得以审视各小组之间存在的差异。女性的遗憾是否与男性不同？美国黑人的遗憾是否与白人不同？人生的遗憾是否取决于富有程度？

简而言之，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大。那些细微的群体差异，进一步证明了机遇对于遗憾的关键驱动作用。

以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为例。相比于没有大学学位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位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在职业生涯中产生遗憾。乍一看，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拥有大学学位通常会为我们提供更广泛的职业选择机会。

然而，这可能正是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拥有更多遗憾的原因。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错失的机会体量也就更大。

收入情况也体现出了类似的规律。不难理解，对财务状况的遗憾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即家庭收入越低，人们就越可能对财务状况感到遗憾。然而，对于职业生涯的遗憾却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对职业生涯产生悔意，因为机会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对未实现的可能抱憾。

教育方面的遗憾在上过大学但没有毕业的人群中最为普遍。对于这个群体中1/4的人来说，没有好好地接受教育是他们最大的遗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是机会受阻。

调查结果中，有一个不同种族之间显露的差异，其中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机会受阻。不同种族在遗憾上的差异很小，但有一个领域除外。相比于白人，其他种族在教育问题上抱有更多的遗憾，这或许是由美国不同种族在受教育机会上的差异造成的。

年龄因素也凸显出了机会的重要性。如图11-1所示，在“美国人遗憾调查计划”中，20岁的受访者因采取行动而遗憾的人数与因不作为而遗憾的人数相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不作为而产生的遗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对于50岁的受访者而言，不作为导致的遗憾是采取行动导致的遗憾的两倍多。

图 年龄对遗憾类型的影响

我们从数据中发现，年龄是可以最准确预测出不作为将带来遗憾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未来的机会将逐渐减少，人们似乎愈发为没有做过的事情感到遗憾。

但是，人们也会在不同领域寻找机会。例如，在30～65岁的人群中，最为普遍的是对事业和财务状况的遗憾，这或许是因为，在这个阶段，这些领域的机会仍然存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教育、健康和事业领域的遗憾越来越少，对家庭的遗憾却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对于70岁的人来说，获得博士学位、开创新事业或摆脱贫苦生活的机会相对有限，那些大门即将关闭，但在疏离的兄弟双双离世之前，重归于好的机会依然存在，那扇门仍是敞开的。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虽然不大，但也确实存在。例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产生事业上的遗憾，大约20%的男性对此表示了遗憾，相比之下，女性却只有12%。与之相反，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家庭产生遗憾，女性占到了24%，而男性则为18%。这项调查中，并没有设计一些能解释这种差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推测，平均来看，男性或许更看重事业上的机会，女性则更重视感情上的机会。

梦想与义务

与未履行的义务相比，我们更容易对放弃的机会感到遗憾。但我们也知道，完整的人生不仅包括梦想，同时也包含义务。遗憾的底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一生应把自己的梦想和对他人的义务结合在一起。只有义务而没有机会的人生极度受限，满是机会而没有义务的人生则空洞无味。将机会和义务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本书剩下的内容中，我将集中探讨：如何将遗憾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积极力量——憾动力，同时发挥预期遗憾的优点，来打造完整的人生。

原标题：《这本书说，用消极情绪走出积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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