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研究所新书分享会·我读︱“失落一代”的女儿

【编者按】

由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编辑部主编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新书《改革中国：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已出版。赵鼎新、周晓虹、张军、周黎安、刘守英、田国强、吴晓刚等16位学者或从自身经历，或从学术研究，表达了自己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理解和感受。在新书出版之际，澎湃研究所将于11月15日举行新书分享会。

此外，澎湃研究所编辑部邀请了三位70后、80后和90后，与书中50后、60后作者一样，这三代人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同样有着各自年代的解读。今天刊发第一篇，70后眼中的这四十年。

改革与回归

直到做博士研究，我才有机会完整地回顾、重审新中国以来三、四代人的生命历程。和经历过各种运动、命运跌宕起伏的前两代人相比，出生于改革年代的我们则要幸运得多。不过，历史多少有其延续性。由于父母是下放知青，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经历了一些“颠沛流离”。只不过这样一种变动，在父母看来更多是朝向“正常”的回归。

不知是什么原因，1979年底，妈妈选择回上海外婆家生下了我，而不是在父母当时的下放地江西。外婆和才十几岁的小阿姨抚养了我几年，随后我被送回江西与父母团聚。自我记事起，家里总是有三五个或者一群上海知识青年聚在一起。在父母接受下放锻炼的那个大型化工厂里，这些上海叔叔阿姨对我尤其亲切。逢年过节，我都能收到他们回上海后带来的食品、玩具或者衣物。回想起来，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上海知青的温暖小集体中。这些人多才多艺，父亲拉小提琴、有人吹笛子、有人画画，他们聚在一起总能找到有趣的事做。父亲当时还和几个知青计划着写小说。据父母说，当地人对上海知青也很友好。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还保持着和当地干部、老乡的联系。而我只记得，母亲常常带我去老乡的田里帮忙劳动。而被父亲发现了，常常会被训斥。他坚持不让我在田里“混”，把我拉回厂里学写字，或者带我去梨园里听他朗诵诗歌。

上世纪八十年代，回沪的政策和机遇多起来了。父亲通过关系先把工作调动到了浙江绍兴。几年后，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小姨父的一次到访改变了我的轨迹。父母希望我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父亲，因为一些原因错失高考恢复之后的入学机会，这成为他最大的遗憾。上海的教育资源更多，机会也更好。更重要的是，回沪是对之前“流放”生活的结束，是一种对正常的回归。母亲告诉我，她们下放的上海知青当年大多在自己人之间选择结婚对象，为的就是能够回上海。小姨夫是当时教育局的一名教员，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决定让我独自先回上海，住在外公外婆和舅舅的家里。

就这样，我回到了父母日夜思念的上海，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住在一起，我的到来实际上挤占了他们本已局促的居住空间。舅舅、舅妈那时已经辞职做起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但精神上却十分振奋。表弟正处于顽皮捣蛋的年纪，而我在度过了因为思念父母和小伙伴，以及不适应上海小市民式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期之后，迅速地调整了自己。寄人篱下的感受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我感受到亲戚们为了接纳我而付出的努力。我暗暗决心管理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不给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再增添麻烦。我开始和父母频繁通信，也常常去图书馆找一些书来填满自己的时间。父亲不时地给我写很长的信，事无巨细都会问询、关心。而在每封信的末尾，父亲都会毫无例外地鼓励我好好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我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就这样，从那时起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自己和父母的双重命运。

市场化的洗礼与沉浮

在我上初三时，母亲办理了早退手续回到了上海。而父亲也紧随其后，辞去了他在绍兴那家大型国有企业里作为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的工作。此后，我目睹了父母如何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转变为接受市场洗礼的小生意者。事实上，在父亲辞职之后，他已经下海到深圳闯荡了一番。深圳的改革更早更快，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兴奋地向我们讲述在那个新世界里的种种见闻。在外资公司里的管理方式、做生意需要的谈判技巧、投资的胆魄和眼光，甚至新技术下的生产工艺，父亲说起这些时眉飞色舞。我也受到感染，感慨“改革开放”真的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好事。像父亲这样熟知国有企业生产和供销流程的管理人员，在真正的市场中也收获了完全不一样眼界和锻炼。不过，父亲的下海似乎获得的历练要比经济利益、职业前途的收获多许多。为了一家团聚，几年后父亲匆匆回到了上海。

那时，我和母亲住在奶奶家那个两、三平米的阁楼上。母亲早出晚归，卖服装、开杂货店、熟食店，她做过各种小生意。每天一早天蒙蒙亮，她就踏着摇摇晃晃的破三轮车去进货了。而我在学习之余也常常帮母亲看店、理货或者记账。要做好生意并不容易，不仅要能吃苦，而且需要对市场需求有着敏锐的察觉，能够及时调整货品。开杂货店时，我和母亲一起计算过每件商品的利润率和销售率，最后发现并不是价格最高的货品最能赚钱。反而可能是泡泡糖这样不起眼的小商品。母亲还与周围的居民，甚至包括警察和混混都打成一片。小店不仅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还成了人们闲聊、休息的据点。在那段日子里，除了对生活不易的切身感受，对母亲坚韧创业精神的敬佩，我也常常被在小店里看到、听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人们市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吸引。若干年后，我选择社会学作为专业，想必也有这些经历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

回想起来，那些年里大家庭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但同时也充满活力、希望与团结精神。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观念也是被承认的。叔叔是之前国有企业的厨师，企业改制时他也忙活起了餐饮业。之后索性辞职自己承包菜场，当起了伙计兼老板。舅舅一家在经历了水果生意的失败之后，终于把熟食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而姨父也办起了数学补习班。下岗的阿姨则重新找到了工作。在今天看来，那时大家庭成员之间浓厚的亲情也令人感动。在舅舅做水果生意的时候，几乎家里每个人都去推销过水果。妈妈开小店时，家里人也不时过来帮忙。每个人都一样，一人有需要全家来帮忙。我们孩子之间也特别亲热，总能聚在一起找到乐子。

二十年后，当我从法国博士毕业回国时，上海大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完全变了摸样。因为动迁分房的纠纷，外婆家几乎分崩离析。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伤害、互不往来。回国后我听母亲和表哥说起当时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早已发生了变化。母亲的生意在很多年前就停下了。舅舅也早就关了店，吃起了并不丰厚的老本。只有姨父还在给孩子们补课。父亲凭借自己的能力仍然在企业中做管理。如同渐渐消失在路边的小生意一样，那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远去了。

民间记忆的价值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这些个人化的记忆除了用作怀旧，还有什么社会价值？在阅读澎湃研究所编著的《改革中国：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一书时，我不禁联想起社会学对于集体记忆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建构起来的事或物。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渗透着权力。换言之，权力决定着人们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而这样一种记住与遗忘不仅仅关系到历史的书写，也影响到对今天道路的判断与选择。

这本书共分四个部分、两种文体。其中，“宏论”、“社会”以及“政治”这三个部分，由各位学者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对改革中重要的问题，如人口、政府转型、医疗、人才引入、政商关系等，展开客观的学术分析。不难看到，共识是，四十年前的这场改革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各位学者也指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种种挑战与未完成之使命。

而书中的第一部分，“忆往”则是从个体记忆的角度，记录、呈现了几位学者对亲身经历的改革的叙述。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和专业研究同样珍贵。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过，“个人的即社会的，最个人的也就是最非个人的”。每个人的历史都值得书写与记住。一个社会中不能只有官方的、正式的记忆。而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更多地给予亲历者以言说、讨论与辩论的机会，才能在社会层面上明辨是非，吸取时代的教训与经验，避免重蹈覆辙。

我在博士论文辞谢词部分曾写下，“感谢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充满知识热忱的‘知青’，因为那一场革命，他被剥夺了进入高等学府求知的机会。我希望，自己求学深造的成果多少能令他欣慰，感到有所补偿”。当时，我在心里同样想，我父母的经历，以及他们这代人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法国学者潘鸣啸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他把下放知青的一代人称为“失落的一代”。确实，除了少数的幸运者，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错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而正是之后社会的“正常化”，给了我，一个知青子女以实现父辈理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