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铁道之旅②：去纳霍德卡，吹吹太平洋的风

巴伐利亚酒神

俄罗斯远东的铁道之旅仍在继续，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来一段公路旅行。在波格拉尼奇内，我们挤上了一辆丰田小巴士。司机是一个着天蓝色polo衫戴着棒球帽的胖子，乍看特别像美国电影里那种烟酒不离手的落魄中年人。他把车开得像动作片里的追逐战，过弯时还不忘接电话。车上全是中国人，彼此间的身份差别巨大，却只能束手无策地肩并肩靠在一起，因而也摩擦出不少超乎寻常的夸张对白。

这其中，一个操台湾腔的广东男生，和一个精通俄语的黑龙江中年男人，像唱双簧那般，开启了令人忍俊不禁的一问一答模式。广东男生似乎对地平线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连田野上的麦垛都不放过。这可给了这位据说在绥芬河火车站当过翻译的大叔机会，无需一句“开始你的表演”，他便滔滔不绝地以过来人身份传授各种人生经验。

我庆幸自己坐在最前排，除了可以对着一望无际的边疆放空，还能瞄两眼胖司机粗壮胳膊上竖起的黄色汗毛，顺便追忆一下两年前的熟悉味道。没错，这又是一台二手的日本右舵车，它漂洋过海，来到俄罗斯远东，并毫无违和地沿着公路右侧一路狂奔。吊诡的是，我却坐在一个本该手握方向盘的位置。这一“司机视线”很快引来了身后乘客的嫉妒，他们纷纷把手机相机传递给我，然后在黑龙江大叔一句句“这有啥好拍的”的吐槽声中，按下快门。

抵达乌苏里斯克时，正值下午四点。这座城市用慷慨的光线，赐予了我们一个慵懒的中转时刻。“乌苏里斯克当年有一伙劫匪，专门在车站抢劫中国人，后来被俄罗斯警察一锅端了。”我们最后一次听中年人叨叨完毕，从此相忘于江湖。老莫非要去汽车站买一杯毫无口感的黑咖啡，为此不惜放弃了中亚人的沙乌尔马（一种卷饼食物）。但五个中国背包客涌向车站的架势，还是有些树大招风。于是“海参崴”“海参崴”的叫声不绝于耳，这些俄国黑车司机为迎合中国人，不惜抛弃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而他们的举止却还是很“俄罗斯”：没有人会凑上来与你跳贴面舞，仍旧冷峻地躲到远远一旁，耷拉着扑克脸，眼神中也毫无热切可言。

去纳霍德卡的大巴

我们爬上了一辆去纳霍德卡的大巴。车上的乘客未超过半数，这让我们得以享受宽敞的二人座，和窗外的阳光一起，渐渐消逝在密林深处。这趟单程需要775卢布的大巴，会一直往黑夜开，往大陆的尽头开，往大海的怀抱里开。

黄昏时分，大巴经过了一座叫做阿尔乔姆的小城。这里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机场，仅有一步之遥。街上四处是下班回家的市民，他们在列宁雕像和T-34坦克的底座下穿行，对这辆开往纳霍德卡的大巴置若罔闻。待到霞光从山的另一边探出头来，我才意识到已不知不觉睡了一觉。大巴停在了一个叫“福基诺”的地方，司机示意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同行的老吴把厕所门口一名席地而坐的老乞丐，当成了收费15卢布的工作人员。从入境俄罗斯的那一刻起，便再也难觅免费的厕所了，而老吴却为一泡尿付出了双倍代价。

当地时间九点半，大巴终于抵达纳霍德卡。一行人已是身心俱疲，还好星凯娴熟地打开叫车软件。不多时，一辆丰田普锐斯拍马赶到。很快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产生：五个人如何乘坐四个座的车？“跟他商量下”，星凯似乎很有把握。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加50卢布，五个人挤一下好了。”看着后排塞成一团的四个人，我有些暗自庆幸。作为一个胖子被丢到副驾驶座，既是一种宿命，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福利”。

苏联时代的酒店

我们来到这家从booking上预定的酒店，它外观毫不起眼，里面也是。除了有一个TripAdvisor的合作铭牌，与普普通通的小旅馆没什么分别。但在电梯间，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却突然间吸引了我和星凯的注意。这是操控一台电梯的塑料机械按键——与今天电梯普遍设有上下两个键的按钮不同，它显得另类的同时，充满着神秘感。仿佛一座通往前苏联时代的幽深隧道，另一端连接的却是冷战时期的风风雨雨。

电梯内部逼仄得有些骇人，只能勉强挤进两个背登山包的人。上升的时候，它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并且剧烈地摇晃，与电影里毒品交易的场景十分相像。从它斑驳的表皮上，我们找到了它的出厂时间：1964年。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那一年，在那个动荡的10月，苏联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他们第一次把三位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而勃列日涅夫的屁股还没坐稳，遥远东方的某个戈壁滩便升起了蘑菇云——中国宣布他们成功试爆原子弹。

时至今日，冷战时期的核阴霾，已渐渐消散。但俄罗斯仍旧令人感到恍惚，仿佛时光永远封印在CCCP解体的那一刻。站在如船舱一般简陋的走廊上，朴树的《Baby,До свидания》会突如其来地在脑海中循环播放。如果事先知道俄罗斯遍布着此类风格的苏联酒店，他还会去布拉格拍摄这首歌的MV吗？

海参崴第二？

听到海浪声之前，我们要先踩着一堆废弃的汽车残骸，才能走到公路边。酒店工作人员为我们指点的这条捷径，足够俄式的“hardcore”。在这堆破铜烂铁之中，我看到了一台GAZ的履带式装甲车，原有的绿色涂装早已褪色成铁锈，像一只被拔了毛的公鸡。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它身旁的一台银色轿车，浑身的肉都掉光了，活脱脱的成为一只鸡架子。

纳霍德卡是一座小山城。在它的脚下，海岸线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山顶有一座颇有气势的东正教堂，不时有汽车冲上陡坡，带来一群虔诚的信徒。我们沿着半山腰的公路漫步，在纪念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友好的石碑前，一个穿枣红色毛衣的年轻人正在玩无人机，型号像是大疆mavic系列的一款。但这并非纳霍德卡唯一的中国元素，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有一条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轩辕商业街，由中国哈尔滨一家企业投资兴建。

然而这座城市仍旧难觅中国游客，甚至去掉“中国”二字亦然。它徒有一幅“海参崴”的外表——只有山和海，却没有人山人海。这当然正合我们心意，除了要不断迎接俄国人好奇的眼神外，没有任何不畅快的事情发生。经过那座1941-1945的卫国战争纪念碑时，我们发现一群俄国人正嘻嘻哈哈地拍摄婚纱照。这显然又是一次相当硬核的行为，你简直无法想象会有中国人在烈士陵园里结婚。但你又不能草率地给他们扣上一顶“重口味”的帽子，罪魁祸首还是应该归结为这座港口城市——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地看着起重机下的货运火车挂钩，根本没时间去思考和浪漫挂钩。

相比较俄国人，中国人完全能用“脑洞大开”来形容了。他们愣是把一幢巨大的中式建筑，丢在了城市的最繁华地带。这便是前文提到的那家哈尔滨企业——轩辕集团。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独辟蹊径，没有选择远东边疆区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海港小城纳霍德卡开启了一段冒险，并最终生根发芽。所以不巧的是，这幢名叫“轩辕大厦”的建筑，生就了一张最最丑陋的90年代乡土审美外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风格的建筑在国内大城市已逐步被淘汰，只能在一些发展缓慢的县城觅得踪迹。谁也未曾料到在纳霍德卡，居然又一次和它狭路相逢，你无法说清楚这到底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而那条轩辕商业街，也并没有想象中的人丁兴旺。只有几家卖情趣用品的商铺，在那里发出一阵阵“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难道这座城市的年轻人控制不住荷尔蒙时，都要跑到中国人的街道上购买避孕套？

太平洋的风

俄国人喜欢塑造雕像。从真人比例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到高大伟岸的政治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你都能找到他们存在的痕迹。在纳霍德卡，有一座“悲伤的妈妈”雕像，她坐落在山坡之上，俯瞰着一望无际的日本海。我们来到她的脚下，感同身受于她的悲伤——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段与卫国战争息息相关的悲怆过往，谁都能够心领神会。观景台的围栏上，布满了情侣们的连心锁。如果能够锁住爱情的话，那么悲伤是不是也能消逝？没人能够说清楚，这个世界实在太善变了。唯有那太平洋的海风，它总是一幅波澜不惊的样子，徐徐吹拂了几千年，没有谁比它更见过世面。

我们必须要搭一次太平洋旁的顺风车，趁它最温柔的时候。从yandex上叫了一辆皆大欢喜的面包车，它轻而易举地将五个人及其行李“大包大揽”了。司机是一个衣品潮流的年轻人，得知这是一群中国人后，还主动拿出手机要求合影。“我妹妹在上海工作呢”，他说。我们愉快地告别，在纳霍德卡的火车站——十分幸运，又十分巧合的是，它叫做“太平洋站”。从苏联时代便一直延续到今天的114次列车，正安静地停靠在一号站台边。它要从海潮的音浪中启航，穿越莽莽的乌苏里丛林，直到阿穆尔河畔的哈巴罗夫斯克。但我们终究不能陪它走到最后，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乌苏里斯克车站，我们就得跳车了，否则可能会以“偷渡”的罪名遭到起诉。毕竟我们身上持有的，只是一张滨海边疆区的电子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