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王懿荣尺牍”｜厂肆的冤家①：由辽至元的京城书肆

【作者按语】

北京大学历史系藏《王文敏公手札》一册，计有王懿荣信札11通，俱未刊。其中第七、第八两通，多述及当时购书印书事。兹略加疏释，分四次予以公布，以供喜好古书者一览。

《王文敏公手札》中的第七通信札，谈的是同琉璃厂旧书铺之间的事儿。其文如下：

宝森、翰文纷来沓至，索买书债也，为之奈何？又一事，宝三属先交，日内渠当来自说。此上

松溪三兄大人                          弟懿荣顿首

信很短，共谈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也就是后边说的这件事儿，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只知道大舅子黄宝三让王懿荣先把某个东西或某项钱款交给了王守训；具体的缘由，黄宝三这两天就会自己去跟王守训讲。这事儿不仅王懿荣没清楚讲，居间传达的王懿荣好像也不大清楚。所以，我们也就不必管它了，单来看这另一件事儿。

与王守训谈论琉璃厂书商的信函

这第二件事儿，王懿荣在信里写的也就那么两三句话，可却讲到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买书。因为宝森和翰文乃是北京琉璃厂两家书店的堂号。

在王懿荣那个时代，文人学士要想读书，都得自己家里先有书可读。当时还没有公共图书馆，更没有一敲键盘就来了的“资源”。家里若是没有书，想读就得借，可这不是想借就能借到的，人家买书也是给自己用。除此之外，个别人还可以靠在书铺里卖书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譬如清中期著名学者汪中，很大一部分学问就是这样从店家“偷”来的（清汪喜孙《汪氏学行记》卷三王引之《汪先生行状》）。但这显然只是极特殊的情况，不能成为通例。不了解这样的常识，你就不会理解所谓“诗书传家”的重要性；再想想孔夫子讲的“学而优则仕”那句实在话，更能理解家里有书才是硬道理了。

不过这说的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而所谓考试实际上就必然意味着规范化和程序化。因为不这样就没法保障考试选材的公平性，考官也根本没法操作。想想现在的高考，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道理都是一样的。

高度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结果，是严格限制考试出题的范围，应考士子实际上不需要读几本书。这种局面，在元仁宗皇庆二年时就已经彰显于世。至明太祖朱元璋指使人编定《四书五经大全》，则从外在形式上将其彻底凝固，所谓“八股文”随之全面形成。以致只要熟读《四书》且略知《五经》，就可以科场连捷，高中龙榜。

特别是在清代，随着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就连在八股文中复述经义的范围也箍制得越来越紧，乾隆爷甚至吩咐侍臣方苞编选了《钦定四书文》，把无聊文人和书坊商贾印行“高考”范文的活计都抢了。

乾隆爷为此颁布圣谕，说他组织选编此等无聊文字的原因，是“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茍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岐趋”，不然的话，“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也就是说，应考士子对《四书》《五经》“经义”的阐扬，还是变化多端，以致弄得主考官难以把握正误高下，考生更弄不明白怎么答卷才会受到赏识。于是，弘历便指使方苞“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彚为一集，颁布天下”，“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清《钦定四书文》卷首弘历谕旨）。

单纯从考试的技术角度看，这话是多少有那么几分道理的。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四库》馆臣所云，弘历的真实用心，是考虑到若不在严格限制的框架内阐扬经义，势必“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所谓“横议之风”和“倾诐之习”，这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末的党争和士习，联想到在朝野舆论抨击中倾覆的朱明王朝，联想到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野蛮统治的愤恨和抵抗，而这些正是弘历竭力想要回避的。所以，用《钦定四书文》来规范读书士子的思想，才是清朝统治者的意图。

思想观念的严格限制，导致士子备考读书的范围必然更趋狭窄。为科举考试而读《四书》，写八股文，本来就是给当官做敲门砖，一旦破门而入，当然也就更没有必要寒窗苦读了。了解这些基本的文化背景，大家才能清楚地认识在王懿荣那个时代普通文人学士读书的情况和购书的需求——即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需要读很多书，家里也不必藏有很多书。

其实古往今来全一样，不管是读书，还是藏书，功利所需，都没那么几本。不过在什么样的社会，也还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会为了学习文化、发展文化而读书。

谈起中国古代的典籍，人们往往会用“汗牛充栋”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可书像所有事物一个样，都不会“自古以来”就一直那么个样，它也有个从无到有并不断累积增多的过程。单纯就书籍数量的大规模增长而言，粗略地说，窃以为经历过如下五个大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纸张普遍用作书籍载体的两晋以至南朝时期；第二个时期，雕版印刷大规模普及的北宋时期；第三个时期，是雕版印刷技术出现革命性发展的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第四个时期，是普遍接受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第五个时期，是汉字电子排版技术普及于中国的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

我把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这次雕版印刷技术的大发展称之为一次“革命”、“大革命”，名之曰“嘉万革命”，其基本表现，是印刷效率大幅度提升，与之相伴的必然是书籍制作成本的急剧下降和印书种类的大幅度增多。其结果，当然是人们买书读书都比以前大为便捷。

问题是同样都是读书，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读法。与书籍印制技术上的“嘉万革命”相伴随的学术思潮，是王阳明的心学，甚至是释家者流的禅学。他们谈心谈性，说禅说玄，比着看谁更有超人的眼光，更有与众不同的想法。所以他们乱翻的书可能很多，但逐字逐句研读的却很少。看什么书，用什么样的版本，都不必太过讲究。整个晚明时期，大体就是这样。

进入清朝以后，文化和学术的风尚变得大为不同。这种新风尚，简单地说，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儿，即通过阅读原始、可靠的文献记载来复原古代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就需要在读书之前先花费很大功夫对书籍本身有很多了解，而且越广越好，越深越好，越准越好，越透越好。因而不仅讲究书籍的目录学，更进一步，还要讲究书籍的版本学和校勘学，把读书问学这事儿弄得很麻烦。

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这关于书的学问太深奥了，真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般地使大劲儿就能读好的。昔大禹治水，迈出第一步时便“随山刊木”（《尚书·禹贡》）——这就是给追随者标识路标。当年看“革命样板戏”，侦察英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上山时也是这么学着大禹的样儿干的。不然的话，他不仅上不去山，连出都出不来，非迷路走失被东北虎吃了不可。同样，漂洋过海非有船不可，水性再好你也润不到太平洋对岸，这道理连傻子都明白，更用不着多说。

正当大清朝这些两眼发直的书呆子们迫切需要入山向导和渡海舟航的时候，朝廷组织天下饱学宿儒编撰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目录书——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这《四库全书总目》省称《四库提要》，直到今天，还是文史学者终身倚赖的治学宝典，而它的撰著乃与北京琉璃厂书肆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

现在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也可以说其地处于前门的西南、宣武门的东南，故前清时称作“宣外”。这是因为和平门是民国时期才扒开城墙新开的，清朝的时候北京城还没有这座门。所谓琉璃厂在明清时隶属于工部管，用于烧造宫廷建筑用釉面砖瓦。再向前，琉璃厂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辽代。正因为如此，后来书肆在这里兴起之后，人们才将其称作“厂肆”。

乾隆三十五年春，琉璃厂的窑工在取土的时候，挖出来一座古墓。墓室中出土的一方墓志告诉人们，墓主是辽国一位“高干”，题曰《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〇《改葬故辽李公墓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政治史问题，所以他具体做的是什么混账官儿、干了什么事儿都并不重要。

本人在琉璃厂海王村书店前留影

这通墓志告诉我们的重要情况，有如下两点。

第一点，埋葬这位李公的墓地，在辽代是隶属于燕下乡的海王村。现在北京琉璃厂还有一家中国书店的分店，店名就沿用辽代这个地名，叫“海王村”。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找到的琉璃厂这个地方最早的历史渊源。如钱大昕云，“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只是当时这儿只烧造琉璃砖瓦，还没有人卖书买书。

第二点，这位李公的身材比较特别，钱大昕说他“骨节异常人”，朱筠则更清楚地说明其异常之处是“骨节甚巨”。简单地说，这家伙是个身材魁伟的大老爷们，甚至到了远比普通华夏人种高大很多的程度，一看就“非我族类”。

这么讲并不是因为墓主李公是契丹人，他号称陇西李氏，即与大唐王室同族。现在稍习中国古代历史者皆知，伟大的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大唐王室的血缘绝非华夏正宗，而与西域胡人具有更为深切的关联。在这一基础上来看待这位“骨节异常人”的李公，似乎适可证明陈氏高超的见解。

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这个大高个子和当地土著住户长得很不一样，就连死去的骨骸都明显不同。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北京这个地方、特别是在琉璃厂，“自古以来”就是个五方杂处之地，各种外来的人都有；甚至还有像李公这样外表一看就很不一样的家伙。

我在这里强调这位李公的外来血统，是想向大家形象地说明琉璃厂书肆的兴起和繁荣正同“外地人”在京师的活动息息相关。

“燕京权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制的《妙法莲华经》（据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

这个烧造琉璃砖瓦的海王村，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开始有人设肆卖书。可是要想追溯它的早期渊源，就像民国年间一位“云间巅公”所讲的那样，“其间沿革，亦至不易言”也（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一章《概述》）。然而历史研究或者说人们认识历史，并不能因其“不易言”就闭口不言，我们还是要尽其所能，加以探索。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呗，历史的真相就是一步步地逐渐揭开的。再说研究历史的兴趣正在于解决那些疑难问题，要是谁看一眼都能清楚知晓，那研究起来还有什么味道？社会上还需要专家干什么？

就在安葬在琉璃厂的那位李公死去不久的时候（李公卒于辽景宗保宁十年，亦即公元978年），就有切实的证据表明，现在的北京、也就是辽国的燕京即已有相当程度的雕版印刷，俨然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雕版印书重镇。比如有个“燕京仰山寺前扬家”（辽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有印书），还有个“燕京权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辽圣宗太平五年、公元1025年有印书），就都是专门印造书籍的商铺（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既然刻书、印书，自然就会有专门的场所卖书。

当时宋人刊刻的书籍被贩卖到辽国的有很多，苏轼的老弟苏辙，曾出使于辽，回朝时上奏云：“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到燕京，留副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这些南来书籍在燕京的迅速流通，当然要有与之匹配的书肆。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蒙古宪宗六年赵衍家刻本《歌诗编》

延至蒙古时期，今北京地区刻印的书籍，留下有一部赵衍家刻的李贺诗集《歌诗编》，印制相当精美，其具体的雕版时间，是蒙古宪宗六年。元朝定都于今北京城，时称“大都”。高丽王朝在元朝末年流行一种名为《朴通事》的汉语教材，其中述及在大都城里买书的事情：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

买甚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怎么要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唐三藏引孙行者到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圣的，你知道么？

你说我听。

唐僧往西天取经去时节……

通观上下文可知，这两个人前去购买的“文书”，就是书籍，而当时市面上销售的书籍，绝大部分都应该是刻本。那么，这两个人去买书的“部前”又在哪里呢？

元代朝廷的行政运作，是在中书省下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朴通事》所说“部前”之“部”应当就是即此中书六部而言。据元《析津志》记载，“中书省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其最外一重门扉称作“外仪门”，地“近丽正门东城下，有‘都省’二字牌匾”。至正十五年，国子监祭酒王思诚撰《中书断事官厅题名记》，称于此断事厅内“望视六部之列外垣者，校（较）为亲密”；又户部侍郎王恪在至正六年撰《中书省照算题名记》，明确称户部照算局“其廨在省署东偏”（元熊梦祥《析津志》，据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之《朝堂宫宇》，出自清徐维则铸学斋钞本《析津志》）。这些记载足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皆与中书省同在一地。

丽正门为元大都城南面正门，明清北京城与之相应的城门称正阳门（案正统四年丽正门始改称正阳门。又案此门即俗称之“前门”）。不过明清北京城的南墙较元人故城向南挪移约二里地远（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见侯氏《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故两门虽在同一方位，却不在同一地点。

由丽正门北通“皇城”南门灵星门（这个“皇城”的涵义同隋唐时期的大兴城或长安城已经大不相同），有一条全城中轴线大道，两侧有廊，称“千步廊”，故这条大道亦称“千步廊街”或“千步街”，当然也可以径称作“千步廊”（明萧洵《故宫遗录》，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佚文。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三《京城杂用》）。前文谓《析津志》载“中书省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大元一统志》记载此五云坊的位置，在“大内前左千步廊，坊门在东，与万宝对立，取唐诗‘五云多处是三台’之义以名”（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由大内座北朝南看，“左”就是东，而“三台”是三公的一种文雅说法，这里以之代指中书令。两相印证，可以更进一步明确证明元代的中书省及其下属六部，就设在灵星门至丽正门间这条千步廊街的东侧——这大致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另一方面，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具体记述了大都城中书肆的位置，乃谓“文籍市在省前东街”，和它相伴的还有“纸札市”，在“省前”（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佚文），这两个“省”指的都应该是中书省，而高丽人学习汉语读本《朴通事》中提到的“部前买文书”之地，同《析津志》记载的“文籍市”理应同为一地。

在千步廊的南端至丽正门之间，有一块空地，称作“棋盘街”（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佚文）。案明清时在千步廊南端有门，系“皇城”最外南门，明曰大明门，清曰大清门。元代虽然也有大明门，但据《南村辍耕录》卷二一记载，却是大内正殿南门，不在此处。元时此处按理来说也应有门，但是否设门，我还没有看到相关记载。这个棋盘街在明代又称“天街”，有记载云“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击毂，竟日喧嚣”（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棋盘街”条），清人吴长元记其地“两旁系故明市肆”而“百货云集”（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看起来是一派煞是繁华的商业景观。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里的大明门（据北京古籍出版社印本）

由明清时期这种情况向上推溯，估计元大都城的棋盘街两旁同样应该是一处商贾云集的贸易场所，中书省前所谓“东街”应该就是这棋盘街旁靠东面一侧，或由此再向东稍有延伸的地方。如果用现代“地标”做个简单表述的话，那么可以说元朝大都城里的书肆，是设在今北京前门以里稍东北的地方，或者说就在天安门广场至国家博物馆之间某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朴通事》里提到的《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和《四书》《六经》，都是书坊刻书的主要品种，即前者为大众娱乐产品，后者是科举基本读物。这两类内容都能够很好地满足书商所追求的畅销目标，可以看出元朝大都城里的书肆已经显示出比较兴旺的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