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孙关宏：知行合一地做政治学研究

备受关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每届的“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第十六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38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其弟子及获奖者的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以飨读者。

孙关宏夫妻二人年近九十，住在复旦第十宿舍。家中三个书柜，是1987年搬入复旦第十宿舍时，学校请了木匠，根据户型批量定做的。书柜满满当当，装着孙先生早年阅读的经典著作，以及中青年教师带来求教的新书。

虽然独生女儿定居海外，但是总有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前来探望二老，夫妻二人的生活仍然充满色彩，并不孤单。

就在满满当当的书柜旁边，我们进行了拍摄采访。孙关宏先生根据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提纲，做了充分准备，还帮着找过去的资料。夫人陈玉华老师则拿出一大盒巧克力，塞给我们每人几颗。想必前来探望的学生也会受到这样的招待。也许，这正是孙关宏先生开启自身政治学问题意识的来处，也形成了学术人生知行合一的道路。 

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与夫人陈玉华合影。

承继与开放

若是生逢战乱，人的年龄往往对不上社会节点。1935年夏，孙关宏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由于工厂和住处被炸，父亲南下参加抗战，母亲帮佣赚钱，他被送回江苏江都乡下，住在外婆家。而妹妹被送到邵伯乡下住在姑妈家。虽然舅妈对自己不错，但毕竟寄人篱下，孙关宏有时被大几岁的表哥欺负。“这种境遇，对我后来的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遇事先让，不与人争。”

他和妹妹回沪读小学，是在1946年。之前他读了乡下的私塾，回沪后，他中间跳级两次，还比其他同学大两岁。1949年，孙关宏考入上海市北中学，读完初中、高中。由于对文学感兴趣，他报考了中文系，三个志愿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最后被复旦大学录取。这时是1955年，开始启用五年学制，一直持续到1965年。这难免又比其他同龄人迟了一年。

当时，复旦中文系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孙关宏回想起来，自己听过蒋天枢、朱东润、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吴文祺等人的课。外文系的伍蠡甫先生讲授欧美文学，袁晚禾先生讲授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当时已颇有建树的中年教师，如王运熙、蒋孔阳、濮之珍、胡裕树，也来上过课。在中文系的五年，尤其前两年，孙关宏系统阅读了一些文学典籍中的代表作。他日后总结这段求学经历，认为这是在大家风范、治学严谨的氛围里成长，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学术启蒙。

同时，大学期间上的四门政治课，分别是马列主义教育[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也是对他的政治知识启蒙。

作为中文系1955级甲班的班长，孙关宏与系里的党总支有接触。五年级寒假，总支书记来找他谈话，说学校正筹备成立新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系，是否愿意去那工作。孙关宏几乎没思考就同意了，“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嘛！”参加了半年建系工作，待到暑假正式分配，孙关宏留在马列主义教育系任教。

而后，1960年下半年，孙关宏先后被派到上海南市区和朱家角参加当地人民公社相关工作。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朱家角的一个生产大队的八个月。家家不烧饭，每天在食堂排队，吃三顿薄汤，人饿得受不了。

1961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列主义教育系开设面向全国、为期一年的“政治学培训班”。孙关宏被安排参加学习。课上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战争与和平等专题。阅读书目是《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这一年没有干扰，为孙关宏打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年，对孙关宏来说，还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食堂。那里虽然常吃玉米粉，但三顿都能吃饱，有时还能吃到鱼肉，使得健康得以恢复。

1962年，孙关宏回校后，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为政治学系，由余开祥、李幼芬、袁辑辉等人领头开设政治学概论课程。孙关宏参与该课辅导并全程听课。

孙关宏记得，当时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传纲常来教研室参加政治学课程讨论，他一再强调要讲“广义政治学”。由此，复旦大学的政治学，讲总论、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党论等。在此基础上，孙关宏大胆尝试，给学生开设《国际政治概论》课，加入战争与和平、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等内容。

孙关宏与王邦佐（右）

到了1964年，中央号召研究国际问题，并指定三所大学。其中复旦大学研究西欧北美。原政治学系更名为国际政治系。系里安排王邦佐与孙关宏担任1964级的辅导员与班主任，二人的合作与友谊也自此开始。

1966年后，学校停课。1971年起，学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强调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王邦佐向孙关宏提议，合开一门《世界近代史》课，二人一拍即合。

“对我们来说，对学生来说，当时开这门《世界近代史》，应该还是成功的，也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孙关宏认为，这也是学习西方的历史与理论的过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开始，许多学校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1979年，王邦佐、孙关宏等六人，在复旦大学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招收了两届、共8名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接着，在邓小平“政治学要补课”的号召下，有些大学纷纷酝酿成立政治学专业。1980年，复旦大学决定建立政治学专业，成立政治学教研室，并于1981年在全国较早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

“当时教研室的精神面貌是，干劲十足，艰苦奋斗。我们想得最多的是，把学生尽快培养出来，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我和王邦佐心里都很清楚，我们的作用是过渡性的，复旦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的未来，主要靠年轻人，靠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孙关宏在回忆里提及。

百废待兴的浪潮下，人们打破成见，恢复专业，探索新的道路。许多“敢想敢做”的故事，都充满了偶然性，又导向一种必然的结果。比如，重启不久的中国政治学会，在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上讨论培养人才事宜，认为当务之急是举办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在问到谁承办政治学讲习班时，这时刚评上讲师不久的王邦佐，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竟大胆表示，“我们试试看”，会长张友渔还不认识这个年轻人，询问后才知是复旦大学的代表。正是在一年后，1982年秋天，日后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行。

许多人记得这次讲习班的盛况。有几门主干课程：周世逑与夏书章的《行政管理》、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徐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王邦佐与孙关宏的《政治学原理》、左益寰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朱维铮与李华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徐宗士、曹沛霖与俞云波等人的《比较政治制度》、李昌道等人的《法学基础》，还有大量各种各样的讲座，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国内、国外，甚至还有写作。学员听课兴趣之浓，反应之热烈，令人难以想象。60名学员回到全国各地后，纷纷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研究所。

为办好这次政治学讲习班，除了联络系内和校内的老师，王邦佐与孙关宏还登门拜访了多位著名的政治学者、行政学者，邀请他们来上课，包括周世逑、张锐、靳文翰、傅于琛、石啸冲、王泓之等。老教授们住在徐家汇、淮海路等地界，相距复旦大学甚远。有的老专家，他们还拜访两三次。那时交通不便，没有公交就走路。几个月走下来，孙关宏皮鞋走坏了一双。

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的作用，正如夏书章教授所概括的“亮相、启蒙、播种”。

1982年6月，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结业留影。

2012年4月，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举办30周年时，部分当年的教师和学员等在复旦大学合影留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中国传统文化

回顾邓小平1979年所说的“政治学要补课”，孙关宏认为：“这虽然有总结历史教训的深刻含义，但更主要是着眼于未来，希望政治学能起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作用。”

讲习班结束前，王邦佐和孙关宏决定与学员一起编写《政治学纲要》教材，有近十名学员参加。该书于1983年正式出版，是当时全国第二本政治学概论类教材。

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孙关宏一边编著教材，一边着重学习西方政治学。孙关宏说：“最早读的是曹沛霖老师翻译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还有系里年轻老师撰写的《比较政治分析》以及翻译的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其他著作虽不能系统都读，但重要的代表作还是要看一些，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以及后来现当代著名的政治家的书，总归要看一点。”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和视野，使他对政治学具有更为包容和深入的理解。

亲历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导思想，与同步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过程，孙关宏认为，它们并不矛盾。孙关宏说到，编教材的过程中，离不开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比如谈到国家政体，政治文化、政治参与，都必须讲到西方政治学；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政治学讲的是人性之恶，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只是与西方相比，中国孔孟之道里缺乏理论逻辑，导致后来没有演进的过程。

孙关宏的这些思考与理解，顺应着时代的发展，体现在他参与编写的教材之中。

1986年出版的《政治学概要》（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共十四章，以阶级分析、政治革命、国家政权为中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注意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解释“政治的含义”时，把中国古代对政治理解的“治国之道”与西方古代对政治的理解做了比较，认为“如今所说的政治的概念，似具有中西结合的某些特征”；论述古代政治思想时，也把中西做了对比。

孙关宏参与编写的部分著作

而199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刘星汉、王邦佐、孙关宏和王沪宁主编）共四编：第一编关于政治学原理，共7章；第二编关于中国政治，共6章；第三编关于西方政治，共5章；第四编关于国际政治，共3章。由此，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特色政治，以及对西方政治的介绍结合起来。

到了1995年的《新政治学概要》（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李惠康主编），在前述《政治学概要》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学十年来关注的新领域，加强了对西方国家形式、政府结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的介绍，并增加了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两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2月出版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沪宁主编，林尚立、孙关宏副主编）主要试图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基本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对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所做的原理性的分析和论述。

到了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政治学概论》（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主编）和《政治学》（孙关宏、胡雨春主编）。作者以青年学者为主，两本教材在结构框架上大同小异，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外兼收并蓄，阐述了政治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范畴，及其产生、演变的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

孙关宏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讲，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通过普遍性表现出来。”不能使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对立起来。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有了联合国宪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不同国家特色的文明，需要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和借鉴。

孙关宏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实践的，对年轻人充满关心和鼓励。“坦率地说，自己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所以我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是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和学生共同学习和研究，共同提高。”在各种场合，他再三强调需要支持年轻人。这不仅是经历过1980年代的心得体会，实则出自一位政治学者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关怀，对人的人格独立自尊和思想的普适性关怀。

由此，孙关宏先生对未来怀有深刻期待：“我相信，复旦政治学者，特别是一代代青年政治学者，一定会从学术上在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学之间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这座桥梁架起之日，就是复旦政治学梦圆之时。” 

科学与人文

到了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经济社会的转型需要政府理念的转换加以配合，政府理论成为政治学专业关注的重要方面。孙关宏回忆到，当时大家关注的议题，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还有企业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和如何实行公司制，以及国企党建问题。上海政治学会也发展了不少企业界会员。

相应的命题和挑战更为复杂和具体。孙关宏、胡雨春、陈周旺主编了一本《政府与企业》，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政府理论丛书的一种，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

面对这些问题，孙关宏指出，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谋求转变，开始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例如，退出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界定产权以让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等。也就是说，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企业自主发展，政府要依法进行管理。

这背后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世纪之交，孙关宏在给博士生上课时强调，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在进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借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制度的改革等途径，逐步放权给社会。

此外，孙关宏看到，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虽然基本确立了以科学态度对待西方政治学理论，有选择地借鉴其学术概念、基本理论、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并能大致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政治建设、公共管理和对外关系，但科学性也有不足与过度。比如，规范研究方面，理论演绎与意识形态论证在一些作品中未予明确区分，影响规范研究中科学性的进展；实证研究中也存在技术欠缺；上述两点不足，导致在对策研究方面，一些作品在理论、事实和对策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另外，学科本身的管理体系与研究面向，也存在科学性的过度。

这些现实问题，是2008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的部分缘起。孙关宏将这本书视为代表作之一，算是多年来研究、探索和思考政治学的总结。 

孙关宏独立著作

他说：“科学精神本来是应该包含人文精神的。只是由于在科学化过程中，容易产生过分工具化、技术化倾向，从而损害人自身的利益，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更容易从器物的层面接受科学化。其科学不足与过度都集中表现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可以说是一种双向失落。这也是我为什么从科学和人文两个视角考察中国政治学的缘由。”

在2014年写给《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的寄语中，孙关宏对青年政治学者强调，中国政治学需要再出发。他指出：科学要讲普遍性；既然坚持科学性，就要承认常识性；科学要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最后，坚持科学、坚持真理，一定要守住做人的底线。

孙关宏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从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包含有很深的意蕴。” 

孙关宏（左七）参加复旦大学1985级政治学本科校友毕业三十周年活动合影。

俯首甘为孺子牛

2014年讲座时，孙关宏说：“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加强对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化的研究，特别加强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活意义的关注。”如今，他自己的晚年也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得到滋养。孙关宏与学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来往，大家会常到家里探望老人家，讨论问题和关照生活。

孙关宏也保有文学的情怀，时而在一些重要的节点写诗留念。学生们感到趣味盎然，也很是赞叹。孙关宏把应韩国博士生权翼之邀写给其父文集的序言及题诗，收在自己《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一书的附录中，佐证中韩文化上的相通及师生情谊。

孙关宏也关注自己的母校，关注当下青少年的成长。2016年，他在上海市北中学学生辩论会上说：“我建议你们不要局限在成功问题上，要深入思考生存哲学问题，寻找我们生活的价值何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能正确对待生活的成功与不成功。”

孙关宏还说：“我们要处理好个人、社会、国家之间许多复杂的逻辑关系，在这些关系没有厘清之前，谈论真正的民族创新，谈何容易！当然，这并不影响在座的少年学子，在既定的条件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逐步走上创新之路。”

总结过去的历程，孙关宏感到，正是因为政治学与现实问题连接更为密切，政治学对自己更适合，而且越学越有感情。由此，政治学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事业，它是有价值追求的，也即《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由此，学科建设恐怕是无止境的长期过程，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借鉴各种治理的学问，继续开放和深入地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