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周振鹤：行不由径，学以求真

备受关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每届的“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第十六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38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其弟子及获奖者的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以飨读者。 

周振鹤久已不接受媒体采访。想来，自恢复研究生招考，因缘际会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继而成为中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乃至跟着导师谭其骧读书的一系列经过，他本人早已著书记述，并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这四十年间的各种论文著作、报章随笔，更是现成的史料。

周振鹤关切文化与社会生活，爬梳不同时空的政区和制度，更着眼于文化接触中的演变。如果说他的学术成果本身也是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种传播和反馈本身，才是最令人快意的。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

港口与岛屿

1941年，周振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其父是无锡人，或因从事百货批发，自然关心贸易可达之处，连带着思考国家大事，会在地图上指出，某某地为俄国、英国所占。

因为父亲通达，从5岁入小学起，直到17岁高考之前，即便成绩不甚理想，周振鹤也没感受到任何压力，下课便去公园踢小足球和阅读大量课外书。得益于能够畅游知识之海，发展出学习的能力，在厦门一中读初高中期间，他的成绩越发进步，最后已是前三。

那时是1958年。决定录取结果的不止是分数。周振鹤高考第一志愿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却录取到一所考试前没公布过名字的学校的采矿专业。向往的是地上的设计，却转而研究地下的构造，日后所从事的历史地理恰在当中，实则皆与广义的地学有关。

后来得知，该校名对应福建省内要兴办的工科院校，但并未实际办起来。周振鹤与其他被录取为矿冶系的学生，寄读于厦门大学一年半后，又迁到刚成立的福州大学。

在厦门大学，周振鹤感到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与普通化学等课程老师皆很强。尤其是，在图书馆，他遇到物理老师来借书，却是马克·吐温的原版小说，而非理工科专业书。周振鹤对此记取一生，多年后总结道：“一个人应该如何看待知识，正是受着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人类文明用以沟通的语言，即连接不同地域的媒介，也是周振鹤自小的兴趣所在。17岁的周振鹤拜访俄语老师时，问到何谓“犬儒主义”。老师从家中架上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抽出一册翻开，边读边翻译给他听。无需先查汉英词典，知道英文是“Cynicism”，才找得到这个条目。提问的少年受到极大触动。“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将学识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重的思路。”厦门大学期间，周振鹤还旁听了半学期日文短训班，为以后学日语打下了基础。到了福州大学，他又读了许多外文新书，一套日文版的百科全书就读了许久。

而福州大学的专业课也很有帮助。“老师上课尽心尽力，以教好学生为要事，心无旁骛”。这让周振鹤获得了思维的磨砺与知识的积累，无疑为日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埋下草蛇灰线。“理工科这种训练，可以让人的脑子有基本的逻辑思维，条理清楚。一写文章就起码不会说胡话，尤其适合做历史地理的考证工作。”

但当时谁能想到，二十年后，在研究生复试考卷上，会出现“假整合”的名词解释题，周振鹤对这一地质学名词成竹在胸，其他文科学生很可能不懂。又过了数年，周振鹤做博士论文时，工程设计方案比较法，成为他“遇到文献不足征时，如何设想几种历史可能性，最终确定其中一种可能性最大时的启迪”。

或许，这些经历正可作为他日后所说的“历史是无用之用”的注解。

1963年，周振鹤从福州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煤炭局，先后在马田、岳阳的煤矿做了十五年助理工程师。

1977年底，传来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但直到1978年春天，放宽年龄限制，他才有资格报考，又直到报名截止前十天，才从煤矿申请到推荐信。初试考前，周振鹤到长沙湖南省图书馆借阅过内部发行的八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更想不到其主编谭其骧会成为自己的导师。

谭其骧先生为周振鹤教授题字

古汉语是周振鹤的强项，中国地理也较熟。因此，在复试中，周振鹤即便不知《水经注》，也能依据其中文字，准确无误地画出河流之间的关系图；而到了口试阶段，为说明自己对专业的兴趣，周振鹤对王伯祥《史记选》的注释做出商榷：泰山和华山实际在中原地区的东西两边，“左河济，右泰华”中的“泰华”，若解释为“泰山和华山”，似乎句意不通；结合《山海经》中的句子，“泰华”是指“大华山”，因为边上还有少华山。

谭其骧先生对这些回答相当满意。周振鹤自此真正开启了读书做学问的道路，几天前还在小山沟里挖煤，一下来到校园里，早上上课时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南京路”，与同楼的研究生同学相互串门切磋。而他这一路还要走得更远，或考察或访学，从1980年的内蒙古与山西，到1982年的天山南北与莫高窟等，再到1986年的全球旅行，眼界与见识自然随之增长。多年后，周振鹤诸多足迹所至之处，更与藏书和资料收集有关。

谭其骧先生和周振鹤（右一）

要开放和交流，才有深入创造的可能性。研究生复试时，周振鹤与游汝杰恰好住在政肃路招待所同一房间，皆对方言有浓厚兴趣，谈得十分投机。游汝杰是温州人，同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从此又成为同楼邻居。二人自1980年起，合作发表一系列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头一篇是关于古越语地名的研究。1984年又合作发表《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地理的关系》与《方言和文化史研究》。1986年，二人合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出版，涉及包括中日欧语言接触等多方面文化与语言关系问题，并首次提出文化语言学概念。

说来《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出版，还在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之前。或许，这正是港口出生长大的人，凭借天然的兴趣而进行的探索。研究语言尤其是方言，乃至背后的文化交流，实则关注地方与人本身的境遇。

语言是研究者自身擅长的工具，也是有声有色的证据。兴趣一直牵引着研究。1998年，周振鹤随笔与论文并收的《逸言殊语》出版。全书内容均与语言研究相关，尤与语言接触关系最大。

以此观之，因其时代风潮恰在这一关切之上，晚明大约是周振鹤较为偏爱的历史时期。当时沿海一些地方获得向海洋发展的空间，相应的文化交流增加；游历山川一时成为风尚，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更为丰富务实。这类例子太多。比如，在《以农为本与以海为田的矛盾》一文中，列举民间与航海有关的事业时，周振鹤提到：“福建的渔民甚至移民至浙江沿海进行捕鱼作业，以至于今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范围不小的闽语区。至于福建民间南下的航海活动，在明朝后期就已经相当繁盛，甚至有长住南洋者。”而在《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一文中，周振鹤总结道：“正像地理大发现时代，使西方地理学跃迁到一个新境界一样，明代的旅游风气直接催生了地理学的独立。”

但周振鹤也感慨，以上或只说明局部民间活动所能达到的局限，或只是一时之风气而未能延续。“晚明的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明白了由中国与四夷所构成的天下观的缺陷，接受了中国只是万国之一的世界观。但这种认识在清代同样又中断了。”周振鹤在《晚明中国地理学近代化的两个表征》中说道。

与语言一样，映照世界观的地图，也是相互观照的证据。上文中，周振鹤指出，晚明知识分子世界意识的产生，并非来自自身的冥思苦想，而只缘于看到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来翻刻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冯应京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远弗届，是耶非耶？’”“而梁启超要迟到清末从北京会试回粤，途经上海，买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2002年，在罗马某教会图书馆，周振鹤读到四百年前某耶稣会士在吕宋所著卡斯蒂利亚语与闽南语对照字典稿本，尤感亲切。卡斯蒂利亚语是西班牙的方言。当时漳泉“上通京国，下通百越”，闽商主导了华商与荷兰人、西班牙人的贸易。而借书单显示，百余年来，读此书者仅六人。他为此嗟叹许久，多年后又撰写了《晚明时期中国漳泉地区对吕宋的移民》。

港口此消彼长。周振鹤对更多港口也投以相当多的关注，大上海自然格外重要。仅近年，周振鹤有关上海的论文就有《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城外城——晚清上海繁华地域的变迁》以及《上海外滩地区的历史景观变迁》等。有关其他港口的论文，还包括《早期西方地图中澳门地名与标注方位的谜团》等。

这类文化接触的研究，也意味着更多遗存发现。在《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中国和朝鲜的交错交响》中，周振鹤说：“古人有云：礼失求诸野。核心地区的文化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要有一定过程的，于是在共时的平面上，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景观就呈现出新与旧的强烈对比。所以，在核心地区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必须到周边地区去寻找。”

2007年，周振鹤在日本佛教大学东洋史关系学科开设课程中，发现西川利文教授的两门：“王国维论文选读”，“周振鹤论文选读”。而西川教授与自己素昧平生。

而这也可视为一份重要的互文。 

深耕或游牧

1987年，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谭其骧先生在它的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位大师，至少对西汉郡国级政区变迁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赶不上这本书。”

这样的成就是深耕的结果。这部《西汉政区地理》，连同其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最初都建基于周振鹤入学不到一年时所写出的文章《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该文章在事实上将传统的政区变迁研究，从以朝代为尺度提高到以年代为尺度的水平，也决定了他之后始终将政治地理作为最主要的学术方向。

问题的开启看似寻常。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以后，即使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著文谈长沙国封域时也只以《汉书·地理志》所载九县为说，而周振鹤却以为马王堆汉墓墓主下葬时的长沙国封域比《地理志》所载范围至少大了两倍。

根据周振鹤的自述，谭其骧并不急于要求作题目，而是让大家认真阅读史学原著及前贤著述。周振鹤自觉从外行入门，便从阅读《史记》与《汉书》开始，接着就直接去研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未曾想就在人人习读的《史》《汉》里，发现了可作历史地理研究大题目的可能。上半年，根据钱大昕发现的推恩令的实质，推测了一个小侯国的地理位置，下半年，则进而写了《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于9月份送给谭师审阅。”

而这一类不同意见能够被提出，才最为重要。“谭师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并不是照本宣科地上课，而是以闲谈的方式进行学术漫游式的引导。这种无为的教育方式使我终身受益，形成了自由独立的学术思想，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事实的惯习。”周振鹤在回忆中提及。

撰写硕士论文期间，周振鹤对汉高帝十二年的十个诸侯王国封域在西汉一代的变迁过程进行逐一考订。该论文解决了自清代乾嘉学者以来未曾解决的西汉二百年间最复杂的地理沿革问题。而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除完成西汉一代政区地理研究外，另作附篇以申楚汉之际的地理形势，此后“政区地理”成为正式的学术概念。

周振鹤博士学位证书。

周振鹤博士论文答辩是1983年8月13日。他自此成为全国最早的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继而留校任教。1986年，周振鹤发表《秦汉宗教地理浅说》，是国内最早的历史宗教地理论文。1988年，《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发表，阐述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基本转折。

1989年末，周振鹤随谭其骧到昆山参加由民政部组织召开的行政区划研讨会，这是40年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首次与行政区划相关的学术会议，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到会发言，并在会间征询对政区改革的意见。1990年，周振鹤在《中国民政》刊登《关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几点思考》，自此之后，六七年陆续发表意见相近而逐渐深入的文章，对地改市、市管县与整县改市表示不同意见。

也是在1990年，《体国经野之道》一书出版。该书日后多次再版。此前国内并没有人写过行政区划变迁史中的特点或规律。周振鹤为此花了一年多读书思考，中国文献从先秦典籍到各正史有关历史地理的内容都尽量涉猎，同时阅读了许多西文与日文的政治地理著作，从而悟出：应从政区层级、幅员与边界三方面作为基本脉络。而书中所总结的规律，如“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的两大划界原则，后来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其中，运用的一系列政治地理术语，也成为学界通用的基本概念。

周振鹤认为：“不妨从具体而微的事做起，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这一丰富资源，从中发现历史时期政治过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炼出自己的政治地理观点来，以体现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中国面貌。”这是他写作《体国经野之道》的初衷。

历史地理的爬梳研究过程务求严谨。多年后，周振鹤的演讲访谈录以“行不由径”为题，正是申明一向做学问的态度。他也对当代人的基础工作提出要求。在《存史应是评判方志质量的主要标准——评<黄浦区志>》一文中，周振鹤说道：“资治就是以史为鉴，如果方志里所保存的不是真实的史料，或者没有什么史料而只是一大堆空话，那又如何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呢？编排有序，篇目完善，体例严谨，对方志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因为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才能使方志有可读性，使读者容易发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但这些要求都要建立在材料丰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这类基础性工作，周振鹤本人也一直在推进。1990年，周振鹤在《文汇报》发表《明年是上海建城七百周年》一文，提出上海建城标志年为1291 年 ，经过讨论与争议，基本为学界所认同。到了1999年，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出版。这是上海第一部历史地图集，也是城市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近年来，周振鹤又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这部地图集进行新编。他从道契地块的景观复原中得到灵感，试图结合道契、年鉴、行名录等，运用GIS等新的媒介技术，重绘上海的街巷里弄。“一方面展示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复原工作来深入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这无疑是要为城市找出更为精细的历史断面。

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周振鹤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召集和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每一本就是一个断代政区地理，但是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但也许对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也是如此。

也正如周振鹤对《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编撰过程的阐述：“每一步的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都是‘行不由径’。”

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本）（13卷18册）》201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十三卷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自2007年第一本出版，2016年全书出齐，2017年推出修订版。依照人民网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大型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6年6月18日，周振鹤在“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发言。    

学术研究首先是求真

买书是周振鹤的一大乐趣。在《藏书不乐》中，周振鹤自称不是藏书家，因为自己买书是为阅读和利用，而不是为了收藏。倘若非得这样说不可，那无疑，他的藏书是自成一家。珍稀版本固然是好，但关键还是内容。他推重郑振铎的做法，留下罕见的、有利于保持文化的书。

无论走到全球哪个城市，周振鹤总要去旧书摊逛逛，以搜罗其中有用者为乐事。如今品相好、人人喜欢的那一类书，日益成为投资性质的文玩。而周振鹤所买下的书，许多都是“图书馆不收、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的资料。如果认为有用，则更是“不论版本、不问品相、不求全帙”。 

周振鹤在家中。

或许可以说，周振鹤所认为的有用，其深意在于留存文化传播流变的印记。其中，免不了新闻书报，乃至更多种类的媒介。比如，2001年，周振鹤发表《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文化现象》，其材料正源于他于海内外搜到的相关诠释书籍，而后又因资料大量增多而加以增补。又比如，2005年，周振鹤所编的《晚清营业书目》出版，从中可见西学在晚清的流行程度，了解社会思潮全貌，而该书材料皆汇集自平常所收集之单张招贴广告，颇为难得。林林总总，还有许多。

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那么过往在报章发的文章，也可作为未来的研究材料。周振鹤也不吝进行公共讨论。自1980年代末起，便应报纸杂志之约撰写学术随笔。1990年代在《读书》上发表随笔多篇，后结集编成《随无涯之旅》一书，1996年出版。2004年，应邀为《东方早报》开一谈杂书之小专栏《故纸堆》。2005年为《新京报》写时评专栏，取名《天行有常》。这些文章后来也都收入不同的集子出版。

前面似乎说的是“有用”。但这里所指的用处，是需有力支撑求真的过程，至于求真本身，更像是原初的基石，不带有一定的目的。在《<几何原本>的文化史意义》中，周振鹤便指出，徐光启更强调的是这本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正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的功能，而不在于实用目的。

在《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一文中，周振鹤先生讲的就更清楚了：“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作求真的工作，而不先问其有用与否。虽然研究应该有为现实服务的必要，但如果只单纯强调致用的目的，而忽视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其结果必然使学术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而流为对症下药的技术性小道。15世纪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落后于欧洲，未始不是过分追求实用目的的结果。”

“有些学术的发展看来似乎倒退，其实却是迂回前进。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中国经学的发展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到清代却出现了注重小学的回归， 一切从识字始，如果字识错了，过去对经典的阐释就不但等于白做，甚或比不做还坏。”周振鹤在前文中还说道：“其实任何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复历史原貌，问题在于你所复原的是否为真实的面貌。”

（本文参考文献：《随无涯之旅》、《体国经野之道》、《周振鹤自选集》、《长水声闻》、《看山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