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朱威烈：为阿拉伯语与中东学“一生在学，不留遗憾”

备受关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每届的“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第十六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38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其弟子及获奖者的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以飨读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

“我在学校篮球队打球到60多岁，驾照也是60多岁考出来的。”82岁的朱威烈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每个工作日都会自己开车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工作时间固定在上午9点到下午4点多，每天还要完成6000步的KPI。 

他每天收看阿拉伯台和半岛电视台新闻，尤其关注巴以局势的最新动态，唯恐信息滞后。“很多人要见，很多事要参与。”年事已高的朱威烈依然忙碌，他近期的访客中，不乏想要亲自了解中国的埃及前外交官员、沙特专栏作家、苏丹学者等中东友人。

朱威烈的办公室，摆满了书籍，凌乱却有序。与记者交谈时随口提到的书，他都可以精确地在几个书柜中找出。谈到毕生热爱的阿拉伯语和中东学时，激动之处，他爽朗大笑。 

作为中国阿拉伯语学科的领军人物，朱威烈长期负责阿拉伯语的学科建设，倡导“小学科，大内涵”，倡建中国特色中东学，致力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阿拉伯学和中东区域国别学。 

对于治学之道，朱威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以学报国，为国育才”则是他59载投身教育研究的强大动力。他说：“我自认为没有虚度人生，当然也还有未完成的事业。培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人才，应该是我毕生的追求。” 

北大遇恩师，爱上阿拉伯语

1941年10月，朱威烈出生于浙江嘉善的一个书香门第，兄弟姐妹都就读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名校的理工、医科专业。受此影响，报考名校的理科专业成为他当时的志向。然而，高中毕业那年，朱威烈因患十二指肠溃疡，报考专业受限于文科，这让他一度感到茫然。“考文科考什么？文史哲还是政经法？没方向。”临考前，中学校长找朱威烈谈话，指定他报考外语小语种，“服从组织分配”的他从此走上文科的求学之路。

2001年10月15日，朱威烈应邀参加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前排右三为季羡林，左三为朱威烈）

1946年，北京大学在中国最早开设阿拉伯语专业。1960年，朱威烈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系阿拉伯语专业。他之所以选择阿拉伯语专业，离不开系主任季羡林教授的一句话：“阿拉伯语确实难学，但国家很需要。”5年阿语学习由此开启。 

北京大学诸多学识渊博的名师令朱威烈感到钦佩，其中尤属马坚和刘麟瑞两位授课老师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也是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都曾在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中担任翻译。 

“从学习阿语那一刻开始，为新中国的外交外事服务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一直到今天从未改变过。”朱威烈说。 

马坚、刘麟瑞先生的榜样作用，对包括朱威烈在内的阿语学生影响都很大。朱威烈整个本科学习生涯，都很勤奋努力，成绩也很优秀。他大三时，曾请马坚帮忙审核过译稿，大四时，也帮马坚誊写《阿拉伯通史》译文。马坚教授曾明确提出，希望朱威烈读他的研究生。刘麟瑞教授在朱威烈离开北京大学赴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前，拿出自己多年收录的词汇集让他抄录。他们的这份肯定与厚爱令朱威烈感叹：“马坚和刘麟瑞先生都有恩于我，回民老师有恩于我啊。” 

1980年代，朱威烈先是在其主编的刊物《阿拉伯世界》连载发表《马坚传》和《刘麟瑞回忆录》系列文章，介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第一代赴埃及学习阿拉伯语的留学生状况。近年里，为了让阿拉伯国家能了解马坚、刘麟瑞对中阿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组织联系推动了《马坚传》和《刘麟瑞传》的阿文译本在沙特出版，两本书分别于2021年、2020年问世。 

北大名师多，藏书丰富。朱威烈的多数大学时光，都在北大文史楼阅读、做笔记中度过。虽然阿拉伯语的参考书有限，但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知识储备，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明等领域都要涉猎。朱威烈提醒自己，作为新中国北大培养的外语学生，要尽量丰富拓宽知识面，符合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标准，要对得起师门，对得起国家。 

1970年代初，朱威烈从《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开始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工作。由于考证类史学专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较多，朱威烈只能反复阅读，尽可能地广泛查找资料，并参考《辞海》、《世界知识年鉴》、《世界史》等书，根据新华社译名表、世界和国别地图册，以及约定俗成等原则，摸索确立起了较合理的翻译规范。历经了一年多时间，他才完成这部30多万字的译著。 

50多年来，朱威烈参与的翻译实践多，涉及面广。他的主要译著有《阿拉伯马格里布史》、《江防图》、《苏丹》（“自然地理”部分）、《埃及》（“埃及西奈的土地和居民”部分）、《走向深渊——阿拉伯文学专辑》、《折断的翅膀——纪伯伦作品选》、《蒙面人》、《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卡尔纳克咖啡馆》、《杜鹃钟》、《贝克阁下》、《鸦片》、《回来吧，我的心》、《初恋岁月》等。他还曾参与接待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负责埃及总统、约旦国王和摩洛哥首相访沪，以及上海市政府领导出访海湾、与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会谈等重要外交外事的口译工作。

1976年，朱威烈担任广交会翻译，帮助科威特、也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客商洽谈。2000年，他翻译出版的《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一书，曾是中国教育部长回访埃及教育部长的“珍贵礼物”。

2008年12月1日，朱威烈被授予“海湾合作委员会奖”，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图为海合会六个成员国驻华大使与朱威烈教授在颁奖台上合影。

2023年4月，朱威烈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由于朱威烈在翻译领域的杰出建树，他继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4年获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后，又在2023年，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也是国家对他一生翻译成就的高度肯定。 

上外育才59载，见证中阿关系最好时期 

1965年，朱威烈从北大毕业，原本已宣布他留校在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当助教，但不久后又通知他被调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朱威烈虽并不情愿，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来沪执教。他在上外近一甲子，从未离开过。他说：“上外是我的主场，我是主力队员。”正是在上外，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追求。

1980年春，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图中）与中国在埃进修教师合影（右二为朱威烈）

1978年，朱威烈被公派赴埃及开罗大学进修，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回国时，他没有带回电视机和冰箱等“四大件”，而是用节省下来的一点外汇买回60公斤重的一箱阿文书籍。回校后，深受王季愚、胡孟浩等校领导器重的他，历任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主任、阿语系副主任、主任、上外社科研究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他组织推动团队建设，完成了阿语专业的系列教材编写出版，建成了阿语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一手创始主编了《阿拉伯世界》（现名《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 

朱威烈一手创始主编的《阿拉伯世界》自2006年起从科普刊物转为学术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中国缺一本对阿拉伯国家了解的基础性刊物。”朱威烈回想1980年办刊初衷时讲到。当时系里出国任务很重，办刊人手紧张，他一个人既要审稿、改稿做编辑，又要负责封面设计、校对、印刷，回复信件等所有工作。刊物靠铅字印刷，他不时得去北京外文印刷厂背回成箱浇铸好的阿文铅字，再和上外印刷厂的师傅一起排版校对。 

《阿拉伯世界》自2006年起从科普刊物转为学术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随着新人加入，朱威烈漫长的改稿生涯也暂告一段落。

1996年起，朱威烈将工作重心转向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组建上外中东研究所是重要任务，他于2000年完成并申报使之进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如今，朱威烈仍任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关心并支持新纳入《研究生教学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工作。 

进入新世纪，智库建设成为朱威烈的工作重心。2010年，外交部在上外设立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年过花甲的朱威烈被聘为主任。2013年，他出任上海高校中东研究智库主任。 

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建立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交由上外承办，朱威烈任专家委员会主任。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说：“我倡议成立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运作良好，已成为双方交流改革开放、治国理政经验的思想平台。今后，中心要做大做强，为双方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如何做大做强？朱威烈认为，总书记的指示是对外语类高校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指引，上外作为高校，应高度重视学生这一智力载体的培养，包括中国学生和阿拉伯国家学生。 

2022年12月9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召开。中阿峰会的召开，标志着中阿关系在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威烈由衷地感慨：“能够参与并见证中阿关系的顶峰时期，我一生无憾。” 

学生眼中的“严师” 

在朱威烈办公室的显眼处，悬挂着一幅字画，画中是清瘦刚强的竹子以王安石的《咏竹》诗词作配。这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丁俊教授送给朱威烈的礼物。丁俊是朱威烈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眼中，老师从外形到品质都与竹子相似，诗词是“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他希望老师可以如竹子一般，正直并长青，因此以学生身份请人绘写了这幅字画。

朱威烈办公室墙上挂着《咏竹》字画。 

丁俊于2002年师从朱威烈攻读阿拉伯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后调入上外工作，师生两人成为同事。在丁俊眼中，朱威烈堪称“严师”，但向来对事不对人。“有时候，朱老师的开导训诫确实严厉，但却很有启发性。”回忆起与老师的交往，丁俊感受颇深。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朱威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玩笑话：“我不要求你恍然大悟，‘恍然小悟’就可以了，一步一步悟。”在朱威烈的指导下，丁俊突破了最初的阿拉伯语言文学的学科限制，开启了“跨、通、融”的中东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 

丁俊也是朱威烈招收的第一位回族博士生。朱威烈在北大的授课教师中有5位是回族教师，是他们奠定了中国阿语教学的基础，也对朱威烈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朱威烈也一直想招收几名回族学生，回报自己当年的回族老师。他还曾在《汉回学者和谐合作，共建我国阿拉伯学》中写道，回族学者对宗教经典的熟谙程度，是汉族教师所不及的，构建中国的阿拉伯学，还得加强汉回学者间的精诚合作、和谐合作。

2005年6月，丁俊博士毕业与导师朱威烈的合影。拍摄于朱威烈家

“朱老师做学问求真务实，他对学问数十年如一日地执着追求，对青年学者的成长有重要启发意义。”丁俊说。如今，朱威烈虽已年过八旬，但他仍在指导两名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对于后辈学者，朱威烈希望他们能做到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学问是靠知识建构起来的，如果不读书、不思考，怎么能有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文章、报告、专著还是翻译，最终都要落实在文字上，因此必须要多写作。”他叮嘱道，要“以史为鉴”，只有博览群书，师生共勉，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前瞻研究，回应现实需求 

当今，小语种的跨学科融通建设是大势所趋，高校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如何挖掘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虽然朱威烈的学术生涯从小语种学科的阿拉伯语言文学起步，但他提出的“小学科大内涵”理念突破了外语学科的局限性，推动了传统外语教育的转型发展。 

“小学科大内涵”意味着外语不仅能与文学相结合，还能与新闻传播、法律等学科相辅相成。在朱威烈看来，仅靠一门外语培养新时代外语人才是不够的，也不符合现代化国家发展的需要。高校要给学生创造成为“多面手”的机会，开设多门主干课程，制定合理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机制，完善外语学科的跨学科建设。外国语大学中的外语学科教育，在“外语”的基础上更要关注“国际问题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推进，如何向中东和阿拉伯国家讲好中国故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朱威烈长期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有很多交集，朱威烈通过对小语种学科内涵的拓展，将区域国别研究、中东研究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等相联系，将全球治理、中外关系、大国外交等系列问题相结合，扩大了国际视野。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还停留在研究层面，有很多工作亟待开展。比如，一旦扩大到本科招生，该设置哪几门主要课程、选修课程？教材在哪？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的人才、专家又在哪？“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历史、地理、社会、宗教、经济、文化、外交实属不易，我们现在建设这一新兴学科的起点较低，面临的需求又很迫切，这些都是挑战。” 

他认为，区域国别学的设立符合当前中国成长为新兴大国的需求。不同于传统大国，新兴大国的作用是引领和共建共享，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与欧洲东方学和美国区域学有所区别，宗旨目标、指导思想、领域内涵以及路径方法等层面都不同。要在借鉴中外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 

朱威烈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后又在2007年发表《理解与尊重：关于构建我国对中东话语体系体系的思考》，强调要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要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注意符合时代精神。他说，我们既要借鉴西方长期积累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也要参考中东地区国家的一手研究资料，要站在世界新兴大国的高度上，构建体现中国立场和视角的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朱威烈谈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学术界必须紧跟国家发展，在学术方面“先破后立”，提出创新性、前瞻性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在要确定战略目标、具体项目、课程、标准要求等内涵建设的工作。

2023年12月13日，朱威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校园内。

对话朱威烈： 

想让世界了解中国，要做好科普读物并了解受众需求 

澎湃新闻：《学思刍议—朱威烈文选》与您此前出版的著作在内容上有何不同？这本主要面向哪些读者，希望传达什么？

朱威烈：我的第一本文集是《站在远东看中东》。之所以编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在1982年加入刚成立的中国中东学会后，发现大量关于中东学的资料都是从西方和苏联翻译过来的。我想，要建中国中东学会，就应该有中国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因此编了这本书，阿拉伯语书名是《中国教授眼中的中东》。

《学思刍议—朱威烈文选》是我的第二本文集，算是给近耄耋之年的自己做个阶段性学术生涯小结，其中收录了一些也许还值得后人思考的文章。我在高校长期从事阿拉伯语和中东学的学术研究，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学术追求。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学者或学生群体的兴趣，发挥一点启发作用。

朱威烈出版的两本文集 

澎湃新闻：您半个多世纪都在专注研究阿拉伯语、中东学，这一学术领域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威烈：中东地区共有22个国家，约4亿人口，它是世界热点集聚地区，也是战略资源富集的地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但中东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因为大国一旦在中东政策上出现失误和差错，其国际地位便会一落千丈，且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历史上，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英法两国入侵埃及，便是有说服力的例证。拥有57个成员国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其核心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就都位于中东。它们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中拥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我长期致力于与中东地区的交往合作，得到了当地学术机构的认可。我参加过不少当地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讲学、做报告，曾被埃及、约旦、沙特、黎巴嫩等国授予荣誉称号和奖项，还与沙特合作举办了第一届亚洲阿拉伯学研讨会，被《亚洲阿拉伯学》刊物聘请为咨询委员会主席，目的是想推动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不是穆斯林，我很荣幸能通过阿拉伯语结交更多朋友并获得认可。在我看来，人文交流、民间外交就是做好中国政府外交的配角，为国家的外交外事服务。 

澎湃新闻：您对国际文化战略也有研究，中国在制定国际文化战略方面，应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朱威烈：如何通过恰当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建设成就、经验和文化，是一项需要中国外语院校在今后高度重视的战略性任务。从国际文化战略层面看，要想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一是要出版发行更多的科普读物。因为与学术著作相比，教科书、参考书、连环画、小册子、小视频等形式可能接受度更高。二是要跟上并适应时代变化，考虑不同受众需求。不仅要从对方角度思考故事的叙述方式，还要在介绍政治主张时，通过鲜活的实际例证增加说服力，做到理论和案例相结合。

我在和阿拉伯国家交往过程中，发现“百闻不如一见”的重要性。即使是一些看似平常的变化，在他们眼中都可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就。无论是了解城市规划改造，还是参观农业大棚、义乌小商品市场，他们都从中国之行中受到极大启发。 

澎湃新闻：您倡建中国特色中东学、构建中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如何在现实中做到学以致用？中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应采取何种态度？

朱威烈：如今，专家咨询已经成为科学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新政策。作为专家学者，如何更好发挥智库作用，提出合适建议，是一大现实任务。我在参与国家智库建设中切实感受到，只要提出的意见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明确把控立场观点，就有可能服务好党和国家的外交外事需求，做到学以致用。

就当前巴以冲突而言，它本身是突发事件，但巴勒斯坦问题却是历史遗留问题，是“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存在的核心问题。巴以冲突发展到现在，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2024年1月17日发布的消息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24448人死亡、61504人受伤。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地区断水、断电、断粮、断能源，使得这场冲突的性质转变成了反人类、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了，现在是要世界各国在人类公道正义问题上选边站队的时候了。

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两国方案，应该是当下的最佳选择，中国在这方面正坚定地发挥引领作用。2023年3月，中国推动沙特和伊朗和解，向世界表明劝和促谈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呼吁金砖国家对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公道正义问题予以关注。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受住了考验，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