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瀚海翻起波澜——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唐代文明

《于阗史丛考》（增订新版），张广达、荣新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10月版，478页，138.00元

《唐宋于阗史探研》，荣新江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3月版，310页，98.00元

一

1900年12月25日，受雇于英国政府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是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一组坍塌的建筑物里度过的。丹丹乌里克是维吾尔语音译，意为“象牙屋”，或许是当地老乡出于目击所见地貌特色的临时命名。这里如今隶属于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南距策勒县城约九十公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斯坦因抵达这里之前，已在沙漠中行进多日。

斯文 ·赫定手绘丹丹乌里克遗址

丹丹乌里克遗址历史实景（来自网络）

丹丹乌里克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丹丹乌里克D.IV-V遗址，（ Ancient Khotan, pl.XXVI）

出土于D.IV遗址的“鼠王像”，（ Ancient Khotan, Ant.LXIII）

尽管斯坦因到来之前，已陆续有本地“挖宝人”造访这里，1896年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也曾于此短暂逗留。但比起先行者，斯坦因的工作更为彻底。就在当天，斯坦因清理出一座回字形佛殿（D.IV）及与之相连的一处屋宇（D.V）。在佛殿之中，他掘获了两块画着神像的木版画，其中一块较大者，便是后来颇受关注的“鼠王”像，恰可呼应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于阗王国曾为老鼠大军所营救的传说。以玄奘为引导者和保护神，且早已将《大唐西域记》熟记于心的斯坦因，目睹此情景可想而知是何等激动。此外，他还在屋宇遗址中发现了胡语和汉语文书。斯坦因一眼认出那些“类似草书婆罗米（后来被认定为于阗文）文书”与此前英籍德裔梵文专家霍雷恩博士（A. F. Rudolf Hoernle，1841-1918）处理的关于英国所藏若干件中亚古文书是一样的。

霍雷恩处理的文书，是1892年起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马继业（George H. Macartney，1867-1945）从和田的一名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手中购得的。霍恩雷得到包括这件文书在内的十件汉文文书后，根据其中的地名信息，推测它们来自和田东北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对于这批胡语文书的年代，霍雷恩认为是在公元八世纪。斯坦因这一天的掘获，印证了这一结论——他在同一地点、相同条件下发现了和胡语文书混在一起的汉语文书，有明确纪年，处于公元781-787年之间。

斯坦因看来，自己当日掘获的汉文文书和马继业购得的几件文书，外观和字体都非常相似，其内容无外乎官府与百姓之间各类事务的往来沟通，比如百姓为免除赋役提交的申请书，或上级机构向地方行政部门征收物资的函件，还有拨付某村维修房屋贷款的公文等，而斯坦因当日所得的其中一份汉文文书，有确切纪年——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日，是一份涉及借贷纠纷的文书（原始编号D.v.6）。

原始编号D.v.6文书，（ Ancient Khotan, Mss. CXV）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发现，斯坦因说，“这几件有趣的发现物，伴随着阳光灿烂的时刻，驱散了夜晚的酷寒，使我愉快地度过了圣诞节”。在丹丹乌里克逗留的十多天里，斯坦因调查和清理出十七座建筑遗址（编号为D.I-D.XVII），获取大量古代文书及木版画、雕像、壁画等出土品，成为他第一次中亚考古探险最重要的收获。甚至几年后回到伦敦撰写考察记时，当时的振奋之情再度降临，他写道，“我有时不敢相信，远在南方和西方关怀着我的朋友们，如何能明白，当我回忆起在那荒凉寒冷的沙漠中度过圣诞节的情景时，心情是多么欢乐”。

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和田地区的考察所得，多入藏于欧洲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欧美学者和少数日本学者的研究“专利”；中国学者正式“入局”并参与讨论，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才开始。具体对于上述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而言，1988年或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

1987年春，受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邀请，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前往日本访问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直到今天仍然为学界广为引用的名文《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刊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东洋文化》第六十八号（1988年），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考察了高昌国转变为唐西州后方方面面的变化，文末简要提及西州以西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情形，指出当地出现了“一种胡汉结合的军政体制”。

这一提法，张广达特有所指，答案即同年发表于《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与荣新江合撰的《〈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一文。这份牒文即是霍雷恩从马继业处得来的其中一份汉文文书，是六城质逻的基层工作人员成铣起草，刺史签署的一份公文：公元768年，即唐朝大历三年，住在毗沙都督府辖下六城州的杰谢百姓，因无力缴纳当年赋役，特别向当地的镇守军提交了一份于阗文写成的申请书，之后不久，镇守军将这份申请译成汉文报告给上级于阗镇守使，镇守使继续向驻守在于阗地区的四镇节度副使打报告；节度副使阅后批示，当年赋役可推后至秋收时再缴，并将意见下发六城质逻刺史，同时也抄送给了六城镇守军。该文对这份牒文的历史学信息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明确将丹丹乌里克遗址定为唐代安西四镇辖下的于阗杰谢镇。

上元二年（674），已进入唐朝羁縻体制的于阗，行政区划由五个州增至十州，六城是其中之一，各州之下又辖有数目不等的乡，杰谢就是六城州的辖乡之一。长寿二年（692），为强化对包括于阗在内的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武则天向当地派遣三万大军，分驻安西四镇（即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碎叶），隶属于驻扎龟兹的四镇节度使，于阗由此迎来数千驻军，杰谢乡进而具备了军镇的属性，亦称“杰谢镇”。因此，既有官府之外，镇守军就成为于阗老百姓不得不面对和打交道的新对象。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文、汉文文书多集中于八世纪，应当置于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加以理解。

同在1988年，张广达和荣新江又合撰、刊发了《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洋学报》第六十九卷1.2号），其中有相当篇幅是对Hedin 24号文书的讨论，特别是其系年，两位作者修正前人看法，将之提前了近百年，将其从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放回至八世纪后半叶。

三

Hedin 24号文书

对于和田出土文书和于阗史的研究，张广达、荣新江师徒毫无疑问是“晚到者”，但他们争取做到了后来居上，在很短的时间里，对相关学术课题做出了精准、深入的推进，不得不说，这和既有的积累和持续的努力分不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人进入于阗史研究领域是以研读敦煌文书为契机的偶然结果，这一领域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有点无从下手，但对张广达而言，其实已有准备。从七十年代末张先生撰写的《近十几年国外研究新疆、中亚的若干情况》一文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欧美诸国和日本的相关学者、研究机构和学会乃至出版物的情况尽在掌握，英、法、俄、日等文字发表的文章，也都有所收集。因此，1982年，张广达、荣新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一经发表，即受到海内外中亚学、伊朗学研究者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法文，发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1985年4月，荣新江在剑桥亲自拜访于阗语大家贝利（H. W. Bailey）爵士时，就是以这篇文章，换得对方连书带抽印本在内的七十多种发表物。

1983年和1986年，以学术考察为契机，张广达、荣新江等人又曾两次前往和田进行实地考察，和田达玛沟（Domoko）、哈达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铁提克日木（即斯坦因的Farhād-beg-yailaki）等古代遗址等皆有所造访。这些实地调查也使他们对敦煌藏经洞与和田地区出土于阗文书的时段区分更加明确化。

1984年，当时读研二的荣新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交换学习十个月，在此期间，他前往英、德、法、瑞典等地多家收藏机构，系统调查了各地所藏敦煌文书及上世纪初探险队在新疆地区的各类收集品，并拜访了贝利、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哈密屯（James Hamiltion）等胡语文书的语言学大家，获赠大量当时国内难以收集到的研究论著。

与上世纪初欧洲探险家进入西域地区“寻宝”前充分准备一样，荣新江八十年代前往欧洲“寻宝”，也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1985年5月末，他专程前往斯德哥尔摩瑞典人种学博物馆打探赫定收集品的情况。在此之前，赫定收集品中于阗语及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已由于阗文专家贝利刊布于《于阗语文书集》第四卷，汉语文书则由其同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做了录文和英译。荣新江此行最大的目标，自然是亲眼看到包括Hedin24号文书在内的所谓“斯文赫定收集品”的全貌。但不巧的是，当时博物馆正在搬家，纸本文书都已打包封箱，无法检阅。即便如此，此行收获仍是巨大的：其一，搞清楚了所谓“斯文赫定收集品”其实并非赫定本人收集，据其原始入藏目录，是1933年入藏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和田地区工作期间搜集到的；其二，虽然纸质文书看不到，但仍能看到同批入藏和田地区出土的木简，其中就有一件“永泰三年简”，永泰三年（767，永泰无三年，应是二年十一月改元后，时间迟滞，还未传到于阗）是唐代宗的年号，这支简应当是于阗一个馆驿小吏（曹头）收到拔伽村一个叫勿日桑宜的百姓缴纳草料后的收据。由于只有汉文，贝利书中没有收录，但这对理解八世纪后半期于阗地区馆驿系统的运作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记载，而“勿日桑宜”这个名字的原文，也能在于阗语文书里找到。

前文所及1988年关于“Hedin 24”号文书的文章就用到了这支简，此后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等几组汉文文书的陆续公布，张广达、荣新江两人又先后借1996年在法国巴黎、1997年在美国纽黑文晤面共事的机会，合作完成《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一文，对八世纪后半叶唐朝治下的于阗史和相关出土文书进行了详细编年，尤其还对斯坦因在1900年圣诞节当日所挖掘的D.V.号房屋遗址的主人思略（又写作斯略、悉略，于阗文作Sīdaka）的事迹做了梳理。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777至788年间的十二份文书中，思略经历了从百姓到乡头（auva-hamdasta）再到萨波（Spāta）的身份抬升，这无疑成为今人了解八世纪后半叶于阗官职系统和政务运作最生动的案例。至2001年，圣彼得堡所藏出土于和田地区的汉文文书正式刊布，两人又合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一文，指出这批文书可能是1882-1902年俄国人彼得罗夫斯基出任驻喀什噶尔领事期间陆续收集到的，基本可落实于770-790年间，虽然文书残破信息零碎，但地名“杰谢”和人名“思略”的高频出现，仍可将多数文书的具体出土地锁定在丹丹乌里克遗址。

四

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和重启后短暂的波折，针对丹丹乌里克遗址的科学发掘，也在2002年秋得以正式启动。据2007-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的最新统计，以丹丹乌里克遗址为代表的唐代遗存，现存城址、居址、佛寺等遗址七十余处，主要分布在南北长四千四百米、东西宽三千三百米的范围内，包括城垣、官府衙署、寺院佛堂、民居、冶炼遗址、窑等，其中佛寺遗址占建筑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民居遗址则一般由大厅、卧室、储藏室、厨房、畜栏、果园组成，建筑结构采取当地广为流行的木骨泥墙式。出土文物包括于阗文、汉文或双语写成的佛典、契约、账目、诏令和书信等文书残片，和石膏佛像、精美壁画、木板画以及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石器等生活用具，共同揭示了公元八世纪杰谢镇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古丝路南道曾经日常生活的见证。

丹丹乌里克之外，和田地区达玛沟、哈达里克、巴拉瓦斯特及麻札塔格（Mazar tagh）等古代遗址中也都陆续有新发现，2005年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陆续获得一些来自和田地区的汉文、于阗文、梵文、藏文文书的捐赠，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获得一批捐赠，同样来自和田的汉文、于阗文、梵文、粟特文等语言所写的文书，从汉文文书内容来看，两处收藏的文书有一定的关联；此外，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和田博物馆、策勒文管所及北大赛克勒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也陆续有零散文书入藏。这些文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和此前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文书彼此相关，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2011年，为庆祝张广达先生八十嵩寿，荣新江专门撰写《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基于两人三十年间就于阗文书和历史的合力研究继续推进，八世纪于阗地区的赋税体制、文书运行、地方行政制度、日常生活面貌等各方面历史信息，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解读与揭示。

五

贞观十八年（644），西行求法十多年的玄奘东归行抵于阗，得知自己西行求法曾经最有力的支持者高昌王麴文泰（？-640）已故去，高昌国也为唐所灭，他只好投书唐太宗，坦白自己早年“私往天竺”之举，如今归国一切听候发落。数月的等待给了他深入观察于阗社会的机会，而在这一崇佛之地，玄奘也受到了相当隆重的接待。因此在贞观二十年（646）秋完成的《大唐西域记》里，玄奘给了于阗国（书中名曰“瞿萨旦那国”）相当大的篇幅，对当地地理、物候、风土、律令、语言、传说、信仰与习俗等各方面做了极为详实的记录。这给一千多年后熟读此书的斯坦因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因此，1900年初次踏足中国新疆时，他就以寻找于阗古国为目标。

1900年冬，发现丹丹乌里克带给斯坦因无限的满足，离开时他说，“对这个迷人的遗址的回忆，将永远使我想到那寒冷的天气、毫无声息的平静和冬季沙漠里的纯净”。就在当年于西方圣诞日发现《杰谢百姓思略牒》（原始编号D.V.6）的同一屋宇遗址，斯坦因还收获了一份于阗语文书（编号D.V.4），是Spāta Tturgäśi（萨波突骑施）致Spāta Sidaki（萨波思略）的一份文书，而这位名叫突骑施的萨波如今又出现在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入藏的汉文文书（BH1-2）中。这无疑是斯坦因始料未及的。不消说，如今关于“思略”的各类文书，更是层出不穷，他已然成为新近“于阗史”研究舞台上“出镜率”最高的明星人物。八世纪晚期杰谢镇赋税征收、贷款发放、桑树租借、抄经赞助等各类事务中，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当然，逐渐为学者所熟知的，还不止思略一人，这些因片纸只字而逐渐拼缀丰满起来的“思略”们，以一桩一件的具体事迹，使淹没在黄沙之下千余年的唐代文明，日益重现于今日世界。

按照荣新江的提倡，整体复原“杰谢镇”对于理解八世纪唐朝统治下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个案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而如果我们梳理这一理念的学术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时刻无论如何值得回首与铭记，其本身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