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之后，世界再无帝国

编者按：土耳其的崛起与衰落，映衬着它赖以生存的价值的辉煌与暗淡。东方对西方，亚洲对欧洲，帝国对民族国家，宗教对世俗，帝制对共和，传统对现代，扩张对发展——改变还是坚守，这对于土耳其来说始终不是容易的抉择。所以说那段帝国时代是土耳其、欧亚两洲，也是整个世界近代不可磨灭、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本文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福，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随后开始了记者和专栏作者生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贝尔福作为贵族子弟，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情报部门工作。1944年到1947年，贝尔福赴英国驻开罗使馆任职，总管宣传部门，从此开启了他与中东、土耳其的不解之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从中国的边境出发，沿着高耸的欧亚大草原，经过土耳其斯坦，一路向西迁徙。这些以畜牧为生的族群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住帐篷，骑着马和骆驼，畜养着成群的牲畜，同时也依靠这些牲畜来获得食物和衣服。他们在季节性的草场之间来回迁徙，并且周期性地迁往更远的地方，以寻找水草更丰美的牧场，或是躲避相继而来的类似的游牧部落。有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畜牧产品，与城镇居民或农民交换他们所能提供的物产。偶尔，他们也会在有水源的绿洲停下脚步，过起农耕的生活。为了维持他们的畜牧业经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力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隶属于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封闭的小族群，获得了他们特有的活力、技艺、制度与习俗。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称为“突厥”或“Dürkö”。据说，这个好战的民族得名于其发源地一座形似头盔的山[1]。突厥人最初被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

公元6世纪，突厥人征服了另一个与他们相似的民族，开始统治大约相当于今天蒙古的地区。接着，他们三面出击，将其版图向北、南、西扩张，占据了草原上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创立了历史上空前庞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伴随着领土的扩张，突厥人不再受统一政权的管辖，但仍然保留了种族和语言上明显的共同特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在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中，土、空气、火和水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的。很快，突厥人脱离了简单而未开化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内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领袖获得了远超部落长老的权力，同时还控制着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统称为乌古斯人的突厥部落，在塞尔柱（Seljuk）家族历代酋长的率领下向西迁徙。据说，他们的迁徙路线得到了一头灰狼的指引。在8世纪早期，他们抵达了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2]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确立了他们对中亚西部的统治。与此同时，另一个民族也完成了迅速的扩张。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东、北两个方向进军，势不可挡地征服了波斯帝国[3]。在强大的阿拉伯人面前，突厥人的政权土崩瓦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通过骆驼商队进行贸易，交换农耕和畜牧业产品，互利互惠。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公元9世纪开始抛弃了他们的异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军事素养。除了拥有坚忍、自律和深谋远虑等品质之外，突厥人还在游牧生活中磨炼出了尚武的精神、惯于迁徙的习俗、精湛的骑术和难得的骑射技艺。因此，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开始征募突厥人入伍。这些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高等级的奴隶，并且可以通过晋升逐步提高社会地位。到了公元9世纪的末期，阿拉伯帝国中大部分的军事指挥职位和大量的政府职位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占据了。到了公元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败，土耳其人[4]的塞尔柱王朝填补了权力真空。塞尔柱帝国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兰小国，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传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塞尔柱帝国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为其权力的标志，并将其版图扩展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样一来，这个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于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老的穆斯林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生产者、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们兴建道路、为商队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然而，在塞尔柱帝国之中，仍然有大量处于自治状态的土耳其人，没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依旧作为游牧民在高原上徜徉。他们与其他游牧部落结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着异教信仰），组成了一个个的军事团体。这些军事团体最初正是塞尔柱帝国军队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们不停地骚扰过上定居生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夺成性，让中央政府十分难堪。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对事物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塞尔柱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尽管严格而言，这一称呼只适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其中最强大的武装，是此前风靡的“加齐”运动的产物。所谓“加齐”，即神圣的“信仰的战士”。其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志愿者，但其中以生计无着的流浪汉、逃亡者、心怀不满者及失业者为主。他们得到的任务是打击异教徒，而他们本身最重要的动机则是劫掠。通常，他们会作为边疆战士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出发，对外发动突袭。公元11世纪，他们来到西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出没于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局势动荡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加齐们面对的对手是 “边防军”（Akritai）——来自希腊[5]的边疆战士和劫掠者。边防军的作战方式与加齐们十分相似，同时也一样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管辖，时常被视作加齐们的“难兄难弟”。此外，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库曼人也会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而来到边境地区，并与加齐们一道参与突袭和劫掠。此时，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渐衰弱。

然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南征服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帝国。因此，为了确保叙利亚一线的侧翼安全，他们不希望与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开战。尽管如此，好战的加齐和四处劫掠的土库曼人还是让塞尔柱帝国卷入其中。塞尔柱帝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加齐和土库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为己所用。塞尔柱苏丹图赫里勒（Tughrul）设法让那些圣战士们不再在帝国内的穆斯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导他们投入针对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拜占庭帝国内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边境省份——的连绵不绝的战争之中。在亚美尼亚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圣战士们更加恣意地大肆劫掠，一直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深入到中部，甚至远达爱琴海沿岸。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持续衰弱，但面对这样的袭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认为必须予以回击。为了夺回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他纠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成分混杂的大军，向土耳其人进军。结果，在1071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历史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战败，皇帝本人也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尊称，意为“英勇之狮”）生擒。这场两个帝国和两种信仰之间的历史性的战役将被希腊人永远铭记，并称之为“可怕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之后，小亚细亚半岛永远地向土耳其人敞开了大门。

曼齐刻尔特战役为未来一系列更远的远征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当时，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什么突然的改变。这是因为打赢这场战役的并非塞尔柱帝国的正规军，而是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这场战役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样的加齐团体占据的边境地区的范围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扩展到了中部。土库曼游牧部落也跟随着加齐们的脚步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着杂糅的特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被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会把土耳其人看作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写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文化留下的油漆。当地的文化底色则保留了下来。”注意力仍旧集中在穆斯林世界的塞尔柱帝国也无意彻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区。在释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后，塞尔柱帝国心满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区，并由一位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塞尔柱贵族掌管该地区。随着公元11世纪临近尾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开始触及小亚细亚半岛，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领土边界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直到公元12世纪的中叶，塞尔柱人才将其注意力由旧的穆斯林世界转向小亚细亚半岛，决心以科尼亚（Konya）为都城，建造一个具有穆斯林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自己的苏丹和有效的政府组织，版图覆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它被其他穆斯林政权称作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罗马的恺撒辖地”，表示这个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而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结束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们又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与统治得到巩固的塞尔柱政权和平相处。双方确定了一块“边境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后方，拜占庭帝国继续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西部。由于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源自统治着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鲁姆苏丹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并在公元13世纪的前半叶达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长，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了鲁姆苏丹国头上。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蒙古人。像曾经的突厥人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草原，向北入侵俄罗斯，向东进入中国，向西则穿越整个亚洲席卷了穆斯林世界。成吉思汗在公元13世纪初开启了蒙古人的远征，而他的继承者们也在继续推动着他的事业。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被迫迁徙。最终，新来的土库曼人和小军事团体遍布小亚细亚，使得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塞尔柱国家内部的形势越发紧张。紧接着，蒙古军队对这里发动了猛烈攻击。1243年，在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Erzinjan）之间的克塞山（ Köse Dağ），此前未尝一败、并且得到拜占庭附庸军和雇佣兵增援的塞尔柱军队被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于是，蒙古人随心所欲地占领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土地和城市，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历史进程在一天之内天翻地覆。如同统治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一样，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也风光不再，科尼亚的苏丹们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下的蒙古保护国称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的霸权也转瞬即逝。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统治小亚细亚的将不再是塞尔柱人。

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没有任何中央机构管辖的边境地区的文明生态。边疆战士再一次开始了掠夺。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畅行无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地。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像以前一样，土库曼部落加入了进来。此外，成群的来自覆亡的塞尔柱人国家的逃亡者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来自非正统的穆斯林教派的谢赫[6]和托钵僧也逃离土耳其斯坦和波斯，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帮助土耳其人重新燃起讨伐异教徒的热情。

此时，权力落到了加齐们的手中。在宗教热情和对土地与战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涌进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拜占庭帝国防御能力的衰落。本来与加齐们具有相似特质的拜占庭帝国边防军，也由于受到内讧的希腊人政府的忽视，而几乎未能对加齐们的攻势做出任何阻挠。到了公元1300年，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领袖成了定居国家的统治者，有大约十个这样的加齐小国在这一地区兴起。其中的一个，其统治者名叫奥斯曼（Osman）。这个国家终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奥斯曼帝国，填补拜占庭帝国衰亡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屹立超过六百年。

注释：

[1]指阿尔泰山。——译者注（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此后将不再特别说明。）

[2] 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3] 即萨珊王朝，波斯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

[4]前文中的突厥人和后文中的土耳其人，在原文里都是Turks。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本书中，我以塞尔柱王朝的崛起作为时间节点区隔这两个含义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的称呼。相较而言，突厥人的范围更为广义，而土耳其人通常指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发源关联更紧密的部分突厥族群。

[5]尽管拜占庭帝国以东罗马帝国的名字为人们所知，但是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帝国逐渐完成了希腊化，希腊语在帝国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居民信仰的希腊东正教也与西欧地区信仰的天主教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因此，文中常用“希腊”来代指拜占庭帝国，用“希腊人”来代指其人民。

[6]“谢赫”通常为部落长老或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

 本文摘选自《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