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自述：30年前电视剧《末代皇帝》的拍摄往事

编者按：1988年，一部讲述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一时间成为举国上下、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该剧对溥仪的一生进行了详尽的刻画，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到一个有帝王之欲的野心家，再到后来成为战犯，直至被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普通公民，从他身上几乎可以见出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该剧播出后，好评如潮，更是斩获了国内外数项大奖。30年过去了，人们再回忆起这部电视剧，仍然津津乐道于它主题的深刻和制作的精良。今年是中国电视事业创建60周年，为此我刊采访了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周寰，听他讲述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情况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口述 | 周寰（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原导演、独立制片人，国家一级导演）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末代皇帝》海报

电视艺术委员会成立后，金山说，咱们抓部戏拍吧

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是中国电视剧的复兴时期，随着电视覆盖面的扩大和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逐渐成为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末代皇帝》是1984年开始拍摄的。当时，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刚刚成立，掀起了一股拍摄电视连续剧的热潮，后来几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如《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这一时期拍摄的。

之所以选择拍摄《末代皇帝》这一题材，还要从老电影人金山说起。1982年，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金山发起成立了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他担任主任。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很想先抓一部戏来拍。他早先看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印象深刻，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之后，他有了把它拍成电视剧的想法。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他先是被辛亥革命推翻、走上“傀儡皇帝”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从苏联作为战犯接收回来，并把他改造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从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公民，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这种改造之所以在国际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于它不同于以前的暴力改造，而是用人道主义的方式使其自我悔过和醒悟。不仅对中国战犯，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也采取同样方式，很多经改造的战犯对中国充满了感激之情，回国后都成为中日友好的坚强战士。金山认为这个主题很好，让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王树元创作剧本。剧本创作出来，电视剧还没开拍，金山老师就去世了，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末代皇帝》编导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编剧王树元、右二为梅阡先生；后排右为周寰，左为张健民

1983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中央广播剧团、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该剧转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聘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梅阡先生做导演。我后来能担任该剧的导演，是梅阡先生和王树元老师提携和推荐的结果。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调回中央广播剧团。剧团为了恢复业务，决定由我导演《于无声处》，又为了培养我，请梅阡先生做我的艺术指导。也许是在排演《于无声处》过程中梅阡先生对我印象不错，所以在请他担任《末代皇帝》导演之后，他向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提出：自己年龄大了，对电视剧摄制不太熟悉，希望再派一个年轻的导演合作，人选就是我。就这样，领导决定由梅阡先生任总导演，我和张健民任导演。在整个筹备期间，梅先生亲自带领我们搜集历史资料，所有的案头工作包括导演计划和构思由我准备、梅先生审核，在摄制组由我向大家讲述。当年，初出茅庐的我要面对戏组几十位德高望重的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讲解全剧的导演构思、人物分析，没有梅先生给我“坐阵”，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的。

故宫拍摄与“喝粥为号”

《末代皇帝》是一部讲述大清王朝帝王的戏，拍摄地点肯定离不开故宫，少了故宫也就不成其为清代戏了。正是这种与故宫难分难解的关系，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也与故宫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一开始是不能进故宫拍摄的问题。我们在筹备电视剧版《末代皇帝》的同时，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同名电影正在拍摄，他们优先取得了进入故宫拍摄的特权，我们再进故宫就很难了。为此，剧组的人集体想办法，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更是竭尽全力，最后是梅先生、朱琳老师、于是之老师联合给万里同志写信，得到万里同志的特批，我们才得以进入故宫拍摄。当然，我们的拍摄地点绝不仅限于故宫，颐和园、天坛、天津静园以及伪满皇宫博物院、抚顺战犯管理所等，我们都辗转拍摄过，也与这些单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贝托鲁奇的电影在故宫拍摄时，不小心烧了养心殿里的一块地毯，之后故宫的管理就严格起来，只允许我们拍外景，所有的内殿都不能进，内景只能搭棚拍摄。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游客接待工作，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进故宫开拍，早9点故宫开门接客前我们必须退出，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那时候，全剧组的人每天凌晨3点钟就要起床，演员化妆，美工道具布置现场，6点钟天一亮准时开拍。拍外景要靠老天爷吃饭，下雨、下雪、大风天是不能拍的，那时候录像设备没有现在先进，为了拍摄效果好，阴天也不能拍。但当时为了赶进度，不管什么天气，我们每天都照常起床准备，然后开车进故宫，早点在故宫吃，一般是喝粥吃油条。如果天气还可以，就赶紧拍，天气不好实在不能拍，制片人郝恒民就会拿大喇叭喊：“打道回府！”因为每天都在喝粥的时候听到制片人的“通知”，后来我们就把每天的日程叫“喝粥为号”。

印象最深的是在故宫太和殿拍摄登极大典的戏。为拍这场戏，我们准备了一年，除了制作大典的仪仗道具、服装，还查阅了大量资料。拍摄当天，摄制组全班人马一夜未睡，凌晨1点就到达故宫。当时正值北京最热的几天，将近4000人的集结就花了近四个小时，故宫为了不影响上午10点接待游客，要求我们10点以前必须撤离。我要求所有人员不吃不喝，中间不许上厕所。

前面拍摄工作都很顺利，可是到了9点多钟，3000多名群众演员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全体坐在地上罢演。制片主任郝恒民本来是出于好心，买了几车冰棍想安抚演员情绪，可这下全乱套了，群众演员全部散开，上厕所的上厕所，乘凉的乘凉。按分镜头剧本，当时还差七个关键镜头未拍，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坐在车里急得掉下了眼泪。我说，我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在太和殿拍摄这么大的场面，就差七个镜头，太遗憾了！可能是我的这番话感动了故宫领导，他们允许我们第二天再拍摄两个小时，因为剩下的镜头都是局部的，不用再用那么多群众演员了。第二天，终于圆满完成了全部摄制任务，再现了整个登极大典的过程，我后来还制作了一个《登极大典》专题片。

故宫太和殿登极大典拍摄现场

前十集的摄制工作梅先生是跟组的，也每天跟我们一块起早贪黑，后来看我能独立工作了，他就完全放手了。梅先生在现场时，他坐在监视器前，我在现场指挥，他要看到有什么不对的或有什么意见，都是小声告诉我，我再告诉演员。他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怕我缩手缩脚，只是在大的环节上对我进行指点，比如告诉我如何把握演员节奏、如何把握人物性格发展脉络。尤其对老演员，他坐阵但不出面，都是由我给演员说要求。梅先生的这种做法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养成了在拍摄现场绝不大声向摄制部门和演员发脾气的习惯，所有要求都是走到演员跟前小声交待，对各部门的要求也是走到跟前提，这样保证了拍摄现场良好的创作气氛，也是对演员和职能部门的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剧组非常团结，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定要拍出咱中国人自己的《末代皇帝》”

我们摄制组在北京五里店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美术制景及道具、服装制作队伍，其中很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师傅，他们有着非常精湛的手艺。我们搭的两个内景——养心殿和坤宁宫，就是这些老师傅为我们精雕细做的。当时这两个内景都是按1∶1的比例搭建，门窗、隔扇都用真木料制作，场景之逼真，就连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来参观后都震惊了，和我们商量说等戏拍完后要将这两个景搬到故宫重建，以供游客拍照。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拍完内景最后一场戏后，整个摄影棚就起火了，制作这么精良的内景，在一场大火后全部化为灰烬，并且这场大火险些断送了《末代皇帝》这部戏。

我们拍的最后一场是皇帝大婚的戏，婚礼中用到的食品都是北海仿膳提供的。这场戏拍完后，剧组所有人员本来是要到仿膳集体用餐，庆祝内景戏拍摄结束。但那天刚进北海东门，就接到了摄影棚失火的消息，于是大家赶紧往回赶。等到了摄影棚附近，只见天空中冒着滚滚白烟，地上流着水，十几辆消防车正在向棚里喷水。摄制组的很多人都要往棚里冲，去抢救里面的道具和布景，因为那些都是大家的心血呀！可是消防队员死死拦住大家，说进去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摄影棚是个大闷罐，谁进去都会马上窒息。我们只有看着熊熊大火尽情燃烧，最后把棚顶烧透。我那天因为紧张加饿着肚子，当场就晕倒了。

后来，广电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全部到场。我因为是该剧领导小组副手，又是现场导演，被叫去单独问话。央视副台长阮若琳低声对我说：“周寰，你准备吃小窝头吧。”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可能要行政拘留我、“蹲笆篱子”（当年刚刚宣布，如遇重大火灾，在未查清起火原因以前要先对主要负责人行政拘留），我坐在那儿傻眼了。因为这是北京春节前第一把大火，所以各级领导特别重视。他们在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等着，一会儿听说“公安部来人了”，一会儿又说“杨办（指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办公室）来人了”，我想，这下完了，事情闹大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阮若琳走到我面前说：“你回去吧，不抓人了。”我才回到候审的摄制组。

《末代皇帝》拍摄现场，左一为导演周寰

第二天，公安局消防处的侦察员带我到摄影棚确认现场位置。进了棚里，见到的全是灰，一切都烧光了。公安局的人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清扫，因为拍摄现场有明火——香、蜡烛，他们怀疑有明火导致火灾的可能。真应该感谢我们制片主任郝恒民同志，他工作之细致让公安局的人都惊叹。首先，公安局在现场找到了我们事先准备的灭火器数个；后来，他们按我们提供的香和蜡烛的位置，又逐一清扫出数个铁盆（铁盆是用来盛熄灭的香和蜡烛的）。清扫出来的铁盆里，香都是用湿毛巾裹着，蜡烛也是浸在铁盆里的。这都是郝恒民的精心安排——每一柱香在拍摄现场都由三个人监管，点火、熄灭要三个人共同见证；蜡烛由两人负责，也是同样的程序。就这样，公安机关排除了我们现场明火致火的原因。这次大火审查了我们一个多月，最后宣布火因与我们摄制组无关。

这次火灾使我们停拍了半年，阮若琳找我谈话，我赌气说不干了。当时她没表态，只说：“好吧，你召集全摄制组开会，我参加！”那次大会有几十人参加，老阮让我坐在中间，她说： “今天开会不为别的事，大家说说《末代皇帝》还拍不拍了。周寰说他不干了，大家说还干不干？”她话音刚落，大家就都抢着发言。有的人历数了我们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开始这部剧拍摄的，说大家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不应该就这样放弃；有的列举了各位老艺术家不辞辛苦、在艰苦的条件下和我们一起完成拍摄的诸多事迹。很多人都是含着热泪、苦口婆心地劝我要坚持下去。最感动的是几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师傅，他们说：“周导，别灰心，大火不是只烧了两场景吗？我们不要任何报酬，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再制作更好的景！不要因为这点挫折就放弃，要有中国人的志气，要拍出咱中国人自己的《末代皇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我含着眼泪听完大家的发言。

最后我激动地站起来给大家鞠了个躬：“我谢谢大家！ 《末代皇帝》一定要拍摄成功！不管有什么困难，我绝不再说不干了！”随后两年的摄制工作，我们这个团队更加团结，对艺术更加精益求精。

与电影《末代皇帝》之争

现在一说起《末代皇帝》，很多人会想到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其实，电视剧和电影之间当年确实存在过一些“交锋”。

电影《末代皇帝》是外国导演首次和中国政府合作、获得政府支持的电影，也是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当时广电部对他们很支持，可是对我们电视剧组却没有这么重视，相反还处处给我们设置障碍。比如，起初不允许我们进故宫拍摄；拍摄结束后不允许我们开新闻发布会，怕我们抢了电影的风头等。我们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同时，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将电影和电视剧对峙起来的舆论，作为导演，我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1987年，电影《末代皇帝》抢先放映。有一天，阮若琳告诉我说，意大利《团结报》来了两位著名记者要采访我。当时我还跟她开玩笑，说采访我干什么，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因为我知道肯定来者不善。阮台长说，人家都来了，你就接待接待吧！我于是只好披挂上阵。

来的是两位年龄稍大的女性记者。她们坐下后就开始发问。先问了我第一个问题：“你对贝托鲁奇拍的《末代皇帝》怎么看？”我说：“不好意思，我没看过。”

她们又问：“你对溥仪怎么评价？你觉得如果你们这戏播出的话，两个片子哪个更好一些？”

这些问题明显带有挑衅的成分。我回答说：“溥仪是中国的皇帝，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变成一个没有人性的虐待狂，后来又由虐待狂变成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公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贝托鲁奇是国际大导演，他能够把中国的末代皇帝、把新中国向全世界宣传出去，我作为同行应该感谢他。”但我话锋一转：“如果说让我拍墨索里尼，我肯定拍不过他，但是溥仪是我们中国的皇帝，我想我们电视剧也一定不比他的差。”

贝托鲁奇这个片子其实我看了，有一些电影技巧方面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题材、看待溥仪这个人物，很多情节也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处理手法。比如，单就该片中后、妃与皇帝同床共眠这一细节来说，就纯粹是一个极其浪漫的西方式的处理，因为这种事情不仅是礼教极严的皇宫中绝不能发生的，即使是当时的普通百姓家中，也是闻所未闻。就溥仪的形象来说，他也更多地塑造的是西方观众心目中的溥仪形象，而与中国百姓心目中的溥仪有一定的距离。

而我们电视剧立足中国本土，从最真实的角度来反映溥仪一生的发展变化，几乎所有情节都是立足现实、通过具体细节来展现的。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如何在封建制度皇族教育下逐渐变得没有人性，变成一个虐待狂，最后中国共产党又如何把他改造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通过戏剧情节和人物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的。

当然，溥仪也不是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的顽固不化的人，他也有进步观念，比如他接见胡适、骑自行车、砍门槛、剪辫子等，这些我们在剧中也都表现了。但作为一个封建的小皇帝，即使他有进步思想，在那样一个封建的小圈圈里他也施展不开来，他最后没有办法，甚至想要逃跑。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进步思想可以有，但国家社稷、帝位才始终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这种帝王之欲自始至终一直跟随他，贯穿全剧的那个象征社稷的“草标”就是最好的说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从小就知道“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下的老大。我们把这些情节都做了细致的展现。

表现溥仪晚年的生活尤其是他思想的转变，也用到了很多细节，比如他跟弟弟溥杰关系的变化、跟监狱管教人员关系的变化、李淑贤与他离婚对他造成的打击，以及他演活报剧时喊出的“我有罪”等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不是编造的。

总而言之，这部片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像有的历史剧一样戏说历史、哗众取宠地取悦观众，而是用严谨认真的艺术态度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有些剧评人把电影《末代皇帝》比作写意画，把电视剧《末代皇帝》比作工笔画，我觉得不无道理。它和电影《末代皇帝》不能以孰优孰劣来区分，只能说各有各的特点。

我和贝托鲁奇后来成了朋友。2010年，我应澳门文化司的邀请，准备拍摄以明代传教士利玛窦为题材的电视剧，贝托鲁奇曾派人专程来北京找我，希望和我合作拍摄此剧。来人说，上次两位意大利记者回去后把采访我的情况向贝托鲁奇谈了，贝托鲁奇听后非常高兴，这次听说我也要拍摄《利玛窦》，他表示非常想跟我合作。但是很遗憾，贝托鲁奇后来因突发中风，此计划未能实现。

 

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托起了整部戏

因为这部戏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邀请北京人艺合作拍摄，所以前十集宫廷戏主要演员都是从人艺请的，如饰演慈禧太后的朱琳老师、饰演载沣的蓝天野老师、饰演奕匡的童超老师、饰演张谦和的牛星丽老师、饰演袁世凯的李大千老师……除了老艺术家，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饰演隆裕的梁月军、饰演光绪的杨立新、饰演婉容的罗历歌、饰演文秀的郑天玮等。不管是老演员还是年轻演员，他们在戏里都展现出了自己表演的最高功力，用精湛的演技和人格魅力真正征服了观众。他们对各类角色的完美演绎，成为日后同类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重要范本；他们的专业、敬业和无私奉献精神，也使我真切感受到北京人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戏比天大”的深刻内涵。

朱琳老师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被称为“第一青衣”，她不仅演技精湛，敬业精神更是让人佩服。最让我难忘的是1985年冬天的一场戏。当时是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在颐和园乐寿堂拍摄慈禧和光绪寝宫的戏份。乐寿堂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不允许生火取暖，里面异常寒冷。我们摄制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里面穿着棉袄，外面再穿一件棉大衣。可是演员不行，拍摄时他们只能穿戏中的服装。有的演员实在受不了，就在戏服里套很薄的毛衣毛裤。朱琳老师当时已是65岁的老人，因为剧情是在寝宫，需要她只穿单衣单裤。怕她冷，我们都劝她穿件毛衣毛裤在里面，她却死活不干。她说：“那样不真实，皇太后的寝宫能冷吗？”坚持不穿。后来她患了寒腿病。多年后她见我还和我开玩笑说：“你赔我腿，你们一天才给五毛钱的伙食补贴。”随后又笑着说：“你别紧张，我现在寒腿病好啦！”多么可爱又平易近人。

周寰导演（中）在颐和园拍摄现场

童超老师当年患有脑血管疾病，不能受凉，每次来拍戏，都是摄制组的年轻同志用四件棉大衣将他包裹起来，用两根扁担绑在椅子上，把他从颐和园东门抬到乐寿堂。可是到了现场后，他和其他演员一样，也要穿很薄的戏服。我们为了照顾他，想在灯光师调光时让摄制组工作人员替他站位（因为他是大臣，进乐寿堂必须要跪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童超老师都坚持自己跪在冰冷的地上，还不披棉大衣。他说：“我必须穿服装自己上，灯光师根据我的身高和动作才能调好。”

不光童超老师，李大千、蓝天野等演大臣的老演员，也要在寒冷的冬天、在没有取暖设施的乐寿堂，长时间跪在冰冷的地上。这些大师没有一个人有所谓的“助理”，只有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在停机以后把棉大衣给他们披上。看到这些老艺术家们“戏比天大”的职业精神，很多年轻人都被感动了，他们把这些老艺术家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为他们取暖。这些老艺术家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艺术表演才能，还为我们培养了一个团结友爱、兢兢业业的团队。

朱旭老师饰演的老年溥仪可以说是整部剧的核心人物，因为晚年溥仪对揭示整部剧的主题起主要作用。刚开始找朱旭老师时，他不同意出演这个角色，开玩笑说：“前22集吃香的喝辣的都让陈道明（青年溥仪由陈道明饰演）干了，到我这儿除了坐监狱就是改造，不演，不演！”经我反复做工作，他后来终于答应了。

朱旭老师从倒数第6集（全剧共28集）开始出镜，观众之前已经承认了陈道明就是溥仪，怎么能让观众接受这个新的演员，这对演员来讲是个极大的挑战。为了准备这个角色，朱旭老师看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他不仅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和前22集的剧本，还反复观看了有关溥仪的各种新闻纪录片等。

他的首场亮相是在苏联远东伯力战犯管理所，之后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在东京审判这场戏中，他需要站在法庭上，靠几十分钟的慷慨陈词，痛陈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这场戏对朱旭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是大段的台词，非常考验台词功底；其次朱旭老师还是“结巴磕子”，说话经常口吃。但我们在拍摄时，他竟是“一条过”，可见他是下了多大的功夫！他绝不是单纯地背熟台词，而是用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的艺术创作方法，将台词内化为戏中人物自己想说的话。在这集戏中，观众能体会到溥仪从小到大的社会经历，能感受到溥仪为接受新思潮与胡适接触、试图突破“皇圈圈”及“砍皇城门坎”的过去……在这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只会摆谱、没有思想的昏君，而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就这样，他出场的第一集戏就征服了观众，得到了所有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人们都说：“他不是在演溥仪，他就是溥仪！”

不只人艺的老艺术家们，该剧还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如来自辽宁人艺、饰演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李默然，来自辽艺、饰演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的纪维时，来自文化部、饰演陈宝琛的吴雪，来自辽艺、饰演韩金锁的张玉春，来自上海人艺、饰演陈毅的魏启明，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此外还有饰演周总理的柴云清、饰演孙中山的石维坚、饰演李莲英的刘国祥、饰演吉岗的胡浩、饰演李顺的洪宇宙、饰演二嫫的陈丽明、饰演电工的倪大红等。正是他们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以及不计个人得失的辛苦付出，才成就了这部电视剧，使之成为同类题材里的经典之作。

1988年，耗时四年拍摄完成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在央视首播。播出以后，广受好评，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989年）特等奖、第七届大众电视金鹰奖（1989年）优秀连续剧奖，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优秀电视节目奖，还获得美国ACE艾美奖提名奖。

我知道，这些荣誉除了是对编导人员的肯定，更是对剧组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认可和肯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倾情倾力为该剧付出的演职人员，我们才收获了这样的成绩。

虽然这部片子已经拍摄完30年，有些演员也早已离世，但一想到这部剧、想到这些亲爱的“伙伴”们，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仿佛又回到了“喝粥为号”的日子，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责任编辑：杨玉珍，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9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