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

2023年12月15日至16日，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办，韩国高丽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艺术学科工艺史研究室合办的“2023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韩国文化财厅、韩国德诚女子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町田市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深圳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等中、日、韩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发表了各自关于东亚陶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涉及多国家与地区，具有丰富的研究视角，旨在共同探索东亚陶瓷史研究的更多面向与可能，现场学术氛围浓烈。

15日上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郑建明教授主持开幕式，复旦大学刘朝晖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方炳善教授先后致辞。

刘朝晖教授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学者的莅临表示衷心感谢。他提到，举办东亚陶瓷史研究研讨会，开展东亚陶瓷史的合作研究，是中、日、韩陶瓷研究者的共同心愿。近年来，受到全球史研究思潮的影响，突破地域与国别、以更广阔的视野展开，成为陶瓷史研究新的学术取向。复旦大学拥有悠久的陶瓷史研究传统，这几年复旦文博系又引进多位陶瓷考古的重要专家，古陶瓷研究形成阵容强大的团队。在学校支持下，复旦古陶瓷研究团队和韩国、日本学者一起开展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合作项目，期待以研讨会为起点，形成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推动学界同行更好地展开交流。高丽大学方炳善教授在致辞中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提到正是中日韩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此次会议。

方炳善教授也对会议表示殷切的希望，并借用一句韩国歌词表达对三国学者合作研究的美好祝愿：我们的相聚并非偶然，而是在座各位心之所向的结果。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四个专题。第一场主题为“东亚陶瓷的考古新发现”，由复旦大学郑建明教授主持。

沈岳明（复旦大学）的报告题目是“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瓷器的整理和初步认识”。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其“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具有海贸通商的先天区位优势。宋元朝廷分别设市舶务、市舶司等与海贸相关的管理机构，随着龙泉窑的发展，温州港依托龙泉产品的向外输出成为世界海丝贸易的重要集散地。2023 年6 月至12 月，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对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瓷器标本进行全面整理，以出土瓷器为中心，观察各窑场瓷器的生产、运输至消费的完整生命历程。以瓷器的年代及组合嬗变为基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瓷器运输及消费历程可以划分为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元代中晚期至明代早期、明代中晚期五个阶段。沈岳明总结了不同阶段的瓷器产品种类与组合，将其与贸易背景结合进行探讨。他认为，自南宋至明代，龙泉青瓷畅销于国内外，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被广泛发现，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中大量龙泉青瓷的发现，为探讨海内外各遗址、航路上龙泉青瓷的运输、溯源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在提问环节，森达也教授以伊朗霍尔木兹岛遗址出土的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龙泉青瓷为例，就伊朗地区与元朝的贸易性质问题进行讨论；郑建明教授则提出，该遗址南宋晚期元代早期产品的缺失问题可能与考古发掘的偶然性有关，温州港作为龙泉窑产品的重要输出港口，应当兼具国内外两条销售路线；刘朝晖教授关注到遗址中时代推定为元代中晚期的龙泉窑戏曲故事图瓷器，由于类似的装饰题材在景德镇青花瓷中年代偏晚，认为其定年值得进一步讨论。

神野惠（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报告以“日本历史上的外国陶瓷——以江户时代初期兴福寺一乘院出土资料为中心”为题。她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概述外国陶瓷和瓷器进入日本的事实，认为日本的窑业在不断追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遥遥领先的陶瓷技术中发展而来，在8世纪的平城京遗址中已出土了少量来自其他国家的陶瓷器，包括唐三彩和唐白瓷、新罗的陶质土器和绿釉器、渤海黑陶等，此时期正对应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文化和技术的时期；17世纪日本国内陶瓷生产开始全面起步之前，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生产的陶瓷一直被作为珍贵的高端进口商品。而后她介绍从奈良兴福寺一乘院出土的 16世纪末和 17世纪的外国陶瓷器，从1963年的首次发掘至2000年的317次发掘调查，出土了包括建窑黑釉茶碗、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越南鱼纹盘、日本陶瓷，甚至还有肥前陶瓷在内的产品。神野惠强调，目前这批研究东亚陶瓷的珍贵实物材料还没能完整地公开，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发表将在今后陆续展开，希望未来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在讨论部分，森达也教授对这批材料的后续发表提出期望；刘朝晖教授向神野惠研究员提问：报告中提到当时奈良作为南都，其文化的承载者主要是各大寺院。那么除了兴福寺，其他寺院是否有出土陶瓷器，与一乘院出土材料的年代与特色是否一致？神野惠从京都等更发达区域与日本港口遗址所见中国贸易陶瓷角度予以解答，她指出由于奈良发掘区域由各单位共同发掘且晚期材料尚未做更充足的整理，时段问题将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展开。

朴芝英（韩国文化财厅）在报告“高丽宫城（开城满月台）出土青瓷”中，以开城满月台第八次发掘工作为中心，介绍了调查中出土的青瓷。这是韩国和朝鲜的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朝鲜的高丽青瓷窑址进行的合作发掘，意义重大。她总结，该遗址出土青瓷类型主要有盘、大碗、盏等，同时也包括盏托、盒、壶、梅瓶、枕头、香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以6号探方为中心，60多件盏被发掘，出土数量异常之高；装饰技法上，印花占主导地位，此外，还有阴刻、阳刻、刻花以及点纹技法。朴芝英尤其强调了一些带有铭文和符号的瓷器，如3件用黑色镶嵌和铁绘技术刻着“烧钱”字样的青瓷盏，这些都有助于推测器物的制作地、用途和使用场所。结合宫城遗址当年的使用情况，朴芝英推测第八次发掘中刻有“烧钱”字样的青瓷盏及其他多件盏与盏托，很可能是13世纪上半叶宣庆殿举行醮祭时使用的。

对于该报告，方炳善教授希望了解这些出土文物的收藏地点以及后续的发掘计划；郑建明教授则关注到早期出土的青瓷有许多单字款，就单字款瓷器的认识问题向朴芝英学艺官发问，另外提问遗址内是否有秘色瓷出土。朴芝英学艺官表示，遗址中出土越窑青瓷较少，出土的中国瓷器主要是为定窑、景德镇窑以及一些黑釉瓷器。

第二、三场报告会以 “东亚陶瓷的交流与互动” 为主题，分别由深圳博物馆郭学雷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秦小丽教授主持。

丹羽崇史（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报告题为“东亚窑业考古视野下的奈良三彩”。他指出以往均认为奈良三彩是受唐三彩影响而产生的，但近年来出土资料和科学分析实例的增加以及各种研究的进展，使对奈良三彩形成过程的重新论证变得迫在眉睫。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研究课题，一为建立东亚施釉陶制品的年代序列，二为摸清中国和韩半岛/朝鲜半岛的施釉陶制品以及窑具的特征。另外在这两点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是否有二次和三次传播，即是否存在韩半岛/朝鲜半岛作为技术传播“中转站”的问题。他指出技术要素在移动过程中发生转变是普遍现象，并从东亚窑业考古的角度，以韩国庆州出土绿釉陶器及窑具为出发点，对比唐三彩与奈良三彩，探讨了奈良三彩成立过程中施釉陶器技术的历史变迁。

其后，陆明华研究员就唐三彩与奈良三彩的胎土差别提问，丹羽崇史研究员指出，二者皆具有白色的胎土，但就成分来说，唐三彩胎内的高岭土含量多而奈良三彩基本不含高岭土，其科学测定是以后需要展开的重要研究课题。任志录研究员关注到新罗三彩与渤海三彩的关系，并就此展开讨论。比罗冈丰辉聚焦于朝鲜半岛的支烧具三叉支钉，就其年代追溯与流通路径进行提问。方炳善教授则提出，跨地域的技术传播往往会因地理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难以完整迁移，并进一步就奈良三彩与新罗三彩的施釉技术和釉料差别与报告者进行讨论。

森达也（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作报告“南北朝至唐中国陶瓷与波斯陶器的相互影响”。他从两个时段探讨了中国陶瓷与波斯陶器的相互影响关系。北朝至盛唐时期，中国陶瓷受西方传入器物的强烈影响，器形、釉色、装饰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白瓷器与三彩器中都有表现。同时，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对中国的金属工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中国也开始盛行金银器和响铜等。晚唐时期，自东向西的影响逐渐显著，大量中国陶瓷被运送至伊斯兰帝国阿巴斯王朝中心所在的波斯湾地区，对中东地区陶器的器形、釉色、装饰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一些中国瓷器也开始受西方玻璃瓶的影响，如越窑秘色瓷八棱瓶。但是基本上，还是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影响要大得多。

在讨论环节，任志录研究员将陶瓷影响传播路径分为文化与技术两个层面，丹羽崇史也就萨珊陶瓷是否对中国陶瓷产生技术影响与报告人进行讨论。森达也教授提出，相较于萨珊陶器，萨珊金银器与青铜器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绝对的，未见陶瓷制作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通过中外贸易，波斯器物传入中国，中国陶瓷也主要基于其外形进行直接仿制。

片山真备（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在报告“朝鲜时代通过薺浦倭馆进行的日朝交易——以日朝关系为背景流入的中国陶瓷及其影响”中，根据15至16世纪庆尚南道薺浦倭馆所发生的日朝交易，讨论了经日本而来的中国陶瓷及其对朝鲜陶瓷的影响。薺浦倭馆位于距离日本长崎县对马岛最近的庆尚南道昌原，是日朝交易的中心地之一，2018年头流文化财研究院对其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早期的中国瓷器。片山真备由此展开探讨：其一为朝鲜陶瓷经由倭馆进入日本的流通路径；其二为经由日本进入朝鲜的龙泉窑产品对薺浦倭馆周边的粉青沙器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三为倭馆出土的中国陶瓷器，是否有“交易品”以外的可能。她总结，薺浦倭馆不仅是单纯的交易场所，还具有中韩日陶瓷文化交汇之属性。

而后，成高韵提出倭馆内外分别出土的中国陶瓷提问是否要以不同眼光看待。片山真备教授提示，倭馆内外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有所不同，倭馆外也出土了日本的刀具和饰品等，应当是日本人携带而来的，而瓷器是否也经同一路径而来则需另行考虑。森达也教授认为，报告中中国陶瓷的年代可以进行更精细的划分，特别是结合冲绳地区出土的中国陶瓷来判断。两人都提及，中国陶瓷出土并不影响倭馆的年代判断，倭馆建筑的年代也可基本与出土陶瓷的年代相对应。

金恩庆（韩国德诚女子大学）报告的题目为“珐琅彩瓷的朝鲜流入与接受”。与朝鲜王室崇尚朴素无纹白瓷的社会风尚相悖，在朝鲜依旧发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釉上彩瓷器，金恩庆以朝鲜国王孝宗的长女淑慎公主墓出土彩瓷为例，认为明末清初之际朝鲜已经接触中国彩瓷。她认为，从朝鲜的文献记录和传世遗物中可以看出，流入朝鲜的画珐琅瓷器的消费情况十分具体，但是现存作品的数量不够充足，对遗物和消费情况的具体研究也不够完善。她以最近首尔市内钟路的清津地区和毋岳地区、中区东大门运动场遗址19世纪地层出土的所谓景德镇民窑产粉彩标本为例，提醒学界关注此前未被关注的18-19世纪流入朝鲜的清代画珐琅瓷器种类和使用情况。最后金恩庆指出，如果能够查明朝鲜是抱着怎样的认知接受了清朝彩瓷，那就有望填补世界陶瓷史脉络中未被关注的朝鲜陶瓷文化的空白。

在讨论环节，郭学雷研究员关注到乾隆赐品目录中所载的所谓 “洋磁珐琅”，结合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与产品器型，他认为该产品为铜胎画珐琅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不应为瓷器。另外他指出，相较于早期文献，若能追溯其他更直接的证据当更利于研究的进行。故宫博物院孙悦研究员关注到和协翁主墓出土的所谓景德镇民窑产粉彩瓷碗，并引起热烈讨论，陆明华研究员认为，该碗更接近福建或广东地区的产品。而后，方炳善教授提出，仇视清廷的朝鲜国王孝宗，为何会在早夭的女儿淑慎公主墓中使用明朝的瓷器？这两件底款为“大明万历年制”的五彩瓷器也由此引起与会者的注意，金恩庆教授表示两件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明朝，对于朝鲜王室来说是奢侈品；陆明华研究员指出，这两件瓷器品质上乘，应当是明代景德镇官窑体系中的产品，其年代可到达明万历年间；刘朝晖教授从历史学角度加以阐释，他认为，透物观史，由这两件产品可以了解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朝鲜王室对于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刘朝晖教授提问，报告中所见彩瓷质量基本不高，尤其是到了大韩帝国之时，为何不输入更高质量的瓷器作为王朝权威的象征？并就该问题与报告者从瓷器择选和输入路径两方面进行探讨。 

第四场会议的主题为“明代官窑研究的新视角”，由上海博物馆陆明华研究员主持。

胡宸（上海师范大学）作“明代官窑供纳差役分配研究”报告。他指出，国家资源配置及其变化，是官私之分外的另一观察传统手工业的视角。由此切入，可发现明初景德镇临时性瓷器贡纳，与织造等从明初便纳入工部资源调配系统中的手工业活动存在较大差别。传统观点认为匠户是明代景德镇贡瓷的生产主力，实际上景德镇贡瓷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官窑户以委托代办的形式，雇佣与管理民间工匠从事贡瓷烧造，地方官员征调军匠与饶州府六县民夫作为辅助。官窑户难以承担烧造任务时，民窑户与铺行从旁协助。而到了弘治、正德年间，烧造数量渐多，官窑户压力日增，主管官员才征调、编派上班匠与编役匠等官匠参与贡瓷烧造事务中来。嘉靖时期景德镇御器厂中的官匠包括存留匠、雇役匠与编役匠三类不同性质的工匠，各类工匠参与贡瓷烧造的时间有先后，作用亦有大小。其中，雇役匠而非之前学者普遍认为的匠户，才是贡瓷生产主要的工匠来源。 “部限”与“钦限”的区别，则在于烧造优先级的不同，“钦限”指的是相对由礼部、工部负责下发勘合的“部限”外，临时加派，朝廷急需的，于各部勘合之外，又由皇帝专门下令强调优先烧造的瓷器。“部限”与“钦限”的区分，是为保证急需瓷器需用，对贡瓷解运加以规范的重要安排。 “官搭民烧”不过是对之前变革趋势的延续，地方官员试图通过这一形式，解决承差人数不足、差役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物料征调困难问题。“官搭民烧”将承担烧造差役的从少数官窑户、官匠扩大至全体在地窑户与工匠。变革之下承役主体的拓展，在均平差役负担的同时，也分摊了官府的管理成本，从而实现对现有社会秩序与资源更有效的整合与利用。

而后，与会者对该报告展开讨论。新井崇之博士就明初匠户的徭役制度与明后期“留存匠”的出现问题与胡宸博士展开讨论，胡宸重释了明代“配户当差”制度的基本运作模式和成化七年的匠户制度改革，认为工匠与匠户二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且匠户之外应当有大量的雇役匠存在。 故宫博物院赵聪月研究员关注到明清两朝的“贡瓷”概念，并就如何理解报告所指明代“贡瓷”以及制瓷经费的来源问题与报告者展开讨论。陆明华研究员建议，贡瓷与贡纳制度在概念上有区别，应予以关注。

新井崇之（日本町田市立博物馆）报告题为“从明初御用品制造制度看官窑的瓷器生产”。他指出，明初景德镇官窑“御器厂”的设立，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然而，若想研究御器厂的实际情况，仅靠有直接记录的文献史料难以详细阐明，因其内容均十分片面。因此要考虑通过瓷器之外御用品生产体制的探讨来广泛了解明代宫廷的御用品制造制度，以此尝试对御器厂的管理运营体制进行全面的阐释。他从明代御用瓷器的订制机构与明代御器厂的徭役制度分别入手，对于前者，他提出工部和光禄寺的瓷器生产，是从洪武开始贯穿整个明代的基本制度，并梳理出明代御用瓷器生产过程的两大体系；对于后者，他认为明朝政府继承了元朝局院的御用瓷器生产管理体制，而景德镇的御器厂也是由中官监督的一种局院，明代的徭役制度经常发生替换服役地的情况，史料中处处可见“存留”的存在。

其后，胡宸博士就明代景德镇官窑烧造的主管官员问题、嘉靖万历两种版本《江西省大志》的修订问题以及万历版《江西省大志》所述“准做正班”问题提出讨论。刘朝晖教授总结道，两位的报告主题有许多接近之处，组织本场主题报告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历史学的研究者如何从史料文献的角度和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官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器物研究。他指出，明初官窑瓷器的生产面貌目前有新的讨论，从两位的报告来看，永乐以前主要由官窑户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永乐以后可能由于内府的介入，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御器厂才正式确立。而后，刘朝晖就御器厂内御用瓷器烧造主持者的问题发起讨论。新井崇之表示，明初部分由于文献记载少因而推论多，御器厂开始运作时可能由内府负责管理，而宣德之后则工部也开始负责。

陈洁（上海博物馆）发表报告“‘洪武’官窑瓷器再思考”。梳理了学界对洪武官窑面貌与产量认识的形成过程，并指出该“定论”形成的证据链不严谨、不可靠。首先从纪年瓷及国内所谓“洪武官器”出土地点入手，指出这批器物上溯至洪武的证据不足，纪年证据及国内南京、北京出土情况的反常皆指向其年代偏晚，结合元末明初景德镇窑业的“断层”现象，其生产及使用年代最早只能上溯至洪武末永乐初。而后将视角转向海外，通过系统梳理域外出土的“洪武”瓷器，逐一与明初对外交往史实比对，揭示出更为核心的证据。陈洁提出，所谓“洪武官器”的出土地点与洪武朝对外交往情况矛盾、背离，却同永乐朝外交、赍赐情况吻合，结合洪武、永乐外交动因及官窑生产，可以判断相当一批传统所谓“洪武”青花及釉里红官器的生产及使用年代在永乐初才更为合理。最后，在挑战传统“洪武”官窑“标准器”的基础上，她从传世品中辨识出一批青花及白瓷产品，尝试初步揭示真正的“洪武官窑”瓷器面貌。

在讨论环节，新井崇之博士关注到文献所载洪武二十六年御用瓷器由饶州和处州分别订制烧造问题，就两处窑场所产相同纹样瓷器的年代判断提出疑问。陈洁研究员回应道，明初官窑的面貌十分复杂，其于景德镇和龙泉都有生产地，而龙泉瓷器在洪武早期的对外赏赐器物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能供给宫廷使用。若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在永乐初，则龙泉同纹饰器物的烧造时间也应当下移到永乐初，洪武至永宣，应当都有这样的下移过程。新井崇之另外提出，日本出土的洪武瓷器是否与洪武永乐两朝海禁政策的严疏程度有关，其有无可能在永乐之后到达日本？陈洁研究员亦做出回复，她谈到，作为官器的洪武瓷器并非民间可轻易获得的，其只能通过官方的外交途径获得；另外，洪武永乐时期都有海禁政策且都较严格。几件器物的出土环境也值得注意，其中两件瓷器出土于十五世纪中期的火灾遗迹之下，显示出其并非后期输入的产品；至于日本江户遗址出土的永宣时期产品，地层显示其为十七世纪以后输入，很可能是从东南亚地区或其他地方再次输入日本。

研讨会的最后环节，与会学者在韩国高丽大学方炳善教授和深圳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志录研究员的主持下进行圆桌讨论。

首先，韩国高丽大学金允贞教授作题为“从单一到多元：21世纪韩国陶瓷史研究回顾”的报告。报告探讨了21世纪初以来韩国陶瓷史研究的新动向，重点分析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势及其背后原因。她指出，21世纪的韩国陶瓷史研究拓展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其研究主题、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方面均展现出创新性、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以韩国陶瓷交流史为主题的研究显著增多，其范围覆盖中国、日本、越南以及东西方陶瓷交流。同时，近代陶瓷史的研究数量大幅提升，为该领域带来了新趋势。研究领域也日益丰富，包括中日陶瓷的引进，韩中、韩日的陶瓷交流史，以及对器物的铭文、种类、纹饰、术语、认识、评价等方面的深入探究。在研究方法上，从依赖形式和风格分类的宏观历史编年法，转向采用比较史、文化史、图像分析等多元和全面的方法论。关于21世纪韩国陶瓷史研究的未来任务和发展前景，金允贞教授指出，首先，韩国陶瓷史研究虽已取得进步，但未来仍需与其他学科进一步融合以拓展自身。其次，陶瓷史研究应扩大比较范围，探索陶瓷在同期艺术中的形式意义和社会地位。接着，强调了深入研究韩国陶瓷在东亚陶瓷文化中地位和意义的必要性。最后，指出21世纪的陶瓷史研究不应局限于韩国陶瓷，而应扩展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后续学者奠定更广泛的研究基础。

对此，高丽大学方炳善教授表示，金允贞教授的发言不只代表了韩国陶瓷史的研究，也代表了中日陶瓷史研究均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刘朝晖教授指出，韩国陶瓷史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韩国陶瓷史的研究面向与视野的扩展，都对中国的陶瓷史研究有借鉴意义，如韩国陶瓷史向社会史层面扩展，启发我们将陶瓷史研究放置于历史学等大的学科领域中，向外扩展学术意义，并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教授从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展开讨论。他指出，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尚未开辟出单独的学科，但研究历史悠久，研究面向广泛，综合人类学、文献学、艺术史、技术史等学科，涉及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等地域，馆藏资源亦十分丰富。他认为陶瓷研究对于了解人类历史十分重要，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复旦大学秦小丽教授从陶器研究角度对陶瓷研究方法提出思考。她认为，陶器与瓷器在本质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比较而言，陶器的研究更依赖于考古学基础，其研究方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依靠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建立时空概念，这是传统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长久以来也有了许多学科积累，但不能仅止步于该阶段。第二，从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陶器制作技术和陶器使用功能，首先可以从操作链入手，探究陶器的原材料获取、制备过程、烧制过程到最终成型，这一步要对器物本身进行细节观察，另外也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另外可以着手于器物生命史，当器物进入流通的环节，需要讨论其社会功能，此时，背景环境（context）十分重要，需要将其置于聚落与遗址的大背景下讨论其出现、被废弃、被发掘的全过程。第三，立足于社会网络，将器物研究与社会史结合。一个聚落的资源、生计与环境气候密切相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陶瓷器的研究置于社会网络中，才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器物与人相连接。

最后，深圳博物馆郭学雷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提出：第一，把握宏观视野。宏观视野能为研究提供多维度的观察面向，为研究打开更宽阔的思路，宏观视野是第一要务；第二，切入核心视角。研究的层级脉络颇多，但最核心的方法论必须把握。他指出，复旦大学的陶瓷史研究传统一向十分注重对方法论的探讨，此前就组织多次会议展开对陶瓷史研究的讨论，著名古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曾参与其中，还包括多位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者，也期待今后东亚陶瓷史研究者展开更多、更充分的交流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