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败亡始末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六日（1865年5月23日），杭州将军国瑞正在山东济宁整备军需，富克精阿等人忽然从曹州逃奔前来通报军情，告知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已于二十四日（5月21日）夜间被捻军击杀。次日国瑞就将此事奏报清廷。（《国瑞奏档》，《近代史资料》总41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56页）至二十九日，清廷始知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马队溃败。三十日，清廷又接到山东巡抚阎敬铭的奏报。两天之内，清廷分别谕令国瑞、阎敬铭迅速查明僧格林沁败亡的具体情形。随着调查的展开，清军败绩的实情也逐渐浮现。

僧格林沁（1861年《伦敦新闻画报》插图）

《国瑞奏档》收录奏报僧格林沁败亡的两件奏折，分别是四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所上。（第53-59页）至五月初四日（5月28日），国瑞又收到本月初一日从京城发出的寄谕。清廷认为四月二十九日“此奏仍未甚详细，仍着国瑞续查具奏”，令其再查僧格林沁败亡的详情。为此，国瑞审讯松阿哩、托伦布等人，随后于五月初七日以密折奏报，对僧格林沁败亡情形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历史档案》2021年第2期公布的图片）《国瑞奏档》还有闰五月初四日（6月26日）所上的一件奏折，（第89-92页）虽然描绘出僧格林沁败亡的大致经过，但是仍有许多隐讳不实之处，更有故意捏造的虚假场景。

至十月三十日（12月17日），阎敬铭此前已看过清廷发给的国瑞密折摘抄本，这时所上奏折又附录僧格林沁所属部将成保、郭宝昌，贴身护卫及家丁额卜图、诺尔布、松阿哩等人的供词，由此更多的细节得以呈现。（《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6-64、180-205页）供词是亲历者事后的追忆，难免有所失真，且有谎报求得免受追责的嫌疑，又经吏书誊抄、审讯官员查核，因此必然存在些许虚假的成分。但是考虑到几人当时随从僧格林沁作战，又是夜间突围的见证者，作为家丁的松阿哩更是清军最后见到僧格林沁的人，故而这些供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本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加以考辨，通过查考国瑞密折与阎敬铭档案中留存的供词，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大致可以拼凑、还原僧格林沁败亡的详细经过。

同治四年二月上旬，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的捻军在河南确山县等地与清军交战失利，随后捻军依托骑兵快速行进，相继转战山东、苏北等地，致使尾随其后的僧格林沁所部兵乏马疲。捻军战马颇多，日夜可行百余里。清军虽然穷追不舍，但是只要稍一憩息就会被捻军远远甩开，待清军疲乏不堪之时，捻军则乘机进攻，此时清军往往落败。鉴于僧格林沁带领马队及步勇紧追，捻军充分发挥骑兵优势，采取兜圈子、拖着走的战术，尽量避免与大股清军交战，待到时机有利再出击。

此后约两个月，捻军接连在鲁西南、苏鲁交界等地往来各兜了一圈，且走且战。至四月十六日稍后，捻军在运河以西、黄河南岸的郓城西南部屯聚，随即沿黄河向西南行军，进抵曹州府城（附郭县城菏泽）西部一带。此时僧格林沁也率领马、步各队紧蹑捻军之后，十七日就已到达郓城，二十一日又赶到曹州府。

僧格林沁率军到曹州府以后就四处探听捻军动向，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续两天在曹州府西南、西北方向搜寻捻军踪迹，这时所部陈国瑞则分兵在南路抄截捻军。由于前方探报不实，僧格林沁先率军向南赶到定陶县附近，然而捻军此刻却在曹州府西北部驻扎，结果僧军只能是徒劳人马。

后据马勇桂锡桢（桂三）、魏允佩等人探得捻军正在府城西北方向，于是僧格林沁又率部折返一百四十余里，抵达曹州府西南十余里的解元集，此时已接近二十四日中午。僧格林沁催促喘息未定的马、步各队即刻开拔，至府城西北二十余里探知捻军在高庄集（又称高楼寨等）一带，随后僧格林沁传令全军向西北方进发。就在僧格林沁连日疲于追踪之际，捻军已在曹州府城西北屯扎约三日，这时正准备集结向南进军。僧格林沁所部将领纷纷建议让过捻军先锋，随后从两侧兜着，由北向南尾随攻击，可是僧格林沁则坚持由南向北与捻军正面对冲，各部往返联络已经拖延许久，待到进军时仍然或远或近，不能联成一气，而此时捻军早已齐队迎战并设下伏兵。

僧格林沁将所属马、步各队分成三路：西路由陈国瑞、何建鳌统带步队，诺林丕勒、托伦布、达尔济等各领红、白旗马队为左翼；中路由僧格林沁亲自坐镇，督率常兴阿、温德勒克西、高福、富森保等所领马队；东路由郭宝昌统领步队，成保、乌尔图那逊、春寿等各领黄旗马队为右翼。午时，僧格林沁督率三路军队先后进抵沙堌堆对阵捻军。

僧军西路率先与捻军交战，东路听闻炮声也分兵前去支援，双方激战约有四五回合。此时僧格林沁督率中路正在观望，另一支捻军随即抓住战机直接猛攻中路，常兴阿等交战未几就首先败退，结果导致全军动摇。东、西两路眼见中路退走，遂一齐冲击应援，这支捻军再由中路转向猛打西路，直到陈国瑞等败逃至府城西南的江米集民圩。至此，僧军在战场上只剩中路、东路两支军队，之前中路败走以后，僧格林沁率马队等逃入东路，将两军合为一队，并慌忙催促向捻军发起进攻。捻军佯装退败，引诱僧格林沁残部追击四五里，这时一支早已埋伏在附近河套堤岸的捻军骑兵突然出击，从东北向西南抄后追杀，前后夹击对僧格林沁所部形成包围态势。

午后，捻军经过轮番激战已经大致将僧格林沁围住，并集合各部骑兵、步兵逐步缩小包围圈，而僧格林沁则匆忙率残部逃往附近一个荒芜的小村庄，见捻军蜂拥而来、愈聚愈多，僧格林沁令所部伐树、堆石构筑营寨，企图负隅顽抗。为防止僧格林沁率部逃脱，捻军利用步兵持续在四周筑垒并挑挖长濠，又布置骑兵在长濠外列队准备进攻，而且还在长濠外围的村庄设立伏兵，预备追杀可能逃走的僧军。

从午后至夜间，捻军在挖濠筑垒围困僧军的同时，又持续开放枪炮攻击僧军营盘。此时僧军盘踞的小村庄内既无粮草也无水源，而且外面又被捻军层层围裹，更致命的是没有援军能够解围。僧军败退小庄刚开始被围后，作为主帅的僧格林沁并没有应对策略，反而饮酒后睡熟，部下请叫，惟答“不怕”。日落时分，僧军部将见捻军长濠已成三面，跪求僧格林沁立即突围却遭到拒绝。翼长全顺听闻步勇人心惶惶将要内讧，又跪着哭求即刻突围。然而，这时僧格林沁对此仍不相信，并且茫然无措，因见各部将纷纷请求出围，方才询问众将领应守应走。在部将的一致要求之下，僧格林沁决定夜间突围。此时捻军已经四面愈围愈近，僧军则是军心涣散，只顾各自逃命。

僧格林沁传令将郭宝昌的步队一分为二，前队在前开路，后队跟随断后，全顺、成保等率领马队居中护送僧格林沁本人突围。深夜三更，僧格林沁饮酒一碗后方才上马。一时之间，僧军由正北推墙涌出、人喊马嘶，捻军听闻遂四面冲杀而至，结果僧军全线崩溃、四散逃命。埋伏在长濠外围的捻军也奋力追杀，僧军的马、步各队完全被冲散。面对捻军的追击，僧格林沁率领马队且逃且战，而后又绕路由北准备跨越长濠。至濠边时仅有数十人马，僧格林沁越濠时落马，等到被随从扶起，坐骑已经跑失，又换家丁之马骑行十余里，这时仅剩十几人马。前途经过一片柳林，埋伏在此的捻军遂两面喊杀而来，结果随从四散逃命。

僧格林沁只身逃至府城西北约十五里的吴家店附近落马摔伤，家丁松阿哩骑马从后赶来，眼见路旁坐着一人身穿白皮坎肩，下马查看果然是僧格林沁在此半坐半躺。松阿哩准备将其扶上马，僧格林沁却言“腿不好受，不能骑坐”，实际是左腿摔伤。接着三位捻军士兵追来，见松阿哩身旁有马又持鸟枪，为防止其逃走便言“将马给我，便不杀你”，于是三位捻军先行追马去了。随后松阿哩扶起僧格林沁躲入附近的麦地里，僧格林沁踮起左脚言“我的腿呀”！疼痛难忍，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这时又来了约六位捻军士兵，僧格林沁命令松阿哩离开躺倒，结果松阿哩慌忙逃命。此时约在四更，即二十五日凌晨。捻军士兵随即将僧格林沁击杀，右肩用矛扎伤一处，咽喉左右用刀、矛扎伤七处。其中击毙僧格林沁的捻军士兵可能有一位名叫张凌云（张皮绠）的少年。此次高庄集战役取得大捷，捻军共消灭僧格林沁马队大约一千八百余人、步队约五千余人，俘获战马约二千一百余匹。从国瑞后来汇报搜集溃逃的马队及步勇等情况来看，清军的伤亡要少于此，捻军的战果相应也要缩小一些。

至二十五日午时，僧军翼长成保、护卫额卜图等在府城西北约十五里的麦地里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诺林丕勒等人责令步勇用软床抬行，见捻军骑兵追来匆忙放在马上驮行，距曹州府仅有数里又被捻军骑兵冲散，诺林丕勒等人慌忙将尸体掩藏在麦地里，随即仓皇逃窜至巨野县境，而富克精阿等人则直接逃往济宁向国瑞报信。后来是成保等人将僧格林沁的尸体抬至曹州府城，由此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马队败亡的消息四散开来。

二十六日上午，国瑞得知僧格林沁败亡的确切消息，翌日奏报清廷。而身在济宁的布政使丁宝桢大约也是这时得到消息。二十七日夜间，阎敬铭从丁宝桢和巨野县官的飞禀中得知此事，次日奏报清廷。二十九日、三十日，清廷先后收到国瑞、阎敬铭的奏折，随即就将救援不力的成保、郭宝昌等人革职，并交由阎敬铭严加审讯。后来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讷谟祜要求将护卫及家丁额卜图、诺尔布、松阿哩就地正法，此事也由阎敬铭负责拟罪。这样阎敬铭档案中就留下了五份供词，可供稽考僧格林沁败亡的情形。

对于僧格林沁败亡的原因，五月初七日，国瑞密折称，首先是僧格林沁“寡思躁急，强刚自用”导致“三军莫不离心”；其次是马队行军过速，供给难以及时跟进，“三军早餐未得，即欲拔队催行，晚食未就，又值掌号起行”；再次是过于独断专横，“凡有乞缓者，辄以恶言相加。凡有云兵乏马疲者，盖以怕死责辱”。而且“无论何人婉言陈情，立被逐出”；最后是临阵对战的屡次失误，以及被围后未能及时组织突围等等。其实，自从僧格林沁率军进入山东，清廷就屡次谕令休整数日、稳慎进攻，但僧格林沁不以为然，一昧尾追却始终被捻军甩开，再加上粮草供应迟缓，马、步各队早已疲惫不堪，而且行进速度参差不齐导致首尾难以相顾。僧格林沁于此也缺乏应对的谋略，交战时更是多次失误。捻军骑兵则采用兜圈子、拖着走的战术，见到时机可乘便谋划妥善的作战方案，在高庄集对阵时分别击破僧军，同时利用多河套堤坝的地形优势，引诱僧军进入伏击圈，随后又挖濠筑垒围困，最终将清廷最为倚重的蒙古马队歼灭。

至于国瑞采用密折奏报，其用意乃是维护僧格林沁的“形象”。其称，“奴才若将此情据实明发奏章，似于该亲王平日用兵、临时死事，将来不免有不得兵心之讥，调度失宜之误”。由此也造成晚清官修史书及野史等记载的高庄集之战多与事实不符，更有一些为了隐讳败亡实情而故意捏造的记述。如今通过查考国瑞密折及阎敬铭档案收录的供单等史料，既能从清军视角补充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马队在高庄集覆灭的诸多细节，也能反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领袖的机智勇敢与用兵谋略，这样大致可以切近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