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团体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发挥作用

日本的经济团体，是根据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及一般财团法人相关法律》要求，成立的一般社团组织。日本经济团体又可以分为综合性经济团体与专业性经济团体两种，其中综合性经济团体成员由全国或地区的工商业者自愿组成，专业性经济团体则为工商业界的行业协会组织，成员全部来自本行业。需要明确的是，日本经济团体是行业协会中工商业界的代表，它们为实现其特定利益，对政府与政党施加压力，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其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的方式与其他类别的行业协会组织不尽相同。

具体来看，综合性经济团体，即财界团体，如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商工会议所（日商）和经济同友会（同友会），是对日本公共决策影响最大的组织。它们代表整个工商业界的利益，通过强大的组织和整合能力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财界团体与自民党和中央省厅官僚机构长期交往、互动和合作，形成了影响公共决策的“大三角同盟”。

专业性经济团体，也称为业界团体，相对于财界团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较小。这些团体包括日本钢铁联盟、日本半导体协会、日本纺织协会、日本造船工业会等同行业组织。它们在相关经济和产业政策上有较强的发言权。业界团体主要通过与自民党政调会的相关部会、国会中的常任委员会以及相关政府省厅保持联系，施加影响力。在财界、自民党和中央省厅官僚的“大三角同盟”影响下，业界团体、省厅相关局、自民党所属部会以及议员之间形成了被称为“小型三角同盟”的关系。

一、公共决策的影响方式

财界团体作为对日本各类决策影响最大的组织，其影响方式也是多样且广泛的。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定期接触上层政治人物并保持沟通渠道。日本财界团体、自民党以及中央省厅的高层之间的紧密私人联系，是财界影响日本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财界团体与自民党内的高层每月定期举行会议，并围绕每个政党领袖组建俱乐部，作为财界与自民党的主要互动渠道。例如，1972年成立的“维新会”由前首相田中角荣领导，邀请了财界重要人物如植村甲午郎、永野重雄和木川田一隆参加。这种互动不仅让财界团体向决策者提出政策需求，也为双方就特定政策问题进行意见交换和协商提供便利，以维护财界的利益。

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提升决策地位。日本财界团体经常使用政治献金作为施展影响力的手段。议员需要强大的政治资金支持才能竞选成功。财界凭借雄厚的财力，向政治人物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助其实现政治目标。领导财界的政治人物通常也是国会议员，他们为财界与中央权力机构之间的政治联系提供了桥梁。当这些议员当选后，作为新官僚群体，他们会致力于制定符合财界利益的政策。财界团体通过提升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加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企业以其他方式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机会。

向政府提交政策报告书以影响政策规划。日本各财界团体都设有政策委员会，聚集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内容涵盖广泛。以经团联为例，作为日本财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之一，其政策委员会划分为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创新政策、环境与能源政策、对外政策等六大类。在21世纪初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期间，经团联发布了三份政策报告书，详细阐述了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预期目标以及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优势。最终，两国于2001年签署了FTA协定，实现了国际进出口贸易额的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

通过审议会对决策发表意见。审议会是日本总理大臣或省、厅首长的重要政策咨询机构，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包括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舆论界、工会、消费者团体、民间研究机关和退休官员等。审议会的会长通常由财界代表担任。总理大臣向审议会咨询制定新的中长期计划后，各部门根据审议会的要求提供资料和修改方案，形成咨询报告后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并最终决定。在这个过程中，财界代表通过审议会表达团体的意见和利益主张，并写入咨询报告中。财界代表长期担任审议会委员和会长，确保其对审议会的长期稳定影响，并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

联合新闻媒体影响决策。二战后，日本的新闻媒体行业快速发展。报纸的传播率高，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日本财界团体善于利用新闻媒体以及召开宣传会议和研讨会等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例如，在2009年关于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政策讨论中，日本政府对于农业开放的要求持犹豫态度。然而，从2010年11月开始，财界团体开始通过大量发布支持日本加入TPP的新闻报道来影响国内媒体。这些报道对决策者施加了巨大压力，最终推动了日本决定加入TPP。

相比而言，业界团体主要影响的是日本国内的经济以及产业相关政策，其参与的渠道相比财界团体较少，影响对象也不是国会与自民党高层，一般偏重于自民党内部协调会以及相关省厅的部门，其主要参与方式如下：

参加审议会的咨询决策。业界团体同样也会作为审议会的成员参与咨询决策，但更多的政策建议偏重于与行业相关的内容以及国内社会问题。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石油危机影响下，日本大企业采取了经营多元化战略，导致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纠纷加剧。业界团体和中小企业集团通过审议会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在197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事业机会确保法》以保护中小企业的经营权益，缓解了纠纷。

公开行业研究成果便于决策参考。日本业界团体通常会根据本行业的技术、环境发展动态、进行详尽的行业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分享给各省厅的官员，以便他们在制定相关行业政策时能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如日本钢铁联盟（JISF）就在2021年发布了关于作为钢铁行业应对全球变暖的《关于碳中和行动计划》研究报告，同时倡导《电力对策自主行动计划》的推动，鼓励社会各界节约用电。

组织参与游说活动施加决策压力。日本业界团体通过游说行动向相关部门施加影响，以快速实现自身利益。相比财界团体，它们通常缺乏政治资源和影响渠道，因此采取直接行动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要求。例如，在2007年的“必和必拓公司收购力拓事件”中，日本钢铁联盟（JIST）和日本造船工业会（SAJ）等业界团体对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和反托拉斯监管机构进行了游说，以推动政府对此事进行抗议并出台相关反制条例，最终影响并阻止了必和必拓公司对力拓的收购。

二、决策参与的作用发挥

促进了日本决策的民主化。首先，经济团体代表了日本国内较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利益，通过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表达不同企业之间的需求，使决策过程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多元参与性。其次，经济团体也通过举办公开政策研讨会或论坛，让公众有机会直接向决策者表达意见。最后，在参与决策过程中，它们也推动了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升了决策的透明度。

扩大了日本决策机构的信息输入。伴随着当前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发展，政治决策也逐渐复杂化。掌握各类专业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团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希望通过向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提供信息资料的方式影响决策，这也是日本政府扩大决策机构信息输入的重要过程。

维护并发展了日本的政商关系。经济团体通过向政党捐献政治献金，影响政党选举模式，推动了公共决策的倾斜，同时提升企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推动政府完善企业相关法律与营商制度，创造了企业与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环境。

推动了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团体通过参与公共决策，协调国内企业资源，推动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稳定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更是创造了战后至今日本GDP平均年增长率在战后达到了3.43%的增速。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开展国际交流与分享，进一步扩大海外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推动“高精尖”产业在国际保持领先，塑造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方向。

三、决策参与的启示借鉴

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商会团体作为代表企业和商业利益的组织，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团体的会员规模和多样性的增加，促进利益协调与合作的机制，实现不同团体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增强其在公共决策中商会团体的代表性。通过建立透明、公正的法律体系制度为商会团体在公共决策参与中更好的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利益协调与合作的机制，实现不同团体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以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

持续推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政府与企业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双方获取准确信息、了解对方态度，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并集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通过建立合法有序的沟通渠道，可以防止企业违背政策目标的破坏性行为。然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保持适度距离，以防止权力寻租和滥用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强化商会团体的组织协调力量。商会团体作为代表不同行业利益的组织，需要强化组织协调力量提高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以推动商会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进一步聚焦商会内部组织建设，强化与政府、其他商会、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共同推动整体的利益诉求，协同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提升商会组织内部专业化能力。专业化能力对于商会在代表行业利益和提供高质量服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商会组织可以成立相关行业专业委员会或聘请专家团队，通过提供专业意见、撰写研究报告、组织专题讲座等方式，为会员企业以及行业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支持和服务，为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

（作者袁方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郭申佑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