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我选择站在人的一侧

1980年，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因作品“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无疑，米沃什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米沃什活到九十三岁，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欧洲大陆的剧烈动荡，他的诗歌创作深刻剖析了当代世界的精神危机，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与波兰古老的文学传统进行对话，被称为“欧洲的良心”。

在中国，他拥有广泛的读者，是很多中国诗人的精神导师。日前，从波兰文翻译的全新译本《米沃什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了分享会，王寅、韩博、胡桑三位诗人通过个人的波兰之旅和阅读经验，为读者分析了米沃什诗歌独有的魅力所在。

在波兰，人们花钱听诗歌朗诵会

因为米沃什、辛波斯卡、扎加耶夫斯基等人，波兰成为王寅、韩博、胡桑三位诗人心中的一块诗歌圣地。

在正式开始“朝圣”前，王寅去波兰领事馆领签证，“一说是文化交流，读诗歌，连签证费都免了。”这让王寅感慨不已，“我去过那么多国家，还没哪一个签证官说，你是来文化交流，读诗歌，我就给你把签证费免了的。”

到了波兰，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王寅要参加一场国际诗歌朗诵会。虽然说是西里西亚省的省会，但在朋友的口中，卡托维兹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工业城市。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王寅更是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对诗歌和文化的充分尊重。

“等到我们晚上去读诗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大家冒着大雪，在雪中步行，去一个中世纪时建造的剧院。那个剧院有600多个座位，全部都坐满了，而且是卖票的，一张票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多元。”

这让王寅想到，一个画家朋友在1980年代去莫斯科，回来非常兴奋得告诉他，在当地著名的文化街，看到很多人在雪中排队，不是在买面包，而是在买诗集。“那个时候还是苏联时期，物质非常短缺。我这朋友当时感动得不行，他说‘诗人应该去俄罗斯’。其实我在波兰也有这样的感觉，一个诗人、一个创作者，在那里是会得到充分尊重的。”

“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免费的诗歌朗读都不会有太多人听，在波兰居然是买票冒着大雪去听，而且非常安静，就是一个接一个地读诗。”对比诗歌和诗人在中国的境遇，王寅唏嘘不已。

密茨凯维奇、米沃什、辛波斯卡、扎加耶夫斯基、赫伯特……在王寅看来，波兰的现当代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绝对是排在前列的，“它的诗人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与其国家领土、人口完全不成比例。”

为什么波兰会出现如此多的好诗人？王寅认为，一是因为波兰民众对诗歌的狂热喜爱。二是和波兰的教育制度有关。

王寅曾听波兰人说，在波兰的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有1/3是诗歌，中学增加到一半。“就是这样，为了这个事情，他们还在媒体和议会上争论，因为有人觉得（诗）太少了，最好全部都是诗歌。”这让王寅觉得有点像中国的唐朝，“在这样一个以诗作为教育的国度里，不出诗人也很是很难的。他们对文学的尊重和向往超过了西欧很多国家，也超过了美国。”

文明的力量大于民族主义

这种对诗歌和文化的尊重，胡桑在米沃什晚年定居的克拉科夫也感受到了。克拉科夫除了容纳了米沃什的晚年生活，也容纳了辛波斯卡、扎加耶夫斯基的大半辈子。去那里寻找这些诗人生活的痕迹，成为胡桑“文青之旅”最重要的内容。

在克拉科夫，胡桑在斯卡尔卡教堂（Skałka）看到了米沃什的石棺。在波兰，斯卡尔卡教堂有着崇高的地位，只有最重要的艺术家、政治家和文化人士死后才能进入其中，类似于法国的先贤祠。在灵柩停放处，一共就是十几个石棺，米沃什就在其中。

但在米沃什安葬的时候，是有“抵抗运动”的，有很多人认为他没有资格进去，不仅因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更是因为他个人经历和诗歌里的西方元素，“所以很多波兰人认为他‘不波兰’，不能代表波兰民族文化。但是最后他还是安葬在那里，政府是觉得他可以代表波兰的良心，不仅是欧洲良心，同时也是波兰的良心。”胡桑说道。

米沃什实际上出生于立陶宛，这里在德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几经易手。因为说波兰语，他视波兰为祖国。在米沃什的前半生，他亲眼目睹了各种势力和主义对波兰的摧残，见证了整个20世纪欧洲的灾难。1951年，在波兰驻法国文化参赞任上，他流亡法国十年，后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和文学。

韩博在波兰就见到了这种灾难的遗迹——在废墟上重建的弗罗茨瓦夫。但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座城市“居然完全按照敌人（德国）原来的城市原貌复原”。韩博觉得，这正好说明了“在欧洲，有时候文明的力量比民族主义更加强大”。而对文明内核的考索，正是米沃什诗歌和文学的力量所在。

移居美国后，米沃什在将近二十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仅以散文集《被禁锢的头脑》为人所知。直到在与美国诗人同时也是他的邻居罗伯特·哈斯以及诗人品斯基共同合作下，他的诗歌被翻译成英文，才逐渐进入英语世界，并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他已经70岁了。

在胡桑看来，米沃什的诗歌表面上看上去很亲和、平易，语言好像不是很难，但是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微妙的东西。诗人周伟驰在翻译米沃什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第二空间》时也说，“他的诗多是直抒胸臆，行云流水，对内容的关注胜过了对语言的在乎，因此在技法上或许不如希姆博尔斯卡、赫贝特，但是在历史的沧桑感上，在文明视野的宽广上，在胸怀的博大上，却可说是更胜一筹。”

胡桑也翻译过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翻译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他（诗歌）里面表达的世界很复杂。”就像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米沃什的诗歌表面上是意象但背后是一套知识，“如果不了解这套知识，对米沃什的理解就不到位，而这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浸才可以了解的。”

这套知识在表面上看是东欧经验，但实际上一个是宗教传统，一个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心。

在《旧金山海湾幻象》这本散文集里，米沃什说“我选择站在人的一侧，因为没有比他们更美好的事物”。胡桑认为，米沃什的诗歌是为人而写的，所以会经常用到everyone这个词，其背后就是他试图为每一个普通人写作的态度。

而面对死亡的虚无时，米沃什在晚年走向了宗教，俨然一个宗教诗人，诗风不同于早年的丰富、轻盈、多彩，而是趋于开阔、平和、朴素，就如那首著名的《礼物》那样。这背后是他试图让必须要死的人获得一个安慰，这个安慰就是通过宗教求得。所以在胡桑看来，“选择站在人这一侧”和通过宗教完成对人的最终救赎是理解米沃什诗歌的两个关键。

韩博也认为，米沃什诗歌最核心的，“如果不谈后面浓烈的宗教倾向，至少贯穿其一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他的那些意象背后都是有文化指向、典故，甚至一些是更复杂的文化机制。”他觉得这才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诗歌，而且内容有多个层次，“不像一些中国诗人的诗，尤其是一些口语诗，看着有一些意象，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词和词之间的关联，背后没有文化内涵。”

“后来米沃什转向罗马天主教也是很自然的，一开始他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文化基点上，而且确实也是罗马天主教给了这个历经劫难的民族很大力量。”韩博认为，米沃什晚年回到宗教，是为了回到更大的文化母体中，而这正是他诗歌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除了宗教带来的难点之外，在王寅看来，米沃什诗歌的跨越性和跳跃性也为阅读带来了难度，“早年他更多是描述风景，到了晚年就变成了哲理诗人，很多诗歌是论辩型的，自己和自己论辩，自己和上帝论辩。”王寅说，在这点上，辛波丝卡和米沃什有类似之处，但“辛波丝卡可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社论，米沃什的难度系数就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博士论文”。

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翻译可能带来的缺憾，王寅认为，米沃什的诗歌依然是让人觉得并不亲切但愿意进入的，而这正是米沃什独有的特殊魅力。

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王寅最早接触米沃什是在1981年在《外国文艺》读到他的两首诗，随后《诗刊》也介绍了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其后，绿原、杜国清、张曙光、黄灿然、西川、周伟驰等人都翻译过米沃什作品，但大多是通过英文版转译。

如前所述，米沃什诗集英文版是在米沃什和两位诗人合作下完成翻译的，其中米沃什和哈斯还是邻居，俩人常常在非常亲密的环境下讨论、交流，有些诗歌还是米沃什亲自操刀的。所以胡桑觉得，英文版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但通过转译毕竟隔了一层，这次的《米沃什诗集》完全从波兰文翻译，跨越米沃什70年的创作生涯，共335首诗歌。“这么大篇幅的米沃什，在国内出版确实是第一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说道。

杨德友、林洪亮和赵刚三位译者都曾获得过波兰政府文化勋章，其中林洪亮是中国第一批送到波兰留学的学者，今年已年届八旬，是国内研究波兰语言和文学的专家。而杨德友则精通俄语、法语、英语和波兰语，他也是三位译者中，唯一一位对照了英文版译本的。但遗憾的是，在诗集出版前两个月辞世。相对年轻的赵刚是最后交稿的，他每翻译一部分，都要放几天后再重新打磨。所以四卷《米沃什诗集》前后一共翻译了六七年，而校对出版又用了一年。

“从波兰文版直接翻译过来的《米沃什诗集》，我知道非常多人看这个译本会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陈飞雪希望读者更有耐心些，在不同译本相互对照下接近一个更加“完整的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