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假如江湖在暹罗：泰国的武侠小说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从上世纪港台新派武侠兴起就开始在泰国华人社群中流行，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且都是经过翻译的泰文版本。第一部翻译出来的作品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泰文译名《玉与龙》(Jade and Dragon มังกรหยก)，由 Chamlong Phisanaka 翻译，Ploenchit出版社（Siri Aksorn）初版于1959年。出版后立即在泰华社群中引起不小的关注，热度迅速攀升，再版购买需要预订。并且，在为了满足读者快速刊印的简装版后，出版社又精心设计了精装版本以供收藏。后来其他小说也陆续被翻译成泰文出版，每每新书一出， 读者立即排长队购买，从摊位走出来就站在旁边迫不及待阅读起来。在邦兰埔（Bang Lamphu）的书店区或德克萨斯电影院（当时曼谷唐人街地区一个标志性电影院）的巷子里，到处都是捧着书的男性读者。每到晚上，书店里就挤满了渴望探索武侠世界的华人。有些人没能第一时间买到，只好去租书，拿到后根本等不到回家就找个地方随意一坐投入进去，废寝忘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甚至“忘了呼吸”。

根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邦兰埔名为Hansa和Chum Chum San的两间大书店统计，每天至少有100本武侠小说租出，而其他全部类型书籍包括其他小说在内，每天的租书量不超过30本，其中百分之八十租看武侠小说的读者是男性。武侠小说的印刷记录最高达则到了每日4000册，其中约60%销往了曼谷以外的府。根据初步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至少有343部武侠小说在泰国翻译并出版发行。在1959-1977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达到了17部。1973年是武侠小说出版最多的一年，一共有35部。彼时泰华社群对武侠小说的痴迷程度可从当年读者的回忆中窥其一斑。一位读者回忆说，因为武侠小说太受欢迎了，连寺庙方丈的小房间里都摆满了不同作者的小说。另一位还记得第一次听说武侠小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的高中同学最先发现了《射雕英雄传》，慢慢在班级甚至学校流行起来，大家竞相传阅。逐渐地，每天下午放学后三五好友不再相约一起跑步，而是围在一起听已经熟读《射雕》的同学们讲述演绎书中精彩情节，尤其是武林大战的部分。有人绘声绘色讲，有人忙着补充，有时也争论起哪个人物或哪一方更正义，为各自喜欢的角色积极声辩，形成了学校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泰国版《神雕侠侣》的封面，译名《玉与龙》第二部

当时的广播电台也在播放武侠小说，吸引了大量忠实听众。家里无论老少都成为忠实拥趸。每当夜幕降临，全家围坐在收音机的音箱前哪儿也不去，等待武侠小说节目播出，可谓万人空巷。文学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和其受众相互塑造。阅读偏好可以折射出读者的世界观、思想动向和内心期望。同时，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读者思维和行为。后期由于翻译不够迅速无法满足泰华读者的需求，一些翻译者和本土作家走上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的道路。因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华社群陶醉于武侠小说的现象展现出的不仅仅是对某一文学流派的热爱，更是反映出泰华社会当时的文化氛围、认同变迁和政治困境等。

武侠小说中的锦绣江山——华人性在泰华社会的传播媒介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不是文艺，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正如蚯蚓，虽然也会动，却很少人将它当做动物。——古龙

武侠小说的价值不时遭到质疑，常有武侠小说不能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声音。然若果真如是，为何武侠小说会在有华人踪迹的地方广泛传播呢？或许武侠小说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甚至不仅存在于他们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就像那些微不足道的蚯蚓，于无声处默默滋养着土地，让巍然屹立的大树将根深入其中汲取养分。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武侠小说成为华人性的载体，它促进了属于海外华人自身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壮大。除此之外，在汉语不再是主流语言的海外华人社群，武侠小说可以是华人认同过程中与在地文化碰撞的缓冲地带。

泰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武侠小说除了娱乐价值，也同时扮演了向泰华社群传播“华人性”的媒介角色。当时的华人华裔借助这个媒介，把“华人性”与本地社会的一些特色融合起来，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去面对当时深深困扰着他们的认同窘境。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不仅出生在泰国的华裔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即使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对中国的了解也多局限在家乡。武侠小说中的中国恰恰提供给他们一个“华人性”的具象，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内容已经被赋予了新的语境，比如泰文翻译出的小说人物名字都是潮州发音翻译成泰文音节，一些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由于翻译者知识不够全面也时有谬误。但对当时的华人华裔来说，除了通过学习中文或参加社群内部的文化活动去了解“华人性”之外，一些文艺作品比如武侠小说实实在在提供了有关中国文化、地理甚至历史的知识。读到《射雕英雄传》的华山论剑和《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中国的崇山峻岭；《神雕侠侣》中的襄阳之困与《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张无忌的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的冲突，让他们了解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游牧民族主导的中原政权，更体会到“国破”对个人是如何沉重的话题；梁羽生作品中的塞外，西域大漠深处的白驼山，以及带走小龙女的南海神尼，这些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幅员辽阔地貌多变的中国地图。

本文泰国作者在Silapawatthanatham上发表的关于武侠小说的文章，第一次从学者角度集中讨论了武侠小说对泰华社群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金庸和古龙等人实际也是离散人群中的一员，是因为历史原因被“流放”的一群人，他们自己大多未曾有机会游遍祖国山水。后来改革开放后有中国学者来泰国接受采访时聊起武侠小说，指出过港台武侠小说有些脱离实际，书中有些情节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网络兴起后也时有讨论，比如六大派围剿的光明顶远在昆仑，除了离得最近的昆仑派距离一千多公里，剩下的五大派都远在两千多公里以外，靠步行即使是习武人士，也要走一个月以上。然而大约正是这种并不具体却宏大的叙事想象，加上他们在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漂泊之感，以及对祖国河山的向往与怀念以及隐隐的不得志，让海外华人华裔很难不去感同身受。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泰国华人华裔，尤其是第二代华裔找到了自己华人性可以安放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小说帮助华人华裔创造一种对中国更为具体的想象。对于这个汉语程度和中国文化知识皆有限的群体，阅读翻译过的武侠小说是一段将华人身份和自身生活环境融合起来的旅程。特别是在冷战期间，武侠小说就同在当时蓬勃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一样，在这个方面发挥了意想之外的作用。

泰国武侠小说在地化——华人华裔的认同变迁

在海外华人社群，第一代华人移民通常具有较强的中文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对于第二代以及更后续的华裔，他们不仅需要适应海外环境，还要面对来自华人社群和当地社会两方面的拉动因素，因此华人华裔的身份认同常常是一个漫长艰辛且一直在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华人性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华人性也会在动态中被反复重新定义和书写以适应当地社会的情境。囿于语言能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泰华社群红极一时的武侠小说并非以原貌呈现，而是经过翻译的泰文版本。研究翻译的学者常常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翻译的语言是否能够和原文准确相匹配？跨语言翻译究竟能否传递对同一事物百分之百相同的理解和想象？又或者恰恰相反，由于翻译涉及了翻译者个人的解读和在地化过程，因此已经整合出了新的阐释甚至新的观点来看原本的事物呢？

对于泰国武侠小说的翻译，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其中，就不难发现几乎有一个将武侠小说在地化为本土文学的过程。当时泰国知名的资深武侠小说翻译家透露，在翻译过程中，很多时候要根据泰语环境下华人读者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水平来发明新词。因为完全采用直译的话，他们可能根本无法产生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是一个将华人性在地化的过程。除了人物和地名用泰国华人华裔熟悉的潮州口音（泰国华人以潮汕地区移民居多）拼出外，武侠小说的书名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改动。比如金庸《射雕英雄传》的名字是《玉与龙》，不但与原来的书名大相径庭，对于熟悉内容的读者来说，也会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和书的内容情节毫无关系。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玉和龙在那个时候是通用的象征中国的符号，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感。这样的书名让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写和中国有关的故事，又带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完全符合泰国那代不曾踏足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华人华裔“想象中的华人性”。而之所以这种“想象中的华人性”会迅速在泰华社群流传开来，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华人性”会给移民尤其是第二代华裔带来一种无所适从的自卑感。冷战时期泰国和西方国家广为流传“红色威胁”，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在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中出现时都是野蛮落后以及带有浓浓政治色彩的。这让那一代出生在泰国的青年华裔难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困扰，虽然他们的父辈非常期望他们保有强烈的对中国和华人身份的认同，他们自己却已经割裂开。这个时候，武侠小说在非常恰当的时间成了他们缺失的华人性的补充。因为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江湖英雄对“国”的热爱是反复被强调和歌颂的，而且他们义无反顾去保护备受欺凌的弱小民众。但大侠们又都在野而非在朝，他们用一己之力集结整个江湖义士去为这个“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是生命。也就是说，为民做事保家卫国未必要通过政府和权力机构来实现，政治立场不会影响英雄的形象。《射雕英雄传》里襄阳的太守平庸无能，是“侠之大者”的郭靖黄蓉夫妇多年来镇守，延续到了《神雕侠侣》，并从后来的故事中得知他们战至最后一刻与襄阳城共存亡；《倚天屠龙记》张无忌曾经优柔寡断且钟情于有着国仇家恨的异族郡主，但仍旧担任起抗元义师的领导责任，而后来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在这个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甚至负面的角色，大侠张无忌选择的是功成身退浪迹江湖；《书剑恩仇录》干脆赋予了清朝皇帝乾隆汉人血统，他的亲弟弟陈家洛多年来领导着秘密的反清组织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而战。除此之外，即使是不屑于江湖纷争不喜谈正统行为不羁的黄药师、周伯通和杨过等人，他们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正义之师”的形象，然而在国家有危难之际大是大非面前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所以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江湖中的大侠们，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第二代华裔青年充满荆棘的认同之路中，为他们提供了青少年时期最需要的偶像崇拜对象，影响力之大甚至是难以量化的。

本文的泰国作者出版的关于泰国华人华裔情感历史的书，在这本书里对武侠小说有更为具体翔实的讨论。

如果江湖在暹罗——作为政治文学的武侠小说

政治往往被视为庄严和权力的空间，这似乎与武侠小说等娱乐媒介截然相反，毕竟后者时常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边缘文学。但实际上，武侠小说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下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有时，它还被用作挑战权威或批判政治精英角色的工具。就冷战时期的泰国社会而言，武侠小说成了批判泰国政治精英的文学形式之一。

泰国自1932年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起，政府就长期处于军队力量的控制之下，在2001年他信当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民选政府总理可以完整平顺地履行完一个任期，军事政变频发。二战结束后不论是五十年代的披汶·颂堪还是被美国人青睐六十年代的沙立·他那叻，都让泰国在实际上长期处于军事独裁之下，民间多有愤懑，怨声载道。军政府为了不让舆论扩大，施行了严格的出版物控制政策，严禁任何涉及政治的文学文艺作品面世，只允许风花雪月莫谈国事的娱乐故事刊行。有意思的是，武侠小说被划归入了后者，这和翻译者们也许有意或许无意的改动不无关系。比如大家所熟知古龙的《楚留香》，翻译出的泰文名字再翻译回来大意是《楚留香，伟大的盗贼，伟大的爱人》(ชอลิ้วเฮียง จอมโจรจอมใจ)。这样简单直白甚至露骨的翻译很符合当时泰华社会整体的文学及文化水平，因为即使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的中文基础也很薄弱，大多数都停留在口语沟通的水平，复杂的翻译名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落在政府审查人员的眼里，这便是一个落了俗套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符合出版要求的，给了武侠小说充足的发展空间。

《楚留香》的封面，如果不翻开阅读，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错综复杂的言情小说

而与此同时，由于武侠小说从在泰国出现开始就广受欢迎，到六七十年代热度持续走高。每每有新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流出，充满期待的读者干脆等在印刷厂门前，希望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长此以往，翻译者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笔译还需要反复修改，多次增删。因此逐渐发展成译者一边读一边口译，然后把内容录下来，再由出版社直接转换成文字版发行。这个过程由于无法深思熟虑反复琢磨文字，已经不免带上了翻译者的个人解读。有时由于原作者在香港的报刊上是连载，一周甚至更久才更新一次，再加上翻译的过程，读者根本等不及。一些翻译者和本土作家看到这样的景况，加之对港台武侠小说的情节行文风格等已然烂熟于胸，索性开始用泰语直接模仿创作以飨读者。只是这些作者虽都是华人华裔，但大部分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于是把目光转向了本地社会，加上当时泰国的政治氛围，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影射政治的文学作品。

在风花雪月巧妙外壳的掩饰之下，在泰国创作的武侠小说作者把泰国军事独裁的将军和政治家的名字换成江湖人物的名字，并采用武侠小说的叙事风格来模仿泰国政治精英和军事将领的行为决策等，再把这些套用在虚构主人公身上。一部名为《暹罗江湖》的小说起初在泰国一家著名报纸《泰国国旗报》刊登，后因为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从1970年写到了1974年，完结后被汇编成书。这部小说以“暹罗江湖”隐喻泰国政坛，采用武侠小说中江湖恩怨的情节，辅以《三国演义》的一些桥段，讽刺了泰国当时所谓的政治精英，描述他们之间的权力争斗与利益矛盾，机关算尽手段龌龊，唯独不关心的就是民生。

这些本土创作的武侠小说也受到了泰国华人社群的关注，青年一代尤其喜爱。如前文所言，第二代和一些第三代华裔在泰国出生长大，其中不少家境不错来自社会中上阶层，接受的是西式精英教育，对社会热点问题颇为关注。然而因为冷战的大背景，华人华裔的身份颇为敏感，何况军政府当道，即使想在泰国政界有所作为的青年也并不想成为执政者的一份子。然而这些年轻人心中难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金庸早期作品里像郭靖这样有着家国情怀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和政府合作，但又在江湖中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角色成为他们心中的理想型，更何况还有乔峰那样与他们同样有着深深认同困扰的悲剧色彩人物。第二代华裔虽不至像乔峰双重身份所承载的那般国仇家恨，但处在两股强烈对峙的时代力量之下身不由己进退维谷，个中滋味，怕也确只有同为离散人群的武侠小说作者可以写得如此入木三分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中年读者大多已作古，青年读者也步入古稀。这五十年间，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两极化格局瓦解，中国经历了自己的改革到今天走上全球化的道路，泰国在依然循环往复的军事政变中迈着自己的步伐。中泰于1975年正式建交，八十年代起两国交往逐渐正常化，泰国华人华裔在九十年代还掀起了回中国投资的一个小热潮，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正大综艺》就是由泰国正大集团冠名的。近二十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两国民间官方交流日趋紧密，华人华裔身份在泰国社会早已与敏感二字没有了丝毫联系，华人性几乎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还逐渐增添了商业色彩。当时武侠小说的青年读者大多不识得汉字，对中文了解局限在和家庭长辈交流的潮州话。而他们的孙辈中却有不少在系统学习汉语，这些Z世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喜欢的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是也在中国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仙侠小说。无论是泰国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纪伊国屋书店（Books Kinokuniya），还是遍布大小商场的Asia Books，翻译过来的仙侠小说都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常常列满一整板。放学后的时间走进书店，常可以看到穿着校服的青少年们在书架前讨论挑选，也有的或站或坐，捧着封面精致的仙侠小说津津有味就地读了起来。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五十年前他们的祖辈也曾这样废寝忘食地热爱着另一类型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他们那一代华人的精神食粮。时移世易，仙侠小说对于Z世代泰国年轻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