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财富不平等日趋严重。根据经济学家Saez和Zucman的计算，1970年，美国前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占全美总财富的比例不到25%，到2020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约40%。而后面90%的人加起来，也只拥有全美国财富的约30%。收入分配恶化，贫富差距扩大，是美国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根源。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平等，为什么如此严重？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7日，美国纽约，行人穿过第五大道。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r>g”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里，为西方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解释可以用一个极其简洁的不等式概括：r>g。

先解释一下这个不等式的含义：所谓的r指的是资本收益率，而g指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当r>g时，资本家积累财富的速度就会高于工人，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逐渐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

也许是简单的理论更容易征服大众。很快，皮凯蒂的公式就“出了圈”，在大众媒体广为流传，甚至被许多年轻人印上T恤穿在身上。不过，现实世界要比皮凯蒂的简化模型更复杂。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阶层相当复杂，很难截然区分成只依赖资本收入的“资本家”和只依赖劳动收入的“工人”这两类。哪怕我们看美国前0.1%富人的收入，工资收入的比例也超过30%；如果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利润算上，这一比例就超过60%。也就是说，“纯粹”的资本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40%不到。其次，对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参与资本市场并获得资本收益，起码从制度上来讲是不存在障碍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皮凯蒂的理论从根子上就错了？皮凯蒂的理论假设和结论值得商榷，但他的洞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从字面意思来理解r>g，而把它更广义地理解为不同人群在财富收益率上的差异，那么它就是打开美国财富不平等之谜的钥匙。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0日，美国纽约，从哈德逊广场的边缘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景色。

钱能生钱

皮凯蒂的洞察之所以重要，一大原因是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状况要远比劳动收入不平等更严重。衡量不平等的另一个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美国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而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8。这就是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不足以解释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而造成两个基尼系数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富人的钱能“生出”更多的钱。

近年经济学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确实表明富人的财富收益率是更高的。Bach等人（2020年）使用瑞典家庭数据发现，相比于财富处于中位数的家庭，富裕家庭在金融财富上的年收益率要高出4%。Fagereng等人（2020年）使用挪威税务数据也发现，富裕家庭的财富收益率要显著高于其他家庭。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北欧国家的，那么美国的情形又如何呢？

Xavier（2021年）的研究发现，美国家庭的财富收益率也与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呈正相关。从财富分布的第20百分位提升到第99百分位，财富的平均年收益率将从3.6%增至8.3%，增加4.7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的差异是相当惊人的：两个财富水平相当的人，如果收益率相差4.7个百分点，那么15年后他们的财富就会相差一倍。因此，富人的钱确实“生出”了更多的钱。

当地时间2023年5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名骑行者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骑自行车，远处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大厦。

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构成不同

一个新的问题自然出现了：为什么富人的财富收益率更高？这与财富的构成有很大关系。Xavier对美国不同家庭的财富结构做了细致的分解，发现穷人的财富以房地产为主，而富人的财富构成则更偏向“股权”；在前1%的富人里，股权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达到60%。这个股权，既包括对私人企业的所有权，也包括在金融市场购买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美国，股权的平均收益率要显著高于房地产，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穷人和富人在财富收益率上的差异。

于是，我们不免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穷人和富人的财富结构差这么多？首先，私人企业在前1%富人的资产组合里的比重超过40%。对这一事实的一种正面解读，是一部分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兴办企业，将企业家精神加上资本的杠杆，因而发了大财。这种解释是可以得到其他事实的支持的。在美国的亿万富翁里，的确有相当比例是靠自己奋斗而迅速积累财富，而并非依靠“祖荫”吃老本。例如，在2017年美国《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超过50%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这种形式的财富积累，本质上是对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所承担的经营风险）的回报。

另一方面，穷人和富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上的差异，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释。从制度上讲，美国的穷人并没有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美国的金融尤其是股票市场相当发达和便捷，各类中介服务也很丰富，为什么穷人不将自己的其他资产换成平均收益率更高的股票？一个原因是，股市有风险。相比而言，富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因此股票的更高收益率是对风险的一种补偿。上面提到的Bach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瑞典富裕家庭在金融财富上的高回报率，本质上是对他们所承担的更高风险的回报。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人群在金融知识和素养上的差异很大，而金融知识更多、对金融市场更熟悉的人群，能够通过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更好地分摊非系统风险等，在同样的风险暴露水平下获得更高收益率。因此，他们参与股票市场的频率要高得多。实证研究同时发现，金融知识的多少，与受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都显著正相关。在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穷人和低教育人群未能更多地从股票市场获益，就尤为可惜。减少对金融和股票市场的负面宣传，打破大众对金融和股票“不劳而获”的刻板印象，也许是改变的第一步。

向财富/资本的收益征税？

看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关键原因在于财富或资本收益率的差异。从政策上来讲，如果政府对资本的收益征税，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的程度。然而，这不幸是一剂猛药。对资本的收益征税，首先会降低人们进行储蓄和投资的欲望，让经济增长变慢。其次，资本是“长了脚”的，比起劳动更容易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一个国家对资本征税，反而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机会。最后，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在美国富人的资本收益中，有相当比例是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如果对资本收益的税收挫伤了企业家精神，就将伤及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就可能受损。

一向热衷慈善、誓言不将财富留给后代的比尔·盖茨，也认为我们不应误伤“好的”资本：“假设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富人。一个将资本投入他的企业，另一个将她大部分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第三个花了很多钱购买游艇和飞机等。虽然这三个人都增加了财富不平等，但我认为比起第三个人，前面两人为社会创造了更多价值。”据此，他认为更合理的办法是开征累进的消费税。然而，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恐怕无助于降低财富不平等，甚至可能加剧财富不平等。

于是，我们又绕回到那句著名的格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世间难得两全法，一个社会对财富平等的追求，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愿意为此付出多大成本。

（作者奚锡灿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