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马路上的大师身影：苏曼殊逛街买糖，胡适观戏喝茶

编者按：上海的五马路是海派文化的原点，长时间被我们选择性遗忘。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曾驻足于此，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争论主义，苏曼殊来此寻找茶花女喜爱的玻璃纸糖……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文为《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一书摘选章节。

大师们的身影（河南中路—山东中路）

早期作为英租界通向老城厢的重要马路河南中路，在后来租界日夜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一条租界比较特别的马路。洋人们在路边曾经设立过的抛球场，所谓的抛球场，从现在来认识，大概就是类似棒球的运动，有专家专门考察过。总之，这是中国居民从未见过的东西。又因为河南路直通老城厢的北门带来的便捷，当时曾引来北门城内的大量居民驻足观看。这些旧迹，应在广东路的北面今天南京东路的附近，现在早已无从找寻。

对我们来说深夜跨过河南中路，因为车辆稀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凡路毕竟有风险，特别是河南中路还曾经是一条界路，是一个坎；既然是一个坎，对某些人来说就存在跨得过、跨不过的严重问题了。

不幸的是，1914年，商务印书馆创办者夏粹芳，就被人暗杀在河南路商务印书馆的门口，没有能跨过这条坎。这位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出过大力的执笔的文化人，终究抵不过传说陈其美派来的手握铁器的凶杀者，倒在了河南路上，即便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仁济医院近在咫尺，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寻窃有殊功，不使精神随物涡；捐躯付公论，独留肝胆照人寰。”章太炎写的挽联已没有人能记得了。最奇怪的是两家的后人碰在一起后还议过这一段公案，没有结论。

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暗杀，开创了上海一个凶杀的时代，陶成章、宋教仁，包括陈其美，那些个风云人物，都先后倒在了枪口下，令人胆战心惊，不忍回首。就连当时主管上海的郑汝成，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人，也非常讽刺地在外白渡桥上，毙命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那一时期的上海，成了刺客们的乐园。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人们在这里寻到了自己的生意，久而久之，渐渐安定下来。把生意和生活捆绑在一起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棋盘街区域，洋泾浜味道十足的英文名字Ge Bae Ka，成了人们留恋的天堂。

在广东路的南边，依河南中路为轴，棋盘街分东西两大块，东边的大约在20世纪初渐渐消失；河南中路以西的棋盘街，曾经幸运地被正式命名在一条上街沿只有一尺宽、仅能通行黄鱼车的小马路上，它大约又存在了近一个世纪，一直保留到20世纪的90年代，才在一轮旧区改造的过程中彻底从地图上消亡。也有少数当地人，依广东路为界，将棋盘街称为南北两片，但这种称呼很少在正式地图或书籍中得到支持。

在对马路丽水台的风光影响下，茶园、茶楼的风气也“泛滥”到了广东路的这一路段。光绪早年间，有广东人设立“同芳居”的广东茶肆，就坐落于五马路的南侧，与其他茶楼同而有异，是比较出彩的广式茶楼，当时极受人们欢迎。广东人在上海的历史可圈可点，早年在老城厢里就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结伙成队做生意的身影，在上海近代著名的小刀会事件中，是主要的角色。租界中稍见起色，他们马上见缝插针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与外国交往的历史要比上海人更长久。据《淞南梦影录》记载：广东茶馆，向开虹口。丙子春（1876），棋盘街北新开同芳茶居，楼虽不宽，饰以金碧，器皿咸备，兼卖茶食糖果。

“同芳居”茶楼的底层出售有广东特色的糖果糕饼，茶座则有鱼生粥、蒸熟粉面、莲子羹、杏仁酥、蛋糕及叉烧或豆沙包子等广式点心，任客选食，售价低廉；茶式则多种多样，以乌龙最上品，深得食客的喜爱。“茶馆精良算广东”的竹枝词道出了广东茶楼彼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同芳居”同时还出售一种放在扁扁玻璃瓶里色彩鲜艳的西式糖果，一粒粒晶莹剔透，特别可爱。据说苏曼殊大师特别钟情于此物，每当光临此间，除了品茶吃点心，童心未泯，都要买一点这种糖带回家去，说是法国茶花女也爱吃这糖，可见其爱屋及乌的痴情一面。他一度嗜糖成瘾，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见到其因吃得太多而胃疼的记录。他在广东路游来荡去时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心心念念地寻找自己理想中的茶花女。曼殊大师在“同芳居”吃茶时，可没闲着。他在这里接触到许多新的东西，也发表过独特的见解来反映自己对一些新事物独特见解。比如对于多才多艺的京剧演员冯子和在剧中自弹钢琴并高唱外国歌《It’s a long way》，苏曼殊撰文在肯定他唱功的同时，又内行地指出他唱得与《Meet in moon liglt》曲风太过相近，而实质上两者是有区别的：一首是民歌，另一首是流行情歌。这种评价，无论从学术或艺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令人心服口服的。大师毕竟就是大师，上海文化的台阶就是在大师们的批评下，一步步地向上走高的。而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自有高人在背后指点，曼殊大师自认的亦师亦友是陈独秀。

“同芳居”和其他茶园一样，在租界扩大、城市中心别移的过程中迷失，只是它比较幸运，一直等到民国时代。

广东路南侧最具特色的还是呢绒商店，不但广东路沿街隔三差五有，南边的小马路金隆街、棋盘街，用铺天盖地形容绝不为过，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一轮新的城市改造过程中，才彻底退出人们的视线。后来一直在这里占有一角之地的是旗帜商店，直到现在老旧地方已经天翻地覆了，在河南中路的这一带，还能看见它们守候的身影。

元利食品商店，始创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也是广东潮州人开设在上海比较早期的店家。从年代上来分析，原来肯定在老城厢里。他家的食品以手工作坊式的制作，由马、庄两姓人所经营。1947年，元利产业易手，开设在广东路295号，主要产品有老婆饼、冬瓜饼、椒盐饼等数种。这些酥松的食品，不但年轻人喜欢，也同样赢得老年人的青睐。最令食客喜欢的，是葱饼。葱饼又分脆葱和软葱两种，脆葱饼牙健者食之香脆，软葱饼更适合老人，是元利的看家品种。

若干年后，元利食品商店搬迁到近广东路的河南中路东侧，也就是现在的威斯汀大酒店的现址正门。经过数度迁移，现在终于在金陵东路近浙江南路上安了新家。百年老店历经磨难，能够保留下来也是食客们的福气。

而在过几个门面的广东路305号，曾是新加坡正兴公司设在上海的采购站，正兴公司在香港及南洋都设有分店，在上海采购后运至香港或新加坡再行转发，是1949年前中国图书海外发行的一个窗口。内地大小书局的图书它都感兴趣，年画、连环画等南洋一带传统喜爱的产品，最受青睐。

广东路的这一块现在已无任何商店和住家。那一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变电站，毫无情感地占据在那里，在午夜时分低调而又坚决地拒绝一切回忆，让人感觉一丝冷酷又无可奈何。这个巨大的嗡嗡作声的怪物，没有任何亲切感。

广东路近河南中路的这一头，在东面古玩市场和北面书店文化的合力影响下，全国性的商号纷纷在这一带设立分号，以荣宝斋、扫叶山房最为著名。扫叶山房19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设店，“门面装着长长的落地窗门，推门入内，当堂排列着几张大书台，台上摊着石印的线装书。两旁是高高的橱，放满了石印、铅印或木刻本线装书”（俞子林《书林岁月》）。荣宝斋原来也在这里，据说1959年康生来过后，认为店堂太小。报上级后被安排到南京东路，它就是现在朵云轩的前生。

往昔旧的印迹从今天来看还存一点，除了河南路拓宽时有小部分拆除，整体上还是二三十年代的模样。被拆除的那一块有扫叶山房、广益书局的旧址，还有与苏曼殊有诗缘、文缘、画缘、情缘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经常往来的亚东图书馆。

“仲甫，仲甫！”仿佛听到胡适在招呼独秀先生。

在这静静的夜里，飘荡在空气中的声音，越加透明，更加真切。

胡适没少在五马路上奔波，除了同乡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的亚东图书馆要让他操心选题、出版事项外，早年，京戏茶园也是他经常出没并放心于此间的佳处。《胡适日记》就有此记录：

是夜，出门为意君购物。至和记，遇李南坡、郑幼三诸人，坐谈有间。出至麦家圈，天大雨，卒不及避，急由五马路西行，欲至汪裕太避雨。途中雨益大，手中持物皆淋漓，遂入新天仙部小避。是夜本无心观剧，俟雨稍止即出。至裕太，遇杰甫兄，谈二时许。乃复至天仙，适仲实与魏叔明亦在，与仲实谈甚久，剧未终，予先归。

可见胡适在此熟门熟路，老熟客了。

广东路那时的徽商还是极多的，结帮成团的安徽人有一种天生互助的本能。他们工作在这里，便将生活一体化在此地，妻子是生意的帮手，大一点的儿女则是搭手，幼小的儿女则花费几个钱包个月，将他们安排在茶楼戏馆，从小接受戏曲熏陶。幼年的胡适受益同乡、族人帮助，也有在上海接受教育的那段历史；名声在外后，他对乡人的帮助也是倾其所能。日记中的汪裕太，他熟如自家；现在尚存在海口路浙江中路的“程裕新茶叶店”，那时在广东路也设分号，店的招牌就是胡适题的，与胡适也有很深的渊源。那段时间，和胡适一起在广东路提携他们的安徽同乡，还有柏文蔚、陈独秀等。柏文蔚贵为都督，却放下身段交结于民间，令人感慨；陈独秀更是出谋划策，身临其中。

亚东图书馆原来设址在福州路的惠福里，后转迁棋盘街平和里、江西路福华里。迁来转去，都在犄角旮旯弄堂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存有很大的问题，虽然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但陈独秀非常不满意，他要求将书店开到热闹的地方去，要临街。“到街上去！”陈独秀对汪氏叔侄喊出了带血的声音。他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哪里是在指点，简直就是在发令。1919年，亚东图书馆终于如他所愿迁至广东路街角店面。

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巨头来此时，并不像曼珠大师那样尚是文艺青年，而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争论主义、领导运动的主将。不久，他们发出的声音，全中国人都在倾听，非同小可。他们在广东路时，已经贮备了爆发大风暴的全部能量。广东路当时在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帮助无疑是互相的，他们为亚东图书馆带来了声誉，强者也同样得到被帮助者经济上的不吝支持。当胡适和陈独秀资金短缺需要调头寸的时候，亚东图书馆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就会及时预支给他们稿费。这种乡谊关系一直保存着。胡适和陈独秀等多数名流之间的争论也从来不避汪氏叔侄，大多数情况就发生在店堂里，谈话或激烈争论，每次陈独秀好像都有份，而且都是主角，正所谓名人自有名人的脾气。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私人之间的情感。陈独秀及他的儿子陈延年坐国民党的牢时，汪氏叔侄星夜求救于朝中人胡适，胡适当仁不让，施之援手。虽然胡适托人所非，反将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害了他的性命，但这总不是胡适的本意。

据亚东图书馆的掌门人回忆，亚东图书馆迁到五马路以后，每星期六、星期日，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必来，他也学着站柜台，做拿书、算账、开发票、打邮包、打大书包等一些店中杂事，在店中是个人见人爱的年轻人。大家包括乔年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为了坚持信念理想，会遭到残酷致命的厄运。

五四健将在这里的思想碰撞，更坚定、完善了各自的思想体系，为他们思想上、行动上彻底分道扬镳作好了各自准备。这也同样出人意料。

在亚东图书馆，通过胡适的热情介绍，二十五六岁的徐志摩第一次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身穿黄颜色的西服，里面是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据志摩描写像捕房的三等侦探，也就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抖乱”腔调，与志摩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令他大为惊异。可能也是陈独秀自我保护的结果。徐志摩在《西湖记》中写道：

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

而这个异相的人，已经指挥过了五四运动，并且当时成为一个新兴政党的总书记，如日中天。

河南中路广东路的那个转角，为什么被人们看得这么重？河南中路作为界路的历史自然是原因之一；亚东图书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适应宣传的需要设立在此，是陈独秀的眼光；因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设在附近，也是重要因素。推及至19世纪下半叶，当时领导娱乐界的明星——花界的莺燕们，更是喜欢宝马香车招摇闹市，广东路的戏园她们绝对是常客，这里是她们最熟悉的场所。从这里马车一直要驶到大新街，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路，然后右拐，路过丹桂戏园，才向四马路左拐西去。也就是说，非得在广东路这时尚的地方逛一圈，这趟时尚之旅才算完美。

广东路那时绝对是风尚的发源地。

往西的286弄和300弄，是老上海著名的弄堂。现在300弄的弄楣上，腾空挂着“昭通小区”的牌子，里面有它本来的名字“公顺里 一九五三年”几个字，仿佛给人一个印象，公顺里是1953年造的。其实，在1876年出版的《沪游杂记》上就出现过这个名字。公顺里在初早有一家杭州人开的客栈老椿记，广告上写的是英租界宝善街88号。莫非这个宝善街88号，就对应今天的广东路300号？熟悉老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19、20世纪之交出版的许多海派小说上，都有公顺里的大名出现。1910年它又被重建，属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早期公顺里是有名的风月弄，文人雅士、官僚商客无不纷至沓来，在红粉香窝中醉眠不醒，不知今夕何年何时。软性小说家笔端的重要场景，小报新闻的固定专栏，都离不开它。1953年，这一场所进行了一次大修，结构上的改动不是很大，原有的木晒台改为钢筋混凝土晒台，其余为一般修理。该处三开间、双开间房屋的平面布局与同类型其他房屋相似，仅弄内17号一幢为利用土地，改建成东西向前后二进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单开间房屋经过拆改大部分无附屋，厨房做在正屋的底层，这是与一般单开间不同的地方。

半夜入弄，民居都熄灯了，黑暗中有一点别样的声音，使人心里打鼓，好在弄堂不算太窄。出来才感到和一般上海弄堂不同。上海的弄堂四通八达，而此弄一圈绕下来进口就是出口。为什么会如此？听说只有弄底人家才有小门通向昭通路（原交通路）。真是神秘。

借着路灯的微光，在“昭通小区”的牌子后，真的看到了“公顺里一九五三年”字样，字是从右到左安排，上面还有五角星图案。遥想那个年代，公顺里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是否希望通过这样一弄，表达断前新生、革新洗面的心情？

对公顺里，学界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也带来了莫大的争论。它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建筑？它的名字据说19世纪50年代就有出现，问题是现在的它是那时的产物吗？一种有趣的猜想说弄楣的“1953”是笔误，应当是“1853”，这近乎有点搞笑。王韬当时住在附近的墨海书馆，他在日记中屡次将其居住的这一带称为北郊，称之田园风景，偶有新屋落成。当时如果有公顺里这样大片的石库门，绝不会出此言，而且那时石库门尚未出现呢！

虽然如是，公顺里石库门的特殊形制，在上海现存石库门中还应该以前辈视之。支持它为20世纪初建成的观点。只是上海关注它的人绝少，流行界议起石库门，言必称田子坊、步高里，甚至新天地，多时尚之地。也许也庆幸这样，公顺里在城市建筑大变样的今天，尚能偏于一角得以保存，实在是万幸。

306号现在是一家叫维拉斯的宾馆，五层楼高的小店有种欧洲的亲切感，可惜的是它已被改建，原来的大门砌了墙，将308号先前冠生园的门面作为进出的大门，310号作为附门，而312号原来的木工间，现在是专卖小学生读物的门市部。这栋楼照现在保护建筑铭牌上叙述，为30年代建筑。楼房本身是商务印书馆的栈房，50年代商务馆奉最高层命令北迁，这一物产由上海新华书店接管。新华书店把底层内部用作食堂，二楼保留磨石子大厅为文艺活动场所，三楼作为职工幼儿园。80年代流行开门店时，将原来308号冠生园的门面，设为特价书门店，像徐迟的《人海巴黎》、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都能在这里购到，一时店堂内人满为患；以后改造为有声读物门店，门前也是车水马龙。

除此之外有三个单位也在这里办过公：上海音像公司、书讯报社和上海新华书店的职工技术学校。上海音像公司后来发展成上海音像出版公司，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书讯报》原来附属于上海新华书店，发展壮大以后叫新书目，由市新闻出版局直接主管。上海新华书店的职工技术学校现在已离开了此地。福州路上海书城80年代的筹建处也曾设在此处。

往前是322弄的荣吉里，有东西、南北两条弄堂这也是一种特色。丁字形的两条弄堂用同名，在上海还是少见。最著名的117号双凤园浴室是在322弄底东西向的荣吉里。公共浴室在上海始兴于晚清，双凤园浴室虽然不是第一家，但也是少有的在19世纪就开办的先驱。1910年，主管者曾不惜巨资，从国外引进一流的洗浴设备，浴客可方便自如地按需调节水温，在当时独树一帜。公共浴室古罗马时代在欧洲早已流行，是城市文明的一个有机部分。上海开埠以后，公共浴室等文明卫生设施就被及时引入租界，当时南京路北有条弄堂叫作盆汤弄，就是以行业得名，这条弄堂至今还存在呢。广东路上比双凤园浴室早的还有数家，竞争也比较激烈，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广东路仍然有好几家浴室存在。

荣吉里和山东路上的中保坊一样，给人更多的印象是小型出版机构多如牛毛，虽然都称不上著名，但出版的书籍有些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像瞿秋白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楼适夷翻译的法国艾克脱·马洛的《海上儿女》等，都出自荣吉里。秋白不但是政治高人，更是文化人，难得在广东路留下了人生足迹。适夷曾是太阳社前辈，“左联”成员，1949年后身为文化高层人士，也是跨世纪的寿星，想必也忘不了在广东路的那段出版岁月。

荣吉里322弄弄口边的324号，过去是专制印泥的璧寿轩。璧寿轩主人叫徐寒光，善治印、作画，精通印章买卖与收藏，更是制印泥的高手，据说其所制印泥之价胜过黄金。这样价值观对于一般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文化大革命”后，有人从美国带回一批三四十方名家印章在上海拍卖，其中有吴昌硕的作品，1897年所作“一边楼诗书碑帖印”，平头青田章，另有1904年所作“洞天长寿”，双龙瑞云钮青田章，两章边款竟然都有徐寒光的跋文，前者刻有“廿九年（1940）三月璧寿轩主寒光得于海上”，后者刻有“曾经寒光珍玩璧寿轩”。可见徐寒光的眼光老辣，收藏功力深厚。像璧寿轩这样散落在广东路古玩市场周围的店斋绝非少数。以其微小，或难以辈辈相传，失之记录者十有其九，加之一段时期贬之玩物丧志，即便后继有人，也不敢再造次。但冷不丁冒出来它的凄美的故事和流淌在转世品中偶然的痕迹，使人感动，拨动到心中最远的那根弦。

老去的砖木结构房子，一扇扇斑驳陈旧朱漆木门在眼前默默而过，不堪入眼，挑不起你一丁点再回首的欲望。但它会用年代的痕迹，用它的沧桑，用它的裂痕，还给你以它的温暖故事，令人油然起敬，永远缅怀。

老建筑永远留存着别样的委婉的故事，等待着我们静下心来，轻轻地摩挲，慢慢地品味，直到我们也慢慢变老。

仲甫、曼殊、适之、志摩、秋白、适夷……你们的身影一轮一轮地在五马路上转动，转动过我们的身体，也转动着我们的魂灵。这里还留存过你们青春的气息和体温，我们在这里，尚能与你们共同呼、共同吸，虽然时隔有年，但却是真实的，并且是如此真实啊！

摘自《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