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艺术家为何选择在1922年汇聚，碰撞缔造现代主义元年

1922年，被大诗人埃兹拉·庞德称为新时代元年，或现代主义元年。这一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T.S.艾略特的《荒原》面世；菲茨杰拉德选择这一年作为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空背景。这一年，希区柯克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康定斯基和克利加入包豪斯；华特·迪士尼发行他的首部动画短片；奥斯曼帝国崩坍；英国自由主义终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从新奥尔良乘火车到达芝加哥，使爵士乐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好莱坞革新了功成名就的内涵……

近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引进出版的《天才群星闪耀：1922，现代主义元年》，是对1922年的迷人记述。通过作家、艺术家、舞蹈家、设计师、电影制作人、人类学家、哲学家、剧作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日志，本书揭开了许多现代主义名人之间鲜为人知的联系。天才们的作品和生活在1922年的12个月里碰撞交叠，引起了一股革新浪潮，标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天才群星闪耀：1922，现代主义元年》

[英]凯文·杰克逊 / 著

唐建清 /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4年1月版

许多初学现代文学的学生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事实:《尤利西斯》和《荒原》同属一年，多少有些好奇这意味着什么。（我初次对《尤利西斯》产生好奇心是在十七岁那年，当时我正在伦敦金融城的一家银行做一份无聊的暑期工作——正如我所知道的，艾略特写诗时也一直在苦干——为了逃避到一个更生动的世界里去，晚上贪婪地吞食《尤利西斯》。）这仅仅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巧合——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死在同一天，诸如此类？或者，有某种历史必然性起了作用？

当然，两者都有可能。如果乔伊斯不是被一种迷信驱使，要在四十岁生日那天——1922年2月2日——出版他的大作，他很可能会屈服于拖延的老习惯，频繁修改和扩充校样，以及难免懈怠，那么《尤利西斯》就会被一拖再拖。如果艾略特没有说服罗瑟米尔夫人（Lady Rothermere）为文学季刊《标准》（The Criterion）出资，以刊发他的长诗，那么其诗作在英国的出版也可能同样被推迟。诸如此类。

即使承认了这一点，还有更多问题要考虑。参考书通常会告诉你，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幻灭感和危机感，所表现的无形式和无政府状态是旧人文主义价值观彻底崩溃的征兆。因此，这些作品肯定会在1922年左右出现，因为它们是衡量1918年之后的世界的第一批重要著作——考虑到创作一部重要作品可能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詹姆斯·乔伊斯

尽管绝不轻视战争对后续任何事件的影响是明智的，但作为这些作品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理由，往往被夸大了。回想一下，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尽管艾略特的家庭责任感促使他在美国参战后尝试加入美国军队，但他被判定不适合服兵役，只好继续在银行工作。乔伊斯是个和平主义者，也很少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除非影响到他的写作或家庭。在此期间，他去了中立的瑞士，当得知欧洲正在爆发战争时，他喜欢表现出惊讶的样子。《尤利西斯》和《荒原》都包含许多自传性内容，而它们的作者都不是战士。

再回想一下，这两部作品最初的框架都是在战前构思的，虽然作品初稿显然是由更大的文化运动所塑造的（想起艾略特最喜欢的作家约翰·多恩，他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要弄清楚它们是如何表达时代精神的，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技巧。例如，在他们成长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体面的年轻人应该宣称信奉基督教，但越来越多聪明、独立的人发现自己不可能发出那样的宣言。

乔伊斯和艾略特都从信奉转变为怀疑——他们都对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崇敬但丁，研究教父神学——但他们处理和表达危机的方式截然不同。乔伊斯公然抛弃了他的天主教信仰（用心良苦的天主教批评家们有时试图重新夺回他），尽管他对圣托马斯·阿奎那保持了毕生的兴趣；艾略特经历了多年的苦恼，被佛教教义深深吸引，最终成为英国国教的一员。《尤利西斯》记录了一个人远离信仰的成长；《荒原》则表现了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救赎渴望。

但是，如果乔伊斯和艾略特这样的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听人说起他们。全世界，或者说一小部分重要的人，已经准备好阅读这样的书了。就在几年前，艾略特发表的几首诗被广泛认为是胡言乱语——正如伊夫林·沃的父亲所说，那是一个酒徒的胡言乱语。1922年，有很多年长的文人坚持认为《荒原》要么是骗人的，要么是疯癫的；当然，他们的蔑视使聪明年轻的叛逆者觉得这首诗更加迷人。英国诗人休·赛克斯·戴维斯（Hugh Sykes Davies）是1920年代的一名学生，他回忆说，有位老师拿起他买的那本诗集，怀着越来越惊骇的心情读了几行，说：“我的天啊，赛克斯·戴维斯，这真是太变态了。”（这句话在艾略特晚年深刻的保守主义语境下显得更加重口味。）1920年代，人们对《尤利西斯》的狂热崇拜，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极其粗俗的反叛行为。

T.S.艾略特

为什么乔伊斯和艾略特都在1922年取得突破？比起把他们解释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谦卑的答案。两位作家都将自己事业的起步归功于慷慨、不屈不挠、眼光独到的埃兹拉·庞德。他是一位不安分的有创新精神的年轻诗人，来到文学之都伦敦，对在那儿发现的古板和怯懦感到既有趣又愤怒。他的结论是，需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庞德环顾四周，寻找各个艺术领域的新秀，从雕塑到音乐，尤其是在写作领域，他非常兴奋地发现，有两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在战前不久就发现了他俩，立刻前去挖掘。考虑到他当时的工作环境并不乐观，从对天才的发现到发射有七八年时间似乎是合理的。

庞德立即意识到他们的潜力，这是庞德不朽的荣誉——几乎没人这样做过——他无私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培养和促进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庞德和乔伊斯的友谊主要通过书信传递，直到乔伊斯接受庞德的建议搬到巴黎，他们才开始见面——1920年代，巴黎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艺术之都，地位早已稳固。

但艾略特当时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伦敦多次见到庞德，这位比他略微年长的美国诗人把他介绍给了波希米亚风格的艺术圈。同样多亏了庞德，乔伊斯和艾略特很快对彼此有所了解——艾略特读了发表在《小评论》（Little Review）上的《尤利西斯》章节，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1920年夏天，他们才见面。

七年前，乔伊斯很穷，他和他的家人常常忍饥挨饿。作为一名辛苦的语言教师，他与出版商进行了长期而徒劳的较量（除了一本诗集，他几乎没有作品出版）。他很可能就这样度过余生：一个穷困潦倒、苦闷不堪的酒鬼，非常清楚自己的非凡才华正在溃烂。

庞德迅速纠正了这一切。他终于找到了出版商，出版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其他作品。他读了《尤利西斯》初稿，对乔伊斯大加赞赏，并威逼或利诱编辑——尤其是《小评论》的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简·西普（Jane Heap），她们并不需要太多的诱惑——出版这部作品。他为乔伊斯寻找各种各样的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富裕而心怀理想主义的编辑哈丽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她给乔伊斯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按21世纪的价值计算，多年来她的资助总计约60万英镑）；还有富有的纽约律师约翰·奎因（John Quinn），他为乔伊斯和艾略特的手稿支付了可观的费用。

庞德甚至是艾略特更重要的赞助人，不仅在物质方面。乔伊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对自己的天赋和生活中正确的选择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管环境多么严酷、多么令人沮丧。相比之下，艾略特顾虑重重。他凭直觉（或更恰当的用词是“怀疑”，他早期诗歌的基调充满了隐晦的威胁）知道自己在诗歌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但无法确定这种天赋能否持久，也无法确定是否值得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发展自己的天赋。

正是庞德告诉他，他早期的诗歌不仅前途无量，而且可能是新兴一代里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庞德让他下定决心放弃学业，搬到伦敦去，尽管这会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带来痛苦。庞德给艾略特忧心忡忡的父母写了一封安慰信，赞扬他们儿子的文学才华，为他生活的剧烈变化辩护，包括他最近和薇薇安·黑格伍德（Vivien Haigh-Wood）（她受洗时被命名为薇薇恩（Vivienne），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不喜欢这个拼写。她和她的同代人在信件和日记中都使用了薇薇安（Vivien）的拼写）仓促结婚。庞德还援引自己的职业生涯，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美国文人可以在伦敦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改善艾略特凄惨的物质生活方面，庞德也并非无所作为。他尽量让艾略特会见有影响力或有趣的人，并劝说艾略特写书评。到1920年，艾略特作为当时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已经在文学界闻名，尽管像其他评论家一样，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文是匿名的。艾略特最终放弃了在男子学校教书来养活自己和薇薇安的努力，在伦敦的劳埃德银行找了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正是庞德帮助组织了所谓的“天才”（Bel Esprit）计划。他设想，艾略特较富有的崇拜者会同意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艾略特提供固定的年收入。这个计划落空了。但是，如果庞德没有介入呢？

历史的假设游戏价值有限，但我们可以借助早期生活的研究，怀着同情心，来重建对乔伊斯和艾略特的观察方式，从战前的视角预见未来。如果庞德没有干预，乔伊斯很可能会继续过他已经习惯的生活：长期贫困，失业，默默无闻。他的骄傲和怀才不遇的受挫感几乎肯定会使他继续疏远出版商，就像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使命感会让他继续写没有人愿意读的故事和小说。他的软弱会使他夜以继日地泡在咖啡馆和餐馆里，寅吃卯粮，酗酒早逝。

当然，还有一些更乐观的可能性：他本可以利用战时在苏黎世做戏剧推广人在当地取得的成功，成为某种戏剧经纪人；他也可以尝试在爱尔兰开一家连锁电影院，这一次要享受他错过的成功；或者，他可能最终说服英语世界某个地方的一所大学，聘请他担任意大利语教授。但他最有可能的命运，则是过一种默默无闻、邋里邋遢、苦不堪言的生活。

艾略特的另类生命，或者说生活，更容易描绘；有时他自己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按他的天性，如果他有责任感并忠于家庭，他很可能会回到美国，完成关于布拉德利（F. H. Bradley）的论文，成为一个学者型哲学家，在哈佛或其他著名大学任教。他在这一学科公认的才华可能最终使他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美国哲学家。他对佛教和其他东方传统日益增长的兴趣可能促使他写出有关非西方思想流派的重要著作。或许缺乏毅力、为人挑剔和不够自信，将使他成为一个声名狼藉不愿出书的人——在研究评估活动之前的那些日子里，这仍然是可能的。更幸福的是，他很可能娶了曾经的恋人艾米丽·黑尔（Emily Hale），年纪轻轻就享受家庭的幸福，而实际上，直到年老和第二次婚姻时，他才获得这种幸福。他会写诗吗？艾略特自己认为，他可能已经被哲学榨干，再也写不出诗来了。

另一方面，如果艾略特决定留在英国，但放弃他的文学抱负，以银行工作——他对银行业务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天赋——为职业，那他的生活可能不只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判决，靠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诗人得到的小成就偶尔减轻痛苦，还如同地狱。创作《荒原》的那些年，艾略特个人生活的悲苦难以言喻。他遭受各种疾病（头疼、感冒、支气管炎）的折磨，还有过度劳累、忧郁、缺乏意志和偶尔的绝望。然而，与薇薇安相比，汤姆（艾略特的昵称——译注）却是健壮的典范。虽然一开始她的活泼和对生活的热情吸引了艾略特，但实际上她的身体状况很差，精神状况更糟。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卧床不起，汤姆是她的全天候护士。近年来，传记作家（包括雷·蒙克）相当肯定地指出，她——几乎还在新婚期——就被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迷住了。《荒原》的手稿中有一些隐晦的线索，暗示艾略特意识到伯蒂和薇芙（Bertie，罗素的乳名；Viv，薇薇安的小名——译注）让他戴了绿帽子。他们的婚姻似乎也缺乏和谐的性生活；薇薇安曾经说过，她一直期待能让汤姆兴奋起来，但她失望了。

埃兹拉·庞德

难怪艾略特最终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的雇主很友善，允许他休三个月的病假；1921年的最后几个月，他先待在海边的马尔盖特，然后去了洛桑的一家诊所，这首诗最终在那里完成。《荒原》涉及很多事情——如战争期间伦敦社会的怪异——但其中重要的主题是婚姻的悲哀，尤其是艾略特的婚姻。艾略特曾向一位作家朋友透露，正是他和薇薇安一起生活所带来的精神状态，催生了《荒原》这部作品。至少，他的痛苦结出了非凡的果实。如果没有庞德宝贵的鼓励、忠告和帮助，艾略特可能会在劳埃德银行的业务中衰老干枯，对他糟糕的婚姻守口如瓶，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幸运的是，庞德干预了。数十年后，他的门徒艾略特和乔伊斯逐渐成为公认的巨人。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作家和艺术家为何选择在1922年汇聚，碰撞缔造现代主义元年｜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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