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④｜下一个40年：改革进行时

【编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书记”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寄语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正是依循这样的视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采写了以下一组述评报道，力图清晰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40年很长，40年也很短。

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时光隧道中疾步狂奔。蓦然回望，我们被自己已经赶了那么远的路、翻越了那么多的槛而大吃一惊。

其实，在被称作历史的庞大坐标系上，14000多天亦不过是转瞬之间。40年，我们破解了数不清的改革难题，但尚未破解的难题肯定比已经破解的“数不清的难题”要多得多。

必须首先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要回望改革开放40年？回望，不是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曾经有过的正确，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场等待已久的盛大的庆贺。回望必定是一种梳理，是一次充满理性思辩的反省。

循着曲折蜿蜒的历史经脉，我们艰难而努力地为下一个40年寻找前行的方位。

新世界的大潮就像钱塘江的涌浪般一路向东，奔腾入海，新与旧的嬗变与转换是那么得稍纵即逝。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其本质就是一部创新史：观念之新、机制之新、模式之新，总是在奔跑的浙商群体从不惧怕变化，他们那颗领跑创新的勇敢的心永远怦然跳动。

新与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段历史的两端。当我们后顾前瞻，又一次站立于出发的起点，我们必须面对至少到目前仍没有清晰答案的“浙江三问”——

一问浙江：什么是传统中小企业的明天？

毫无疑问，浙江民营经济之根是传统企业，中小企业。40年前，它们星火燎原崛起于乡村，就如同山谷里的野百合，倔强绽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浙江今天的辉煌。40年后，这一基本省情没有变。由于起点太低，原始积累微薄，缺乏文化积淀，虽历经40年打拼，产业层次依然不算高，升级转型有点累。在一些地方政府快马加鞭、贪大求洋的发展思维之下，在所谓新经济的映照之下，传统中小企业从过去的香馍馍几乎沦为“落后产能”的历史包袱。对浙江而言，放弃传统中小企业是不可想象、难以为继的“自杀”行为，它们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对充分就业、百姓致富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产业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和所有高新产业一样，传统经济的技术进步大有可为，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认知以及如何去做？

二问浙江：如何从商业互联网走向工业互联网？

某种意义上，近些年推动浙江重燃梦想的仍属互联网新经济一枝独秀，而且呈现出互联网商业化的强烈趋向，互联网创新扎堆于消费端，即便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也依然高度集中于商业流通。商业化互联网海量流通的是商品、信息和货币，活力张扬之余其泡沫化危险真实存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正加速走向人工智能时代，急切需要的是推动智能制造的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互联网＋”必须进化为“互联网×”，唯有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所催生的“化学反应”，才是出路。在这一领域，江苏和广东有着更深厚的基础与探索。浙江，真的准备好了吗？

三问浙江：能否实现从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历史跨越？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作为浙江商人群体最卓越的领袖，鲁冠球几乎从不参加与“浙商”有关的任何活动，就连2014年首届世界杭商大会上被评为“功勋杭商”，鲁冠球亦告假缺席。他固执地坚持认为：“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在制造业能力全球性过剩的今天，浙江纵横四海的关键“秘密武器”首推强大的营销能力，其商业力量的发育与成熟，几乎没有哪个省市堪与比肩。“销-供-产”或者称之为“贸-工-技”基本折射出了40年来浙江经济生态链的因果逻辑关系。尤其在浙江中、南部广大地区，更是呈现了“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浓郁氛围。在这一背景下，要警惕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与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构成一定区域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座标系。40年的“全民言商”，已经使浙江人实现了从普通人向商人群体的跨越。但如何进一步实现向目光远大、有强烈使命感、一生执着于创新的现代企业家群体的跨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追寻答案，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时间。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浙江。

浙江改革开放40年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意识形态、产业交替、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纠缠，风雨跌宕，冷暖自知。在具体发展路径、格局方面，亦显现出了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从南浙江领跑到北浙江二度雄起，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从实体制造业百花争艳到互联网经济一枝独秀，有曲折，有回归，也有螺旋式突破。

“钟摆”现象同样呈现于中国。40年间，关于中国改革有过四次大的辩论。辩论的正反方无一例外的均为改革“好得很”派或“糟得很”派，在不同的历史拐点，两种声音的强弱此起彼落。而事实上，观点如此截然对立的激辩并无实质意义。改革开放40年所创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已经使坚持改革成为中国未来的代名词，对此发动挑战，必将无人喝彩。关键在于，下一个40年继续改革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其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完全或基本一致？

无需回避，面对巨大的既有改革红利，相对分离或彼此交叠的利益团体悄然形成。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验药方。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开始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

好在，我们的改革共识已坚不可摧，我们对未来始终心存炙热的渴望。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重要讲话中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是一个开放式充满不确定的悬念。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