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③｜浙江“最骄傲”的是什么

【编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书记”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寄语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正是依循这样的视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采写了以下一组述评报道，力图清晰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浙江始终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惊羡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参观潮，21世纪初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马云和他身后的互联网神话等等。来浙江看什么？究竟什么才真正是浙江“最骄傲”的？民营企业、浙商群体，或者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它们都是浙江的“骄傲”，但它们同样仅仅是发展的载体和手段。浙江“最骄傲”的，应该是也只能是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了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

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总是能名列前茅。但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可以说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

以2017年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2046元。由于直辖市市域面积较小、区域特征趋同、农村比重不大而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区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如果再做细分，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261元，同样摘得各省区之冠。最为关键的是农民收入，这一群体庞大而弱势，千百年来都是贫穷和憋屈的代名词。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仅遥遥领先于各省区，甚至超过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辖市，广东、江苏、山东等GDP大省亦难以望其项背。

继续追溯可以发现，自1985年始，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000年的“皇粮国税”划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2017年度的统计公报还告诉我们，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54。

以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与浙江式市场经济密切关联。　

改革40年间，浙江市场机制发育及民营经济勃兴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是其他省市区难以比拟的，这与浙江人的解放的广度和深度呈正相关。全民参与的广泛性决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导者不再是少数背景特殊的上层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晓声所描绘的这样一大群人：“他们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于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众参与改革并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累积亦相对均富，并更容易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再进一步的合理推论是，在浙江，千百万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仇富心态难以成为普遍的主流意识，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

由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将向哪里去？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建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其核心与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国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缘于中国的邻居——国土面积约为浙江一半的小国不丹。20世纪80年代末，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该体系主要涵盖了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等4方面，其核心价值指向为人民幸福。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在一篇题为《追求另一种经济发展》的文章中说，很多年以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与幸福当成同一件事。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美国的财富增加了两倍，美国人的幸福感却并未增加。“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重新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是一个国家为最多的公民谋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中国，在浙江，从普遍贫困起点上出发的40年改革的基本脉络，显然是坚韧不拔地走向民富国强。与不丹人理想境界的幸福观相比，低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所谓幸福感，在相当时期内仍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来展开，而这一经济增长又必须最终积淀于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否则，改革便是偏离了方向，便是失败。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财富总量的爆发式膨胀，既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最优质助推剂，也可能成为扼杀改革最危险的漩涡。关键在于，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财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惠及最广大人群。

既往40年浙江所发生的事实是，不追求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演进，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妥协与平和的姿态，面对财富的生产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题。以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为调节，浙江展现了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实践。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之下，使得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普遍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并努力减缓了改革裂变所可能带来的惶恐与震荡，从而实现最广泛意义上的身心和谐。

在努力让百姓致富并将财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体倾斜的同时，由于得到了执政者的鼓励，浙江民众开始舒展传达自我主张的空间，民主新芽稚嫩而鲜活。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维层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汇聚到了政通气顺、荣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帜之下。

可以确信，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它肯定不应该仅仅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而需酿造最大多数人得以分享的幸福。惟此，改革方能显现出其永久迷人的魅力。

在浙江，我们已经率先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