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②｜一场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胜利

【编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书记”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寄语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正是依循这样的视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采写了以下一组述评报道，力图清晰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遥遥领跑于中国的格局从未改变。今天亦如此：2017年，广东GDP8.99万亿元；江苏GDP8.59万亿元；山东GDP7.27万亿元；浙江GDP5.18万亿元。

如果从省域经济运行质量的维度考量，则可以把山东列于其外，而将广东、江苏、浙江单独尊为更具优势的“强省俱乐部”。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在中国各省区中，广东、江苏、浙江给中央贡献了最多的净上缴财政收入。以2016年度为例，三省贡献率均为几千亿级，分别是山东的数倍。更重要的在于，这一强势的形成与上述三省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有关，其核心则是作为中国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为既往40年最经典的样本，中国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与江苏的苏南模式。由于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路径的差异性，三省市场经济的发育亦呈现了相对不同的显著特征：

——广东是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市场经济。来自港澳台的资金、技术、理念，来自中央改革派领导者旗帜鲜明的鼎力支持，以及被生机勃勃的开放吸引而来的外省市人才，对广东的市场经济生长起到了巨大的助推效应。

——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渐进式市场经济。苏南经济的起点是乡镇集体企业，比国有经济更市场，比私营经济更计划。产权制度安排的模糊，决定了其改革发展之路的曲折。20世纪90年代末，举步维艰的苏南模式一手学“温州模式”，更多的却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质劳动力充沛的优势，全力转向了珠三角式的开放并大获成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之路大放异彩。

——浙江则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以早期温州的崛起为代表，浙江式市场经济拥有三方面率先突进的典型气质：一是所有权极为清晰的产权制度；二是民间力量而不是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关键培育主体；三是异常活跃繁荣的市场交易体系。很显然，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中国改革最本质的所有制核心问题，因此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最为彻底，也最为艰难。在很长时间，浙江现象尤其是温州现象呈现出所谓的“臭豆腐效应”：由于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边界，所以闻着很臭；但由于真真切切推动了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所以吃着很香。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绝非一路高歌。从20世纪80年代备受质疑的“奇怪崛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大红大紫，2004年-2014年前后遭遇成长的烦恼，再到近5年的重燃梦想，贯穿浙江发展始终的，是永远高扬的市场经济之魂。

一些观察者往往容易将浙江市场经济简单理解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式的专业市场或无数专业市场的组合，事实上，浙江市场经济的超级发育无疑是宏观市场层面的——--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广东和浙江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最成熟完善的两个省份，其进化路径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但都抵达了生机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广东式市场经济离不开难以复制的历史机缘和时间窗，浙江式市场经济更具学习的共性和普遍意义。

而在其他有些地方，我们不难嗅到值得强烈担忧的非市场经济的气息：在市场中交易的是权力，而权力被交易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掌握了最优质的社会资源。这种非市场经济唯有真正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加以遏制。

某种意义上，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胜利是市场经济的胜利。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在未来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小省浙江必须承担更大的使命。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