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外滩工作：开启上海下午茶文化，工作即是享受

编者按：上海的五马路是海派文化的原点，长时间被我们选择性遗忘。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曾驻足于此，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争论主义，苏曼殊来此寻找茶花女喜爱的玻璃纸糖……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文为《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一书摘选章节，讲述外滩别具一格的建筑，以及在这里工作的买办悠然愉悦的午后时光。原题为《外滩：“买办的下午茶”》。

（中山东一路—四川中路）外滩的老洋行一幢接着一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中的哪一处是五马路；就像没有多少人知道五马路就是现在的广东路；就像从时尚的浦东来看百年外滩，老的散发着历史韵味的西式建筑连成一排，在外滩4号和5号楼之间，仿佛没有任何间隔一样。眼见为实，但并不属实。

如果从外滩1号亚细亚火油大楼的地面向北前行，经过有篷顶的特色建筑1910年的上海总会——或许更正确的名字叫上海英国总会，再经过一栋厚重的石基建筑，会有一条小马路呈现在面前。而这幢建筑也在这里拐了个弯，向暗黑色的小路延伸下去。

路口竖立的路牌上，标着“广东路”三个字。这个路名，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广东路现在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汽车单行道，一入夜，路两旁停满了各种式样的小车。时不时地冒出几辆品牌不凡的小车，也会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

这条小路定然隐藏着什么。每当经过此地，有一点历史情怀的人心中有种莫名的冲动：去探个究竟。

路旁默不作声的建筑，感觉上也同样在回应人们某种神秘的期盼。

被称为外滩4号的建筑在拐弯处设了一处门，门旁有一块盈尺长的铭牌，了然是保护建筑的标志。但是其上的商业标志，把此楼称作外滩3号。商业对某些数字的喜憎，显然超越了生活本身。

它是公和洋行的作品，是上海第一幢钢结构的建筑，建于20世纪10年代，当时为了保证一流的质量，大楼的钢框架是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工厂定制的。此楼的出现，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建筑的第一高。就像现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一样，当时的外滩也是此楼比着那楼高，实力公司之间日夜攀比着，以显示自己的实力或雄心。但实际情况，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稍有了解。

建筑前身，是一栋古朴方正的小楼，为三层楼高的天祥洋行。如果仅从怀旧的心理来谈论，颠覆是一种无趣的翻造。但是经济不是如此逻辑，眼见周围的新建筑雨后春笋般拔起，没有任何想法只能被外界误认为实力低下。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天祥洋行作为一家英国商人的公司，它的业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日本的贸易，只是在后来的商业竞争中实力渐微，竟连独立投资一幢摩登大楼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只能联合其他公司一同来投资建新楼，所以新建造的外滩4号就叫联合大楼，当然，在有利银行进驻后，强龙压主，又被称为有利大楼。这也是外滩各大楼时有别称的通例。

这是一座既有文艺复兴风格又有新古典主义韵味的建筑，设计师巧妙地以拐角作为门面并以此为建筑中轴来向两边展开整栋大楼的立面，楼顶的小塔楼设计在外滩建筑群中并非独树一帜，但设计师的塔楼不是建筑的点缀，而将其作为整个建筑的点睛，传递给人们以引领宏伟的建筑向上挺拔的气质。窗型设计也富有变化的韵律，方窗、半圆形券窗梅竹间隔。整个建筑简洁又不失华丽。而最下层，是整个外滩建筑群中最流行的粗石基础。有一段时间，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在此安家，三楼设计师们面对黄浦江，近30°倾斜的设计桌安置在身前，累了双手托着下巴，建筑略微东转也为他们带来了福利：整个外滩至苏州河的景致尽入眼底，那可是难得的风景！

狭窄马路的对面建筑很容易看得清楚，也是石材堆垒的黑色庞然大物——外滩5号楼，它与日商有着更紧密关系，比联合大楼晚建了数年，德和洋行的作品。德和洋行由英国建筑师亨利·雷士德（HenryLester）和他的朋友马立师（Gordon Morriss）、约翰逊（George A.Johnson）创办。雷士德这个名字，在老上海如雷贯耳，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他连续两次被法租界推选为公董局副董事长，在收拢了史密斯在沪的地产后，才真正坐大，据说可以比肩沙逊、哈同。

外滩5号因其投资公司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所以被叫作日清大楼。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于1907年，由大阪商船、日本邮船、湖南汽船、大东汽船等几家公司联合而成。其中较早进入中国的是大阪商船，总店设于日本关西大阪。起初设在上海的仅仅为代理店，1902年升格为上海支店，它在杨树浦路设有码头、仓库多处。后因在长江及中国沿岸航线上日系公司一下子增多，相互竞争而引起矛盾，所以几家联合成立公司，同时大阪商船将上海支店撤销。

大型公司的建立，需要有新的气象以展现公司新的风采。但是，对建造外滩5号这样大型的建筑，即便像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这样的大公司，在资金运作上还是难免捉襟见肘。无奈在多方协调下，犹太人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助其一把力。

1919年8月，工部局就收到外滩日清汽船会社的建造申请书。业主申请建造的新大楼有87英尺之高。在外滩广东路口，至外滩界面是70英尺，因此建筑高度工部局有限制。当时的工部局工程师戈弗雷建议素面朝天的日清大楼批准该建筑的申请。为啥？明知超限还批准，这实在是个谜。

而实际建造成的日清大楼楼层虽然也是6层，但却比对面的联合大楼矮了一头，地面第一层还能与联合大楼比肩，而在二至五层的高度只及对方二至四层的高度，在建筑颈线上方，日清大楼只有一层而联合大楼却有高高的两层，如果当初工程师戈弗雷还要压制它的高度的话，在联合大楼面前显然不能同级比配了。当然，这仅是猜测而已。

日清大楼犹太人的资金的投入据说和原来的资金有明确的界限，双方采用了分层投资法，上三层为犹太资金，下三层及地下室由日资投入。这种说法，至少与建筑的表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整个建筑从整体上来说是三段式，一、二层为一个单位，三、四、五层为一个单位，顶楼为一个单位。整个外立面为呈西洋式，墙用花岗石和面砖砌就，洋溢着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多多少少透着一种日本人细心到极致的作风，特别是装饰上清丽的追求，线条透露着一种神秘的东方风情，与邻旁建筑雄浑的风格有着明显差异。到过日本的人都会注意到日本的西式建筑，怎么看都觉得比西洋还要西洋，实际上是早期模仿太过的缘故，细节交代得太清晰，少了点灵动。外滩5号则非常不同。

1949年后，此楼有很长一段时间归上海海运局使用，海运局下的子单位像海运报社等也在这里办公，楼内由两部电梯供上下客流，楼顶上拥有当时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是放眼浦江的绝好地方。跟随习俗，也因此曾经叫了许多年“海运大楼”。

不约而同，外滩4号和5号这两幢楼都将自己的正门设在广东路，门牌号分别为广东路17号和广东路20号。像这样置外滩宽大场面于不顾的建筑在外滩建筑群中比较另类，在外滩三十多幢大楼中，只有外滩19号和22号楼才有同样的现象，但要知道，它们面对的是上海第一大马路——南京路。而在这两栋建筑诞生的时期，明眼人都看出广东路的未来，莫不是它们在向过往五十年的广东路致敬？

现在这两边都进驻了高端的餐厅，生意的场所转身为消费的摩登世界，充满着暧昧的灯光在夜色中透显着别样情调。选择在这里进餐，无非是享受黄浦江的江景。那种登高远望的气势与感受，令人陶醉又添几分虚荣，是男人或女人共有的通病。

所以，冲着这两幢巨大的建筑而来的客流逐步在增长，广东路傍晚两边的小车塞路，越来越变得不是稀奇之事。

对一般的游客来说，很难有勇气再沿着小路去探个究竟。毕竟，对面外滩的吸引力显得更无敌。两栋建筑之间的路不宽。那么小的一条广东路，当年还有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一个很Q的问题。

对当年公共租界当局的道路设计的怨言是不无道理的，有一种传言即议广东路的开端时间几乎与纽约的第五大道同时，而现在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是不容置疑的。更要命的是广东路目前的问题，路的两边停满小车时，道路只能勉强通单行车，如果此时再出现垃圾清理车，小路的交通立刻就瘫痪，这并非杞人忧天，一般每天有那么一两次。查了有关资料，发现我们的指责也有失宽容：

1905年1月，天祥洋行向工部局提出申请，拟在外滩广东路路口建造一幢高度达115英尺的建筑物。工部局董事会的总董和大部分董事在开会讨论时表示，在外滩临江地皮上修建高层建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广东路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建造一幢这样高度的建筑物无疑是不妥当的。而实际上《西式建筑规则》的有关规定是，未经董事会许可，建筑物一般高度不能超过85英尺。在全体成员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董事会委派工程师进行专门调查，1905年3月1日董事会会议最终决定，天祥洋行的建筑申请将得到批准，条件是产业业主需支付拓宽广东路至40英尺的全部费用的一半，拓宽地点从地籍册地56号至地籍册地55号空地的尽头处。（马长林、黎霞、石磊著：《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版）

也就是说，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当初并非无所作为，直到开路40年后，还在马路的拓宽上努力纠结。但纽约那边早已一飞冲天了。这里注意有两组数据：115英尺，联合大楼拟定的果真成了当时上海第一高；85英尺确实是当时上海建筑高度的红线，而最终联合大楼超过了2英尺。

与此建筑相邻的大来大楼案例虽然对读者来说很枯燥，但它门前马路比联合大楼更宽的现实可能更能说明当时工部局在马路拓宽的问题下过一番工夫。

1916年12月21日，工部局颁布《西式房屋建筑章程》。新章程颁布后不久，工部局即已开始灵活运用章程外的空间。广东路册地57号地产打算重新开发，申请造超过高度限制的大来大楼（Robert DollarBuilding），工部局批准了业主的请求。业主计划让建筑退后10英尺，由于此时广东路拓宽计划是40英尺，加上业主主动退让的10英尺人行道，工部局则批准了该建筑可造高度90英尺，原因是业主对这10英尺人行道未要求赔偿金，由公众无偿享用。工部局在马路的宽度上获得了便宜，在建筑高度上则松一松。遗憾的是此时广东路已命名了五十多年，这点所得对一条雄心勃勃的道路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广东路51号大来大楼和联合大楼比邻，在广东路这一段的南边，两者撑起了这条马路的半壁江山，于是我们今天从外滩进入广东路，就会发现路面在联合大楼过后变得比较开阔。有关方面甚至可以在近四川中路的地方设了一个公交站点了。这一点，是当初以高度换来宽度的好处。

大来大楼由大来洋行投资，著名美籍建筑师亨利·默飞设计，建于1920年至1921年之间。他是在上海办公建筑中最早推出大空间不作分隔的，租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分隔。这个理念后来成为一种流行，直到现在，这种按需间隔办公用房的模式还是大行其道。

大来洋行自己使用大楼的最高两层：拥有无敌的景观，当然要自己尽情享受。其余楼层均对外出租。但这样的生活理念并不感动上海人，当你踏进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大房东或二房东永远住在后楼甚至后客堂，而把阳光充足的东厢房和西厢房甚至前客堂让给房客来享受。拿来主义虽然在上海大行其道，但国外理念要融入上海，看来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大来大楼在上海最重要的事件是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本在此顶楼安装了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开始播音，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最初仅播放一档65分钟的节目，内容包括古典音乐、轻音乐和新闻。电台发射功率仅50瓦。电台系与英文《大陆报》合办，所以内容除娱乐节目外，还播送《大陆报》新闻。音乐当头，这是全然西方的观念，无言地告诉人们，精神享受远比其他重要。

同年1月26日电台播发孙中山当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向《大陆报》发表谈话称“把广播引进中国，诚为可惊可喜之事”。所以，有人也将中山先生视为中国电台的创立者。

工作就是享受，大来大楼的洋行生活，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从昔日买办那优渥的下午茶中，集工作和享受于一体的工作生活过程，对人们不无吸引，在上海，一直引领着人们千方百计地模仿。

在广东路51号三楼办公室，电梯上下，那时在洋行工作不论夏、冬季，都戴铜盆帽，也称礼帽，春秋冬季戴兔子绒呢帽，考究的戴丝绒帽，夏季戴金丝草帽。乘电梯凡遇女人进来，戴帽的男士们都主动脱帽。电梯有限额，如有女的让她先进电梯，到限额没有人硬轧进，听从电梯司机。洋行办公室内每只写字台旁有一只字纸篓，没有痰盂，写字台上没有茶杯，不订中国报纸，感冒咳嗽鼻涕痰吐在手帕上。手帕每天调换。办公时间不能侃大山，不能看闲书。

我行夏季有正广和蒸馏水供应，其余季节有出店泡两瓶热水放在库房里，要饮水就去倒……下午三四时较空闲时……用锡制小茶壶泡祁门红茶，备方糖、鲜柠檬泡茶汁，有时还有Rum酒。（毛履亨口述，宋钻友整理：《一个洋行职员的经历》，《史林》2000年第3期）

毛履亨先生的回忆将我们带回了大来大楼往昔的岁月，还有买办办公时的细节，真让人惊讶。

西洋文明浸淫上海绝对发端于洋行时代，茶、方糖、鲜柠檬和罗姆酒，时尚的要素齐全，洋行带着洋气从这里漫向整个城市，西方礼仪的枝枝叶叶通过点滴环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并影响上海，与当地文化交融、混搭，最终形成开放的、面向全球的上海文化精神，当然，还包括用力失度的后遗——颓废。对于精于此道的上海人，大家都称之“老克勒”，他们一定首先是从买办中产生的。也有称之为“老耶克”，怀疑是从纽约客化来，私下认为写做“老约客”才恰如其分。不管是“老克勒”还是“老耶克”或是“老约客”，他们的那种礼节、那种精细，特别是对女性那种温文尔  雅的态度，本身也已成为时尚要素甚至行为指南。只是物质文明显然比精神文明流行得更快乐。今天，下午茶风靡了整个城市，礼让精神尚还在努力培养进行时中。

大来大楼还有属于它的历史。

1942年5月11日，大安保险公司在此开业。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襄理谢寿天，获得中共上海地下党批准和支持，邀集陈巳生、郭雨东、董国清、关可贵、龚汇源等人发起集股组建此公司，孙瑞璜任董事长，郭雨东任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理，谢寿天为常务董事兼总稽核。后迁至北京东路356号国华银行大楼。

1949年后，大楼收归国有，由上海市房屋与土地资源管理局负责管理。黄浦区区政府也一度在此办公。

1960年7月，大楼划归上海无线电十二厂用作生产厂房，内设车间、仓库、食堂及办公室等。

1993年，大楼使用权被锦江集团收购，并委托上海申利建筑装潢有限公司进行设计，对大楼重新修缮装潢后作为办公楼使用，期间在屋面上加建了一层。不知倘若亨利·默飞有知，将作何种反应，能够安慰他的是，加层是那一时期流行的做法，并不是谁要故意让他的作品难堪。

自2009年加固工程开工后，大楼基本处于空关状态。外滩一带的老楼多多少少存在同样的问题。90年代的一轮置换后，由于汽车业的大力发展，停车场成了附带必需品，这种配备在八九十年前无疑是浪费，可现在却成为必然。但在外滩寸土寸金的场地，停车场的代价有点夸张。成功的案例只有一个，外滩2号原来的上海总会在其后连通四川中路，将大来大楼西面的小楼推倒建了停车场，这才蜕变为国际连锁的华尔道夫酒店。

对马路日清大楼紧邻的一幢两层楼的老屋，值得好好研究：深色的木窗户，券顶的门窗，门前的台步已与路面平齐。整楼有好几个开间，楼梯设在楼的中间，两边绝对称，一望而知，19世纪的作派。这就是被称为“外滩背后”的建筑。

老一批的上海人，或是被称作“老克勒”者，对上海知根知底，他们当然知道外滩对于上海的重要性，他们还知道有比外滩更老的洋建筑的所在，这批存在于河南路以东、外滩以西夹杂在各处的建筑，对他们而言是了如指掌的：外滩9号后的禅臣洋行，汉口路126号，江西路近苏州河附近，元芳弄、泗泾路一带……这批建筑的一般特点是年份足够长，楼外没有任何铭牌显示它们的年代，一般现在还是民居或夹杂着一些小生意。它的许多房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也出入几个金黄头发的好奇者，据说这种奇怪的人群组合绝对是建筑品位的保证。

在它西头的一排小楼，2015年拆除，变成外滩地区最缺乏的停车场，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再不开辟停车场，广东路在外滩几可成断头路了。楼房的背面直通上海外滩尚存的最早弄堂元芳弄。元芳弄，一头通在可能是现在外滩面上最早的建筑中国通商银行楼边上，另一头通四川中路，出弄马路对面，就是卜内门大楼。老上海人都知道怎样可以通过这条小路便捷地进入外滩。千万不能小瞧了这条路，它比周围的建筑年龄大得多。早年的几个外国领事也在这里进进出出，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

此外，靠近四川中路的是三菱大楼。

三菱大楼现在的门牌号是广东路102号。非常奇怪。因为四川中路西面对马路的美孚大楼竟然是94号。上海门牌号码的起始位在外滩，照理越往西应当号码数越大。不能明白这样做的因果。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一现象至少存在了50年。当年殷友田先生走进这栋楼时也是这个不变的号码，他在《我的地产人生》（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记录了那时的

情况：

1966年春意盎然的一天……走进位于黄浦区广东路102号一栋4层小楼，我注意到楼房的大门旁挂着一块长方形单位牌，是繁体字“上海市黄浦区房管局”。国务院颁发繁体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但10年之后有些单位的名牌还是保留了繁体字。

这个记录有时间有地点，连繁体字的细节都没有遗漏。

并且，现在墙上的保护建筑铭牌也将94号楼与102号两幢建筑的内容置于一起。思来想去，可能是有一段时期，它们由黄浦区中心医院统一使用。也有一种说法，三菱旗下的许多企业很早就同时在这两幢楼中驻足。但不管怎样，广东路开始的地方，总留有颠三倒四的情况。

广东路的这一段，仿佛都和日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从租界的设定，到1854年工部局的设立，十几年中，都不见日本官方机构在沪的影子。在太平天国尾声时的1862年，才有官方日船“千岁号”来沪作短暂访问，此船还是从英国“阿米斯迪斯号”购入改名过来的。到沪后人员基本上住在老城厢内，白天到西仓桥附近或租界里转转，了解市面情况。从翻译过来的当时日记看，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观察、对比能力，日记几乎人人都写，甚至是一些低层的杂务工，也毫不例外，这就牵涉到教育普及问题；特别是中日对比、中西对比跃然纸上，完全不是一种平和的心态，而是弥漫着一种时刻竞争的迫切愿望。从他们记载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在上海的繁华着实让他们震惊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人的许多弱点。19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才在上海设立领事馆；七八十年代，日本最大的财阀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又称三井洋行）才进入上海，在广东路6号设立支店，这也是三井洋行在海外开设的第一家支店。广东路的门牌因建筑物体量的大小而有所改变，现在日清大楼是最顶头的，起板就是20号，所以广东路6号现在已不复存在。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大财团、大银行在此期间也先后进入上海。关键是日本人有很强大的信息收集、归纳、传转、分析的意识和能力，一旦出现了切入时机，他们毫不犹豫，蜂拥而至。他们十分重视传播的作用，1882年7月，三井洋行上海支店创办《上海商业杂报》，该报主要向日本提供有关中国各地的商业、物产等经济情况，也刊登有关中国的政治、文学、风俗等记事，让广大日人充分了解中国的机遇。这是上海最早的日文期刊。所以，在短短的数十年，他们竟能从西方人那里分得一杯羹，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建立桥头堡，让人在吃惊之余，值得深刻地思索。

甲午战争和日资大规模进入外滩之间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对日资的容纳度和容忍度是日方强势还是中方宽容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日方通过迅速抹平战争伤痕的方法将触角深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上海顶尖地段的外滩，日资能迅速挤在西方势力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说是他们重要的战略目的，并且迅速地达成。因为此时，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城市已是曙光初现。而经济开道又为日方在下一场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中国人真正的痛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中日之间又一场时间跨度远较甲午长的战争后，三菱大楼更换了主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菱大楼作为敌产被没收，进驻单位为中央信托局地产处。中央信托局当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而中国福利基金会也于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办公地点曾多次搬迁，在苏州南路175号颐中大楼201室短暂过渡后搬至广东路86号中央信托局大楼，即三菱大楼当时在广东路的门牌号。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地产管理处也当仁不让地设在此楼。

三菱大楼近年曾做过川蜀餐饮，圆形小间套房别有洞天。听说老板后来发展到台湾，很是风光。但此后接手的其他企业对此楼有点自己的想法。进驻的企业对大楼外表的颜色十二万分的不满，于是自行其是地为三菱大楼换了衣服的颜色。这一下惹恼了大众，各种媒体群起而攻之，有关管理部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必须原样整改，经过一番折腾，新的土黄色的外套被剥去，更可笑的是那家公司也接着因被查而倒闭。

联合大楼和日清大楼这两个庞然大物出现前，除了天祥洋行外，实际上还存在过许多非常有特色的商店，这里记下几处以存历史之脉：

英商巴尔（R．Boll），在广东路1号开设巴尔洋行（Millinery and general Draper Establishment）；

美国人卜医生（Wallis，Wm．Pharmacist），也在广东路3号开设了上海诊疗所（Shanghai Dispensary），据说医疗水平十分了得，以至于有后人认为如果30年代他还在上海行医的话，鲁迅先生还能多活几年；

广东路11号，四美四酒栈（Smith，Geo. &Co．），

早期用马车载着桶酒，也曾是上海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广东路18号，穆勒钟表行（Muller，H. Chronometer，Watch＆Clock maker．），外国人在上海开设钟表行前辈应当是法国人雷米；

广东路21号，月来洋行，丁摩尔兄弟开设的艺术照相馆（Dinmore，Brothers Photographic Artists），曾经在上海滩大大有名，但如今这个名字听来仿佛与照

相艺术毫不沾边；

英国人麦格雷戈（A．G．MacGregor）兄弟创办于1901年的怡泰公司（MacGregor Bros&Gow）；

原旗昌洋行合伙人约翰·特纳也在南临广东路的一侧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同茂洋行（Thome，John&Co．）。

1912年，孙中山先生应李烈钧之邀赴赣筹划江西铁路建设返沪后，11月18日，在广东路36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1913年6月，蔡元培由欧洲抵沪后，也到广东路36号专门拜访了中山先生。

这些早期在外滩的大小公司，结果是个个不同，有些人转让回家，有些人收摊，还有些人在城市的其他地方生根开花，更有些人做大做强了。而广东路上的这些开始的门牌号码，随着后来巨厦的诞生而改变，已消失无踪。

1932年3月，苏联塔斯社在日清大楼设立上海分社，社长为苏托夫。通过这家通讯社，收集远东乃至世界明的暗的情报，对苏联的外交决策有极大的影响。1937年7月，苏托夫病逝，由罗果夫接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社还出版过《每日战讯》，专刊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免费发放，深受人们欢迎。上海解放初期的副市长金仲华先生，也在该报社担任过记者呢。

外滩这一头的广东路，基本上是“洋”天下，浸染在外滩氛围里，浓得化不开。过去如此，现在也处处散发着类似的气息。但随着深入其中，洋味开始变淡，老马路自身的精彩和魔力，才一点一点展开。

摘自《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