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杨-维尔纳·穆勒：民主真的在危机之中吗？

2017年秋季开学前，普林斯顿决定要求每一位大一新生在暑期阅读杨-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解读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在众多书目里选中“民粹主义”，其中自然有特殊的用意——校长伊斯格鲁布（Christopher L. Eisgruber）在寄语中写道：

“很多人说，民粹主义正在欧洲、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抬头。尽管很少用哪怕最粗略的术语定义所谓‘民粹主义’，他们仍乐此不疲地争论，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民粹的时代’。”

寄语中的紧迫感不言自明。自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有关“民粹”的讨论和担忧愈演愈烈。埃尔多安修改土耳其宪法扩大权力；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一度成为法国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入阁奥地利联合政府，执掌外交部、国防部等关键部门；德国选择党在大选中一跃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一连串的信息被解读为右翼民粹势力卷土重来的信号。

右翼浪潮前，“民主危机”之感深深笼罩着舆论界。政治学家约翰⋅基恩断言：“民主危机已经发生，而民粹主义是民主危机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反移民、种族主义倾向、仇外……这些和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的因素，正日益侵蚀大众的思想。

但在《解读民粹主义》一书作者杨-维尔纳·穆勒看来，尽管人们频繁地使用“民粹”，却尚未确立有关民粹主义的一致理解——可以将民粹主义直接划归为反精英主义吗？民粹主义可以视为民主的极端化吗？谁又代表了民粹主义者口中的“人民”？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到底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2018年10月，穆勒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于北京大学进行讲学，并发表了名为“民主制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的学术报告。报告中，穆勒批判性地探讨了当下有关“民主危机”的种种论断，试图通过澄清民粹主义概念，重新阐述当前的民主状况及其结构性危机。

民主的危机在民主之中

在谈及民主时，人们很难不想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本书出版的九十年代，西方世界正身处前所未有的信心之中：在一战、二战之后，民主又赢得了冷战。福山在书中乐观地写道：“如果事态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发展，那么走向民主的普世的、方向性历史的理念就有可能被更多人所接受，而现代思想的相对主义困境将会在某种意义上得到自我解决。”

二十多年以来，福山预想中“民主的普遍历史”尚未显现，西方对民主信念的极度乐观却转换为深沉的悲观。连福山也承认：一些在上世纪90年代看上去颇为成为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事件中断了中东的传统统治，但在民主化上贡献寥寥：此后，专制政府夺回权力，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深受内战折磨。挑战民主的价值的诸种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兴起，它们在民主世界内部引发深层动荡，且往往具有出人意料的韧性。

但在杨-维尔纳·穆勒看来，这并非当前民主面临的真正危机。他和福山在根本立场上意见相同。两人均认为，直到今天，民主的价值本身尚未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全面挑战或系统性否定：如今，尽管存在其他意识形态的替代性选项，且尽管这些意识形态的实践——如神权政治、贤能政治等政治形式依然在当今世界版图上占据坚固的位置，却再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像民主那样，将自身论证为一条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了。

那么，既然民主价值本身依然根基坚固，又该如何理解今天的民主危机？

“我们不能将今天的政治冲突和民主危机归结到某种意识形态或观念的冲突上，它们并不足以解释目前现状的复杂性。”穆勒表示，他同样反对将民主的弊病归罪于“人民”本身的弊病，“诸如断言人民天然就是盲目的、愚蠢的，这只会往往叫人放弃积极参与政治行动的意愿”。

在穆勒看来，民主的危机在民主之中，它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显现：用他的话来说，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一种堕落形式”，和民主一样，民粹同样宣称自己为了“人民”——它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实现民主的最高理想：“让人民统治！”

对穆勒和福山这样的学者而言，2016年的两大事件具有不容忽视的危机意味：英国选民公投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则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意外取胜。这意味着，在世界上两个最老牌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民粹主义已经获得了选举的成功。

也正是从2016年开始，穆勒开始频繁出现在大学讲堂与电视荧幕上，孜孜不倦地向学生和公众传达民粹主义的危害。其中的政治紧迫感不言自明——穆勒担忧，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上的接连胜利，将使得当下民主制度转向一种威权的民粹主义统治：民粹主义的统治者正熟练地使用着有关民主价值的一套修辞，以推行一套公然反民主的政治形式。

然而，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穆勒又如何断定，诸如特朗普、法拉奇这样的政客可以被划分为民粹主义者？他们会带来何种危害？

什么是民粹主义

“这将是真正人民的胜利！”

2016年6月23日，在英国脱欧投票结果明朗时，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以胜利者的姿态激昂地宣言：“我们与跨国公司斗争，与大商业银行斗争，与大政治斗争，与谎言和腐败斗争，而今天，诚实与正直将要胜利。”

这段话被穆勒引用他的新书《解读民粹主义》里，作为呈现民粹主义话语的典例：政客以人民的名义，宣称只有某一部分人民才是真正人民。“而那48.1%在投票中反对脱欧的人民似乎没那真实了——确切地说，他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作为适当成员的身份受到了质疑。”

通常，人们将民粹主义者视同为反精英主义者，但穆勒认为这样的定义并不准确。尽管民粹主义者所申扬的“人民”在政治立场和社会经济地位上往往与“精英”对立，但未必所有批判精英的人都可划归到民粹主义阵营。穆勒指出，在反精英主义之外，民粹主义还有一项重要特征：反多元主义。

“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这意味着，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客会独断地否定其他政治竞争力量的合法性，他们往往主张，这些政治竞争者不过是道德败坏的精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客会将特定的群体——往往是反对派——排挤出“真正的人民”，就像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特所说，真正的人民总是从实际的公民整体中“提取”而出；无论在何种层面，民粹主义者都不会承认所谓“合法反对者”的存在。

在穆勒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想象政治的特殊方式：它将勤劳无辜的民众与腐败的精英或不劳而获的底层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鲜明的道德政治色彩：理想的、真正的人们总是面目相似，他们道德，纯洁，不会犯错。为此，一切政治反对者不仅是错误的，更是不道德的——在民粹主义政客的口中，他们成为邪恶的伪善者，成为人民的“叛徒”，而只有他们才尊重和代表真正的人民。

通过分析美国、委内瑞拉、土耳其等国的政权特征，穆勒指出，这些政权往往具有鲜明的“威权民粹主义”统治特点：

其一，民粹主义政权总是试图“侵吞”国家。这与其反多元主义的核心宣言关联：民粹主义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广泛地宣扬自身的合法性，他们宣称，“国家为人民存在，而我们代表了人民；因此，我们统治国家，意味着人民统治了国家”。

其二，民粹主义政权总是带有浓郁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色彩，这意味着，政权倾向于仅仅给予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以官位和利益，唯有通过对政权的效忠与服从，人们才能获取所需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并且，基于其“只有一部分人民才是真正人民”的立场，民粹主义政权理所当然地维持着“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社会和政治权益”的状态。

其三，民粹主义政权总是倾向压制来自市民社会的反对和抗议。以土耳其政变为例，穆勒指出，民粹主义政客通常宣称，这些抗议者并非真正的人民，并拒绝承认他们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成员。“民粹主义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穆勒表示，“但事实上，民粹主义里没有人民”。

结构性挑战：何去何从？

“双重国家”曾被德国历史学家用于刻画纳粹时期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历史学家发现，尽管纳粹德国整体呈现的野蛮和攻击性面貌，在日常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德国似乎仍然被正常的资产阶级规则和资产阶级生活主导——当然，在这看似平静和有序的市民社会之上，国家雄踞其上，占据绝对的特权地位。

“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双重国家’的状态中。”穆勒如此描述下的境况。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尽管不再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确实涌现出了民主衰退的迹象。诞生于代议制民主土壤之中的民粹主义政权，和民主社会构成了诡谲的并行，并日益渗透后者。

问题是，为何民粹主义的势头如此汹涌？更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民粹主义者那一套有关人民与非人民的叙事，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叙事畅通无阻？

在穆勒看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在不同国家有复杂的原因，但至少有两个结构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兴起。

首先是公共领域的巨大变化。多党派和自由媒体曾是民主制度的基底：它们构成了公众和统治阶层之间的中介媒介，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政治力量和政治话语的多样性。——“但现在，政治家开始倾向绕开媒体，直达民众了。”穆勒表示，今天，特朗普大声将媒体驳斥为“骗子”“伪善者”，并使用脸书等平台直接向民众传达自己的观点，政治家与人民的距离正急速缩短。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谓代表民主的党派与媒体立场的变化，而在于如今媒体或党派运作方式本身的变化。”穆勒指出，中介机制的失效扩大了民粹主义的话语的渗透力和影响性，而公共领域正面临丧失其多样性的威胁。

另一结构性因素源于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在穆勒看来，我们对于“人民”的传统信念正日益崩塌——共同的政治行动日益减少，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同样显著下降。“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清晰的‘同胞’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和社会认同同样不再稳固”。

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曾指出，民粹主义涉及三重简化：一是社会政治学的简化，即将社会矛盾简化为同质的“人民”与腐朽阶级的对立，二是程序和制度的简化，以此削弱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多重中介力量，第三则是社会纽带的简化——随着传统信念的崩塌，这些纽带正日益被化约为同质的身份问题。

穆勒的见解与其不谋而合。他们共同担忧，诞生于民主之中的民粹主义，将对民主所以立足的多元性带来巨大的侵蚀。

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穆勒并未在讲座中给出答案。“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