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可波罗｜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征引马可波罗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马可波罗”条，朱一新1892年刻刊的《无邪堂答问》卷二已引证马可波罗，袁同礼先生若知此条，当会列入他1954年所拟的马可波罗书单中。

朱一新任教广雅书院，以成就两广学者甚众而著称，亦值得一记。

多事之秋“治经不如治史”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卷三）有朱一新传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章为“陈兰甫 附：朱鼎甫”，约一半篇幅论朱一新。第十四章“康长素 附：朱子襄、廖季平、谭复生”，亦多处论及朱一新。

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就读于杭州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官至陕西监察御史。1885年8月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为六部主事候补，以母病告归。“为谋甘旨之需，致书知己求助。”

1887年8月，朱一新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有勤苦嗜学的学生问读书方法，因“言语不通，答以笔谈，几于手疲”。1889年转任广雅书院主讲，1891年接替梁节庵（鼎芬）任书院山长。广雅书院由张之洞所创，1888年开院，收录广东、广西100名高才生员，学制3年，分经、史、理、文四斋肄业，延请四位主讲，山长专授经训、性理、史事、辞章。朱一新设新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诸生赋以册记，质疑问难，以次达焉，成就甚众。”

光绪十八年（1892）秋，应院内师生请求，朱一新将过去几年的问答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刻印成《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是广雅书院讲堂，由张之洞命名并题匾，源于《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卷三）朱一新传略 来源：作者提供

朱一新于光绪二十年（1894）去世，时年49岁。清末民初仍有古风，通常不直呼人名，多称朱鼎甫、朱蓉生。

朱一新弟弟朱怀新是1889年进士，1896年任广东顺德知县期间，将朱一新遗著合编成《拙盦丛稿》16册，收录有《无邪堂答问》。另有康有为编《朱一新论学文存》行世。

《无邪堂答问》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将与诸生问答之语抄录成帙，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

《无邪堂答问》于1892年首次刊出，可惜书成两年后，朱一新遽卒，“无以赴其所志”。广雅书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重刻，足见其颇为学子看重。

钱穆认为，《无邪堂答问》一书可见朱一新论学大旨。他留下了很多精深卓越的论学语录，至今读来仍有教益：

“读书穷理，实事求是。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

“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

 “近时学者，流弊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

“今之学者，义理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

“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

“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

“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

“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

《无邪堂答问》卷二征引马可波罗

蔡冠洛书中说，朱一新在翰林院时，曾受知于李文田，与袁昶、朱采、黄国瑾友善。李文田是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以操履端洁、学问渊博著称。

李文田是继龚自珍、徐松、魏源、何秋涛和张穆之后著名的边檄史地学者，著有《元朝秘史注》、《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地名考》等，对洪钧、朱一新、袁昶、沈曾植这一批学人深有影响。

袁昶是浙江桐庐人，与朱一新同年生，同年考取进士。他出自上海龙门书院，师从刘熙载。在总理衙门任职时，袁昶曾协助洪钧搜集元史方面的文献资料。

黄国瑾是贵阳人，与朱一新、袁昶是同年进士。朱采是同治三年（1864）优贡生，朱一新赴广东任教时，朱采任广东雷琼道。

由此可知，朱一新与洪钧、袁昶、沈曾植同为一个知识圈子，重视边檄史地、元史、中西交通史研究。

《无邪堂答问》中，有多篇涉及边檄史地、中西交通的题目，如新疆形势论、吉林黑龙江边防考、黑龙江边界、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西学、西人重学、中学西学关系、西教传入、近人至外洋、吉林去俄罗斯远近并其地形势、仿辽史例作元史部族表、伊犁边界、新疆造铁路利病等等。

其中，卷二首篇文章《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证引了马可波罗。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广雅书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版。 来源：作者提供

这篇文章很长，共60余页，是对一名叫黎佩兰（字泳陔，高要人）的生员所作题为《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论文的评述，所涉内容极广，引证文献繁杂，主旨是论证景教不是天主教。

文章从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之事开始论述，引钱大昕《景教考》，说明大秦景教碑于明万历年间出土，碑在西安府崇圣寺。西方在华传教士很早就通过中国文士了解到碑文，给予重视。“南怀仁辈何从知之？盖中土文士徐光启、李之藻者流为之润色。徐、李等皆彼教中人，亦无足深责耳！”

朱一新文中引经据典，阐述外来各宗教的历史沿革，认为景教即火教，“为避唐讳，则曰景教”。摩尼即回教、天方教。

“唐时夷教入中国者有三，《唐文萃》戴舒元《兴重严寺碑》云：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狄神焉。”

“钱大昕《景教考》引作秋神，狄、秋皆袄字之伪。袄教不识佛法，其教早入中国，当始于晋，戎乱华时固或有之。汉武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疑即此也。”“袄神之教见于《隋书》，其教初入中国，中国人以妖呼之，后乃以事天神之故，讹从天而造袄字耳。”

“杭大宗《续景教考》以摩尼为回教，其说良是。顾亭林亦谓回鹘为回回。天方为回教祖园，今之阿剌伯，唐之白衣大食也。”

 “大秦则火教也，摩尼则回教也，袄神则婆罗门教也。此皆来自西方，在释教之外，而皆与天主教无涉。旧说以景教为天主，非也。”

“唐贞观三年置波斯寺，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开元二十七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

“婆罗门在西教中为最古，流行亦甚广。魏默深（源）、何愿船（秋涛）皆以婆罗门为旧回教，非也。回教本于耶稣，亦本于犹太。惟以犹太为出自婆罗门，可也。”

“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本立波斯寺。”“耶碑称大秦，乃今土耳其东部之地，当夏商时为巴庇伦所居。周景王九年，波斯王居鲁士灭巴庇伦而有其地，火教由是西行。”

“波斯既衰，巴庇伦属希腊，希腊为罗马所灭，地入罗马。罗马后分为二，东罗马复见灭于土耳其。大秦本出波斯，东罗马旧为波斯属地，唐初波斯灭于大食，已改从回教，而来唐传教之阿罗本，乃东罗马人。”

“当希腊罗马盛时，所奉火教神教，不过如番人之信鬼祷求祸福，于其政治无与。自耶稣出而欲帝制自为，身膺重戮，教王既立，遂干各国政权，妄自尊大，以愚其民，文学因之日堕。”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征引马可波罗段落，广雅书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版。 来源：作者提供

朱一新征引马可波罗两段，出现在文末：

“至其教入中国之始，据西人所撰《东游记略》云，有波罗马哥者，于宋末元初遍游燕京、苏杭、闽滇，曾知扬州，行中书省事。至元二十五年，教王遣约翰来华，劝元帝崇奉西教，元帝不从，而立教堂于京师，入教者六千人。教王复遣安得烈为之辅，后为景教人所嫉，几被戕。约翰死于至顺三年，嗣之传教者名尼哥拉，其言夸诞，类黠夷所为，而书中屡称景教，并云杭州有一景教堂，可知景教之非天主，彼固分别甚明也。《外国地理备考》谓，欧洲自与土耳其战后，遂与蒙古达尔哥斯丹各王结约，以拒土耳其。宋理宗淳佑六年，有数徒赍教会函往投蒙古国主，嗣后往蒙古、印度者益多，然则马哥之来中国，容亦有之。”

朱一新这篇文章是一份极扎实的文献综述，反映了当时学者对景教、天主教、回教、摩尼教的基本认识。文中提到至元二十五年教王遣约翰来华，所说的“约翰”，即著名的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nino）。英文“约翰”（John），意大利文写作“Giovanni”，旧译“若望”。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有若望孟高维诺传略，他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名义来中国的第一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大都（北京），获准“立教堂于京师”。传略中未提及“教王复遣安得烈为之辅，后为景教人所嫉，几被戕”，以及“嗣之传教者名尼哥拉，其言夸诞，类黠夷所”。朱一新说“约翰死于至顺三年”，即1332年。方豪书中说他死于1328年，当出自教会资料，更为准确。

朱一新所说虽与西方文献资料略有出入，但也必有所本，他的结论无疑也是正确的，即“景教之非天主”。引文中称马可波罗为“波罗马哥”、“马哥”，他引证马可波罗，是作为早期天主教来中国之事的一证据，同时也指出马可波罗之来中国，“容亦有之”，并非不可思议。

朱一新提出的景教、天主教、摩尼教、火袄教等课题，后亦由出自广东的陈垣先生续接完成。马可波罗与基督教来华之事，至今尚有遗绪，意大利存有一部“马可波罗圣经”，扬州现有元代意大利人碑铭，而景教碑本身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一重要课题。

美国芝加哥一出版社（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09年出版的《景教碑：在华基督教一份古代记录》（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 Ancient Recor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一书，主编是Dr. Paul Carus。书中刊发了景教碑碑铭的中文原文和英国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英文译文，并收录了丹麦人霍尔姆（Frits Holm）的自述。在西方，景教碑被认为是与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诏书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刻有古希伯来文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和墨西哥阿兹特克太阳历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s）一样重要的发现，这个说法出自霍尔姆。来源：作者提供

1907年，霍尔姆在陕西，当时景教碑还没被移至西安碑林。霍尔姆于1907-1908年间到陕西，试图将景教碑“买走”，见行不通，便花了100两银，在西安请当地石匠仿照原碑制作了一复制品。从西安运至郑州，通过火车运至汉口，上船经上海至美国纽约，后被梵蒂冈博物馆收藏。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 Ancient Recor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y Dr. Paul Carus，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9, p.22. 来源：作者提供

1908年1月，汉口，霍尔姆雇佣的民工将景教碑复制品装车上船。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 Ancient Recor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y Dr. Paul Carus，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9, p.31. 来源：作者提供

清末民初两广人才之盛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云，光绪十一年（1885）秋，“是岁应乡试不售。时所问策，有宋元学案及蒙古事，场中无能对者，皆来抄问。粤城传之，策为刑部沈子培所拟，余知沈子培以此也。”沈子培即沈曾植，据沈曾植年谱，是年，沈曾植36岁，在京师刑部任职，不在广东。大概是预先拟定了策问，赠予广东乡试主考官，时有旧例。由于这道策问无人能答，广东学子大为震动，由此印证广东学子当时对边檄史地研究尚不够重视。

朱一新去世三年后，得到了朝廷的追认。“二十三年（1897），以学政恽彦斌奏，奉旨赏加五品衔。”朱一新在端溪书院和广雅书院执教期间，倡导实事求是，学以致用，重视历史，“不张皇”的学术精神，轻重向背，符合时代潮流，当时已为政界和学界所承认。

岑仲勉先生是广东顺德人，1903年考入广雅书院（当时已改名为两广大学堂）。他后来虽学了税务，做了职员，但最终还是转向“求有用之学”，专心从事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史地考证》（1962）一书的前言中，提到1947年撰写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旨在证明沈曾植的吉尔吉斯高原说“最稳”、“大致不错”。这可能是他对广雅学院和沈曾植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学术精神和学术风尚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正所谓教泽广被，惠泽后人。陈垣先生是广东新会人，他说少年时在老师书房里见到张之洞的《书目问答》，看了书中所列书目，眼界大开。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人，高小毕业，在家设塾。据王力先生说，他在20岁那年，在一李姓乡绅家里做塾师，李家先父曾在广雅书院读书，留下了14箱藏书。王力先生说，这是他的转折点，读了这些书，才明白了什么叫学问。1926年王力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属第二届学生，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是梁启超和赵元任，梁任公对论文评价甚高，“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眉批还有“卓识”、“开拓千古，推倒一时”等语。赵元任先生则批评道：“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对自己认为不存在的事物，用“未见、未闻、未知”等词较为慎重，避免说“没有”。据张谷、王缉国的《王力传》，他此后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明清两朝，设两广总督，广东的书院也招收广西生员，使两广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而张之洞办学，朱一新执教，涵养人才之功，也是时所公认。清末民初之际，两广军政和学术人才领袖群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皆出自广东，并非偶然。

1926年3月，广东和广西在军政、民政、财政三方面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从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序幕。7月１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正式北伐。

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回忆录》 来源：作者提供

国民革命军共有八个军，号称15万人，实际兵力为5万人。自起兵始，由南向北，以雷霆万钧之力、秋风扫落叶之势，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仅两年时间，便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挥师入主京师。1928年6月11日，白崇禧率第十三军一部进驻北京，在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他对北京各界人士发表演讲称：

“自古以来，凡统一中国皆为由北而南，从未由南而北以完成此一神圣大业者。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至天津，至于进入北京，实以这一回为首次。自珠江流域而生之武力达于北京，则实历史上第一次也。”

白崇禧时年35岁，他以历史上由华南领兵入北京的第一人之姿，阐述了一种历史观。这样一番有力的话，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清晰的历史意识，是很难讲出来的。

192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结束了自清亡以来军阀割据状态，实现了国家统一。完成这一壮举，“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而两广人才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亦是不证而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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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