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藏书家韦力：古旧书店与买书人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藏书家韦力是一位博爱的先生，这里的“爱”特指“古书之爱”。拥有九千多部古籍善本的他因为嗜书，进而对古书交易这个行当以及经营者倾注了不少感情，四处寻书并结交同仁，交谈中时时不忘关心店家的生存与行业的未来，最终洋洋洒洒著成三本大书：《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

在韦力先生看来，私人旧书店、古今旧书街与国营旧书店，这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旧书业的现况，这是他寻访这些古旧书店的原因所在。韦力先生说，爱书人对古旧书店的经营者往往又爱又恨，但在这三本书中，他更多地扮演着记者或行业调查者的角色，更多的是客观描述。

不管是在行文的字里行间，还是访谈中，韦力先生都在表达以及强调“人情”和“感情”。他认为，买书人与卖书人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关系，它还包含着许多人情在，“这正是旧书经营与新书经营的最大区别”。走入熟悉的店堂，见到可以聊天的朋友，虽是寻书之外的快乐，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甚至奢想，有一天自己老到走不动时，也开一家旧书店，“不管来者买不买书，只要爱书人能够陪着我聊天谈书，就已经很快乐了”。

下述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韦力先生的专访。

藏书之路

澎湃新闻：您以嗜书如命、藏书成癖而声名远播，您是如何爱上古旧书，又怎么走上藏书这条路的呢？是否存在一个契机？

韦力：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那个时期书店里的书很少，买书的方式与今完全不同，买书人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去盯着沿墙而立的书架，想看哪本书则请服务员取出放在柜台上，但若连看过几本还不买，服务员的脸色就很不好看，那时年幼的我心情之忐忑可想而知。正是因为当时留下的这种印象和积累下来的饥饿之感，使得后来改革开放后，书店供应充足时，我便有了报复式的狂买。当然那时所买之书都是新出版物，好在那时书的数量远不如今日丰富，故那些年书店所出之文史书，几乎一一买到。再后来，书籍的品种井喷式增多，到了买不胜买的程度，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书海无涯金钱有限，于是就有了选择的意识，而在选择的过程中，渐渐感受到自己对古籍的偏好，故开始购买点校古籍，再后来开始买古籍影印本，又因偶然的原因，踏入了旧书店，从而意识到：既然能买影印本，为何不买原本？更何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时原本的价格比影印本还要便宜，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大略持续了十年左右，而这个阶段正是我狂买古籍之时。

但我在那个时期依然不懂版本，真可谓装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随着古籍市场的变化，再加上自己财力有限，从此又渐渐懂得了应该买哪些古籍书才更有价值，而后又遇到了真正的懂行人指点，由此而走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收藏之路。但最初买书，并没有想到能买到怎样的规模，只是不经意间走了三十年，蓦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的藏书到达了怎样的程度。

澎湃新闻：听说您的藏书楼有六百平方米，藏有八千多部、十万余册古籍善本，同时您也在为自己的海量藏书编写目录，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藏书目录的编纂方式？

韦力：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我在天津的藏书楼，因为我曾在天津工作八年，当时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型的藏书楼，然而我在前几年已经将这些藏书迁到了北京，故那座书楼已然成为了别人的居所。在北京，我只是将这些书堆放在了书库内，再建一座藏书楼，这也是我的梦想所在，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

对于藏书目的编纂，我从2003年非典时期就已开始，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今日。编目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乃是因为在编写过程中，几次改变体例，到近几年的最后一次改变，则是将其写成了提要的方式，这种编目方式更能揭示藏本自身的价值。近些年来，有很多图书馆都出版了馆藏善本图录，这些图录使爱书人能够看到一些珍善本的原貌，但如前所言，图录也像展览一样，仅是展示某一部书的一页或两页，无法让读者一一看到书中的各个妙处。显然将这些典籍全部影印出版，工程太过浩大，并且也不现实，而提要式的目录，则可以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知道某部藏本的大致状况。

同时，我始终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多典籍，乃是上天赐予的福份。有些典籍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变成了孤本，但这种状况绝非作者本人的意愿，否则的话，那些作者也用不着费心尽力写书刻书，也就是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我有幸得到了这样的书，只是得到了书的物理形式，我并没有进入作者的思想，故这些年来，我选择性地影印出版了一些珍本和孤本，但这样的仿真出版速度毕竟很慢，而提要式的目录则等于是用间接的方式，来揭示它们的内在价值，这也就是我如此改变编目方式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小的更正，那就是您在问题中的所言：第一，经过编目整理，我所藏的古籍已经超过了九千部；第二，若以册数来算，我的藏本其实没有达到十万册，而具体的数量只能等我编完之后，才能准确给出。

澎湃新闻：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在古旧书店买古书的经历？

韦力：这些年来，我的买书由公开渐渐转入了地下，还是那句话，在拍场上与大力者决斗，虽然偶有惨胜，但同样浪费了很多弹药。挣钱毕竟不容易，爱书人都会想用有限的钱买到更多的好书，因此买书也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而这其中的秘密，我暂时还是不透露吧。

但有一件事值得念叨几句，那就是前两年我在某拍场会上买到了几件西夏文献，这些文献均为西夏文，有刻本、活字本、写本和版画等各各门类，因为西夏文献在市面流传极其稀少，而通常见到者，大多为臆造品，能够整批的出现在拍场上者，此为第一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批文献在这一场拍卖会上没有引起各位大佬的关注，让我得以捡了便宜。我不认识西夏文，但我可以请专家来研究，经过他们的指点，让我明白这些所得的确珍罕，尤其其中一件的内容，可谓填补了历史空白。因此说，我的买书经验乃是要收集更多的资讯，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而在拍场上买书，要尽量心态平和，给出自己最高的心理限价，即使得不到，也要坦然面对，因为天下的好物不可能都到自己手中，一定要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坦然。

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

澎湃新闻：“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分别是寻访国营古旧书店的“书店寻踪”、寻访私家古旧书店的“书坊寻踪”和寻访古旧书市场的“书肆寻踪”，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要做寻访，写作这样的三部书呢？

韦力：爱书人有个悖论，就是对古旧书店的经营者又爱又恨，比如大藏书家黄丕烈，他在高兴的时候称书店经营者为“书友”，当他不满意之时，又将这些人贬斥为“书贾”。其实，从书籍流通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书商，也就没有了书籍的流通，也就不会成就许多大藏书家。而藏书家对于书贾的爱恨情仇，并不单纯能用“得鱼忘筌”以蔽之。古书跟新书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古书变得十分稀有，甚至成为了孤本，而藏书家有个共同的心态，我将其总结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好书人人都想得到。某书商觅得一部孤本，将此卖给哪位藏书家，此人得到后当然欣喜若狂，而没得到者，当然就怨恨连天，这种心态很正常。但既然是孤本，书商得到也很不容易，这正如他有一位妙龄千金，再多的人来求之，他也只能许配给一家。当然，书商的选择除了谁能出最高价格之外，同时也会考量到长久的交往问题，故而书商将某书卖给某位藏家，当然有其道理在，因此对于书商的评价，不能完全听藏书家的一面之词。

从版本鉴定角度而言，其实有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眼力不在一些大家之下，比如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这五等中的前四等可以合并为“读书家”和“收藏家”两类，第五等被称为“掠贬家”，虽然有人认为这个称呼略含贬意，但即便如此，洪亮吉还是认为古旧书的经营者也是藏书家中的五等之一，这足见古书收藏跟新书收藏的最大不同，这也正是我尊重古旧书经营者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演变情况看，早期的书商主要是私人经营，因为书商的汇集，渐渐形成了书肆，而1949年之后，因为公共制运动，使得私人旧书店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基本成为了国营旧书店，这也正是我将书店做三分法的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后，古书不再被视为“四旧”，还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故私人旧书店再次兴起。而以往写旧书店的文章大多是在公私合营之前，虽然关于古代的旧书店和新时期的私人书店也有一些相应的文章，然而以一个人的视角一一寻访国内的旧书店，我似乎还是第一个，故这三本书正是想展现新时代旧书店的生存状况，通过与店主的访谈，来讲述他们经营旧书店的喜怒哀乐。

古旧书肆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在，比如北京的琉璃厂，这里能够形成书肆，一者跟清人入关后的政策有关。满人定鼎中原，进入北京后，将汉人赶到了外城，只许满人住在内城，但因满人数量有限，朝中的大臣大多还是汉人，这些人如果住得太远，进宫内上班不太方便，而琉璃厂一带虽在内城之外，却距离天安门很近，于是这里渐渐形成了文人聚集之地。其二跟后来的科举考试有关，各地的举子都居住在琉璃厂附近，等候考试，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需要读一些相关之书，而有些举子考试完毕后，又会将所得之书处理掉，以便轻装返乡，正是在这一买一卖之间，形成了书肆。而书肆的繁荣一直到科举考试结束后，仍然持续，直到今天，琉璃厂依然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书集散地。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之前，各地的古旧书店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其改造方式是每个城市只留存一家古旧书店，北京是全部合并进入中国书店，上海则汇入博古斋，其他有古书流传之地也都是这种模式，故从公私合营之后，直到今天，国内的古籍书店基本以国营店为主，虽然各个城市仅一家，但是他们汇集了多家私人旧书店的货底。这些国营书店各家经营状况有好有坏，有的已经转制，甚至倒闭了，但还有些留存至今，而这些遗存的古旧书店，依然是这个行业的主体，所以我将其写入三部曲之一。

因此说，私人旧书店、古今旧书街与国营旧书店，这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旧书业的现况，这正是我寻访这些古旧书店的原因所在。

澎湃新闻：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部寻访各有什么特点吗？

韦力：如果说特点的话，其实这三者各有侧重。私人经营的古旧书店因为货源有限，故大多是以旧书为主，有些店甚至主要经营二手书，也有一些店因为历史原因或者特殊机遇，他们有一些古书，但总体而言，私人古旧书店有质量上乘古书者并不多。古今的古书街，按照历史原因，其实主要是北京的琉璃厂和上海的福州路，其他地区的古书街大多因为古旧书业的衰落，已然不存在。但从历史的角度，却不能忘记它们对古旧书业所做出的贡献，比如开封的古书街，早在北宋时期，就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书籍流通之处。幸运的是，这条街到今天还存在，虽然现在这里的书店出售之书大多是新出版物，但书街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千年以来，薪火不断，这也足令人感到欣慰。

国营的旧书店也有历史的起伏。公私合营之后不久，又赶上“文革”，国营古旧书店为此收购了大量的历史典籍，但因为私人买书者已经很少，故当时的这些书店主要供应给公共图书馆，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然而这些机构毕竟购买数量有限，一是由于这些典籍图书馆内大多有备，二是因为一些中小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无法大量买古书。几个原因的叠合，使得国营古旧书店有了巨大的库存。但书店毕竟属于经营业，多收少出，使得它们经营困难。改革开放之后，古书终于可以自由买卖，由此而让国营古旧书店焕发了第二春，他们拿出大量的书来供应市场。最初的几年属于买方市场，书店大多会对买书人极其照顾，但随着古旧书拍卖的热度上升，这种局面反转，古旧书业成为了卖方市场，要想买到好书，爱书人就要多方打听何时开办书市。随着购买者的增多，国营古旧书店的货源也成为了出多进少，甚至只出不进的局面，货源的枯竭也使得这些国营书店产生了惜售心理。

从历史规律而言，存在就是合理，而我的所写就是想从客观角度来描绘出这三种业态的实况。

澎湃新闻：您的书中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对于早年国营书店更愿意把书卖给公家图书馆的怅恨，另一点是对古旧书拍卖市场兴起的不甘。在货源紧张、买卖方式又发生转变的当下，您现在的购书模式是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呢？是以实体的古旧书店为主，还是以拍场为主？

韦力：这里要更正一下您的理解。我要慎重地申明：我并不反对国营书店更愿意把书卖给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主要是私人藏书，但同样也有公共藏书，只是这种观念未曾深入人心，始终未能形成气候。乾隆年间的周永年提倡儒藏说，由此而有了后来《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又有了四库七阁，虽然北四阁处在皇家禁地，外面的读书人难以进入，但南三阁却明确地规定，读书人可以去观书，这也应当算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吧。

今天国内的各家图书馆，其建构方式主要是参照了西方的经验，它们从清末时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却并没有相应的藏书，故公共图书馆内的古籍基本是靠收购藏书家的旧藏，比如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就售给了江南图书馆，而此馆又演变为今日的南京图书馆。国内富藏古籍的几个大馆，所藏善本大多数来自于几个重要的古代藏书家，所以说，私人藏书对公共藏书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在我的概念中，人与书之间还有着情感的交流，而图书馆的藏本，尤其是善本级的书，出于保护的原因，普通读者难以看到。虽然说有些图书馆也时常会举办古籍善本展，但那样的展览只是让读者隔着玻璃望上一眼。书籍与字画、瓷器不同，后两者既可悬挂，也可摆放，观赏者均可一览无余地看到古代艺术之美。而古书，因为书籍展览只能展开一部书中的某一个页面，读者无法翻阅，这使得书籍之美只能让读者尝鼎一脔，无法窥得全豹，这种观赏方式显然难让读者与书籍产生感情，如果说惆怅的话，这正是我的惆怅之处。既然公藏已经拥有了古代典籍中的绝大多数，那么我希望剩余在市场上的少量典籍，能够尽量地流转于爱书者之手，以便让每一位爱书人有对历史典籍一亲芳泽的机会。他们有了得书的机会与希望，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爱书种子，才能使得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藏书文化延绵不绝。

关于购书模式，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千年的书籍交流史上，以前人们主要是从私人手里去买书，这种交易方式太过单一，并且古代交通不便，若想得到心怡之书，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再加上资讯不发达，没有照相机、复印机，也没有微信，很难知道某处发现的某书，究竟是何版本，而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成问题。飞机与高铁的发达，使得人们可以瞬间赶往某处，去翻阅某部书。但天下之事永远是利弊互生，这样的便捷使得更多的爱书人竞争同一部书，而正是这样竞争的结果，才产生了拍卖这种较为公允的交易方式。如前所言，书店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为生，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拍卖会是实现这种想法的最佳场所，这使得很多好书流向了拍场。而如果欲得心怡之本，那也只能去跟同好们在拍场上一争高下。所以，爱书之情是不变的，但得书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正是因为拍卖的特殊优势，使得很多爱书人都转入了这个战场，而我当然不能例外。

古旧书店的经营现状与未来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写到这些年接触到的许多古旧书店经营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出身背景，又有各种各样的经营风格，您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韦力：如果说共同性的话，这些古旧书店的经营者都对书籍有着挚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以我的理解，从赚取利润的角度，商业形式千种万种，古旧书行业并非是上佳之选。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读书人口与世界读书大国相比，并不占优势，服务于小众，并且经营的品种又非高科技，显然古旧书业不是商业业态的上佳之选。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业主能够长年坚持经营古旧书业呢？虽然这个问题能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我还是觉得有一个核心因素，那就是他们对书籍有着不能割舍的爱。

就经营风格而言，这要看经营者本人的美学偏好，有人喜欢将店堂搞得一尘不染，整洁超过新书店，但也有人喜欢在店铺内随意堆积，这种感觉貌似蓬头垢面，但却能使爱书人体会到发现的快乐，因此，确实是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而我个人的偏好，则属于兼爱型，我觉得这两种经营风格各有各的美妙。

澎湃新闻：您探访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走访了国营书店、民营书店、古旧书店等各式各样的书店，您去过的最美的书店是哪家？

韦力：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荷马史诗》中的金苹果事件，帕里斯说这个金苹果属于阿芙罗狄忒，结果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夸赞哪个书店最美，与说某人最美一样，会有相类似的结果，所以我在这里需要打一通太极拳：我觉得哪个店都很美，古人说环肥燕瘦，故而胖有胖的丰腴，瘦有瘦的风韵，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是上佳之选。

就三者的经营特色而言，其实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国营古旧书店，因为他们的货源是汇集了不同私人经营者的货底，这些店卖出之书在品种上更为多姿多彩。私营的古旧书店因为起步较晚，错过了屯集货源的黄金时期，因此这些店的货品质量平均来说要低于国营店。但凡事都有例外，有些私营店主因为勤奋挖掘，有时会挖到“金矿”，也就是买下了某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整批藏书，这些书的出售当然能令爱书人大快朵颐。而古旧书街的集中经营也有其好处在，能够让爱书人有着“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畅快淋漓。

澎湃新闻：这么多古旧书店中，您经常光顾、得书最多的有哪些？

韦力：北京的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和上海的博古斋，乃是我去得最多的三家，同样也是我买古书最多的地方。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与这些店领导以及店员的熟识。

人是需要交集的动物，故买书人与卖书人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关系，它还包含着许多的人情在，这正是旧书经营与新书经营的最大区别。新书店只要把购书环境搞好，分类明确地把书上架即可，剩下的就是读者的选择。而古旧书店不同，古旧书每一部有每一部的妙处，如果套一句俗话来说，那就是天下没有一模一样的两部古书，故而选择古书更需要耐性，而古书业的从业者为了能够发挥每一部书的最大值，必须努力地研究收得之书的潜在价值，所以一些古书的经营者成为了目录版本的行家，他们的学识有时甚至会超过一些学者和藏书家，经过他们的指点，会让爱书人获得意外的知识。再者，一些卖书人熟悉某些老主顾的购书偏好，会有意地留下一些书给潜在的买主，这样的交往于是渐渐有了情感的成分在。而人和人之间，确实需要臭味相投，有些店员认识几十年了还停留在客气的层面，而有些店员交往不久，却成为了能共同探讨版本之学的好友，这样的店当然就是我愿意前往一逛的处所。虽然谈不上相看两不厌，但走入这样的熟悉店堂，见到能够聊天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澎湃新闻：寻访了这么多古旧书店，您对当今古旧书业的生存环境有怎样的感受？

韦力：就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的古旧书业正处在历史的瓶颈期。

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得中国人在经济上富裕了起来。几十年前，有句很有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按照中国文人的习惯，谈钱是很俗的一件事，所以才有了“阿堵物”这样的故事，但人们要注意到，说出“阿堵物”一词的人叫王衍，他的故事记载于《世说新语》中，如果你细读原文的话，你会发觉原来他家的钱可以堆一屋子。有钱人厌恶说出“钱”这个字，你也可以视之为矫情，但这个故事也说明了要先有钱，才能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只是人们崇尚的对象，但无人会效仿，而改革开放后，把金钱看得如此之重，虽然没有了王衍的矫情，但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我这么说并不等于是指人们只重物质享受而轻视了精神修养，但统计局给出的数字却很骨感，因为平均到每一个人，中国人一年的读书量真的少得很可怜。虽然说有很多学者在其领域出版了很多的专著，出版社的印书量每年也有几十万种之多，但爱书人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这种状况到今日仍然没有大的改观。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也对此予以了扶持，给一些独立书店进行经济上的资助，但毕竟中国的独立书店数量庞大，这样的实惠无法实现雨露均沾，故无论公私性质的书店，大多都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的产生当然有客观原因在，比如网络的冲击，电子化阅读的普及，新科技的发展等等，虽然说网络阅读也算读书，但毕竟这种读书方式无法促进书店的经营。这种局面如何改观，不是我能预言得了的事情，但就我本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走入书店去买书。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说您有一个“杞人忧天”的毛病，就是到了任何一家书店，不论是新书店还是旧书店，每当看到店里没什么顾客，都会心生担忧。现在实体书店经营比较艰难，不少独立书店关张或者被迫搬迁的消息一次次在朋友圈刷屏。您走访过这么多书店，您觉得实体书店想要有良好的经营状况，有哪些可借鉴的呢？您认为实体书店，尤其是古旧书实体书店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韦力：您说的很对，我确实有着杞人忧天的毛病。其实不止是对古旧书店，即使是我走入某家商店或者餐馆，看到里面冷冷清清的没有顾客，也会替店主发愁，虽然我知道同情心泛滥是一种病，这让我时常会想起一个书名——《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当然了，您看着很精明伶俐，肯定不在“我们”之列。但是，理性并不能让我改变自己的病态。

对于古旧书业，我与之打交道几十年，虽然自己没有经营过书店，但很多店主是我多年的朋友，这正如没有吃过猪肉，但也看过猪跑，所以对古旧书业内的情况也了解甚多。客观来说，哪个行业都有其困难在，人人都知道花钱容易挣钱难，古旧书业尤其如此，爱书人本来就是社会的少数，喜爱古旧书的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状态下，能够将古旧书店的经营搞得风生水起，显然是难上加难。

买书人和卖书人之间的关系，就有如唇齿相依。在网购发达之前，爱书人的购书渠道更为单一，如果没有旧书店的存在，爱书人很难找到心怡之本。到如今，网购已十分普遍，但古旧书行业却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在。就书籍的网购而言，新书更为便利，因为只要关注价格和品相即可，但古书不同，需要仔细翻阅，才能品出某部书的妙处。民国以前的售书方式比今天人性化许多，书商们会将一些书籍放在感兴趣的购书人家中，有时一放就是几个月，由对方仔细推敲，最终再决定是否买下。今天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可能。但是买古旧书关键是需要目验，只有实体书店的存在才能提供这样的场所和机会，因此，我依然希望这些书店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而经营下去的前提则是能够赚取利润，否则的话，书店将关门大吉，这也正是我时常担忧书店经营状况的原因所在。

从我访过的古旧书店来看，有些店主的确在经营方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也在寻求突破业界瓶颈，他们想出了怎样的办法，我已分别写入每一篇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我在书中的记录。而关于古旧书行业实体书店的未来，我想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以我的理解，只要人类不灭亡，还有获取知识的欲望，书店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虽然网络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那些资讯大多是碎片式的，唯有纸本书能够完整地呈现作者的所思所想，所以读纸本书的人不仅是获得了知识，更多者，是学会了方法论，我觉得读纸本书的人会有着更强的逻辑能力。因此说，只要有爱书人在，书店就不会消失，虽然人们的阅读品味在转变，审美情趣也在变化，但只要古旧书店经营者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就定然能吸引爱书人走入其店中，在四壁皆书的氛围内，培养出更多的读书人。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爱书人，您理想中的书店是什么样子的？您理想的古旧书市场又是什么样子呢？

韦力：我向往于古代书籍的交易方式。以民国时期的琉璃厂为例，那时规模较大的古籍书店都有几进院落，虽然门脸不大，但进深却很大，一般的读者只能在门脸房内挑选一些普通书籍，真正的好书其实并不上架，店主要留给更重要的主顾。在店堂后面的院落里，有一些雅致的房间，重要主顾来到后，都要走入里面，在那里喝茶聊天，甚至抽大烟，之后才会翻阅一些店主推荐的古书，买与不买，店主都没有脸色上的变化，这样的场景真的令人神往。

到如今，古籍善本已然奇货可居，这样的待遇也只能停留在梦中，因为向来买好书不仅是要有钱，同时还要跟店经理搞好关系，以便他能将好书留给自己。故能够买到心怡之本，对店主则有着千恩万谢般的感激，哪里还敢奢望躺在床榻上喝茶、抽大烟？

其实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我也与一些店主成为了莫逆之交，因此在得书的快乐之外，还有着交友的快乐，所以我走入某家古旧书店，坐在经理办公室内，没有大烟，但有茶，品着佳茗，看着善本，谈着掌故，那份惬意，岂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而这种感觉在网上交易是绝不能享受得到的。还是那句话，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需要交流，站在这个角度而言，无论网上交易多么发达，古旧书店依然会存在。我甚至奢想，有一天自己老到走不动的时候，也开一家旧书店，不管来者买不买书，只要爱书人能够陪着我聊天谈书，就已经很快乐了。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同普通爱书人分享一下逛古旧书店淘到好书的经验？

韦力：到古旧书店买书确实与新书店有很大的不同，这需要有很强的知识储备。我这样说并非故作高深状，因为买古书更需要有选择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具备，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近几十年来，因为人们对古书价值的重视，使得其价格一路攀升。挣钱如抽丝，花钱如流水，如果你不是富二代的话，建议你还是先努力学习相关知识，以便能用有限的钱去买到更心怡的书。

怎样才算是心怡之书，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搞专题收藏是比较务实的一种收书方式。书籍浩瀚如海，如果你将自己的精力与财力集中于一点，就很容易搞透某个门类，那么你在买书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亮点，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以合适的价钱买到更好的书。当然，与店员搞好关系，也同样重要，因为他们会在收书的过程中留意到你的专题，帮助你找到难得一见之本，虽然价格上可能会不便宜，但是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某部书可能始终存在你的脑海之中，现实中不得一见，从这个角度而言，让那些辛苦的店员多赚一点辛苦费，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澎湃新闻：您多年走访书楼书肆，写了《书楼寻踪》《书楼觅踪》《书魂寻踪》《上书房行走》等，还有这次的“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您接下来是否还有和古书有关的寻访计划？

韦力：对于藏书楼以及爱书人，我有着本能的亲切感，藏书到一定程度，就会本能地爱屋及乌。其实对于藏书楼的寻访，乃是以此来表达我对古代藏书家的尊敬之情，而《上书房行走》则是写当代藏书家的现况，所以从古代到当下，我都是用一个“书”字来贯穿，而“书店寻访三部曲”也同样是表达我对爱书人的礼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性，“书店寻访三部曲”乃是想通过个人视角，来客观描述当今的古旧书业实况，虽然结集的这三本书并非是当下这个行业的全部，但多少有着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更何况如果我还有精力的话，对于古旧书业的寻访，还会进行下去，以便在若干年后，能够出三部曲的续集。

除了书店业之外，我还会对一些与书有关的专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未来几年，仍会有多本相关的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