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照护900万个农村小学寄宿生？

黎涛每学期去学生家里家访时，发现大部分家长都不在家。他也理解这种状况，“这边家家户户基本五六个孩子，不出去打工，家里怎么生活？”他是广西一所山区小学的校长。

湘西某山区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宿舍楼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他所在的学校是周边唯一的完全小学，距离邻近乡镇有十公里，学生来自附近20多个屯。黎涛说，在学校370多个学生里，住校比例约占九成。在村里的教学点陆续取消后，学校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除了三四个走读外，也都住校。

在黎涛的记忆里，三十多年前，他所在的山区小学、初中就是住校为主。如今，作为校长，他对乡村低龄寄宿学校有了更深的体认：保障孩子的安全是学校的头等大事，但是专职照护人员很缺。

从2012年写博士论文时初次关注到农村寄宿小学，学者董世华这些年一直在调研农村寄宿儿童。关于这一群体的人数，澎湃新闻记者查阅到教育部在2018年公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底，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董世华根据农村小学生人数和历史比例进行推算，得出2022年这一人数在900万左右。

“近1000万人的规模，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农村，却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董世华看来，这些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安全意识不足，他们缺少更专业的照护，无论是生活还是情感上的需求，都较难得到满足。

这些年，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大为改善，但在一些学校，生活老师的编制和待遇问题仍未能解决。

“寄宿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

博士毕业后，董世华在贵州一所高校任教。从2014年开始，他带领课题组先后去到贵州、广西、湖北、山西、甘肃、四川6省（区）的16县34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开展田野调查。调查以乡镇寄宿制中心小学、村级寄宿制完全小学为主。

湘西某山区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宿舍内部

董世华发现，由于农村适龄儿童人数减少，许多村级小学撤并，相当部分适龄儿童集中到乡镇中心校就读，并且寄宿在学校。也有不少孩子由于上学远、家庭贫困、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不得不选择寄宿。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从2001年到2020年，“撤点并校”实施以来，全国的小学校数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这20年间，小学数量缩减了三分之二。

2018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谈及要建设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在三年级以上推行寄宿制。“原则上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

因此，学者通常将农村四年级以下的住校生称为“农村低龄寄宿生”。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周新成看来，低龄学生在校寄宿实则是“没有办法的里面最好的办法”。

周新成从2021年起开始关注农村寄宿制学校。他在有关县乡学子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方面，在父母外出打工，隔代抚养的情况下，孩子如果不在学校寄宿，很容易沉迷手机，久而久之，“时间的管控，价值观，自我的认同都可能出现问题”。

另一方面，在他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离婚率近年有明显上升，因为性别比失衡，离异的女性往往容易再婚。而男性离婚后，也希望再找一个伴侣，如果找不到，通常也会在外工作，容易忽略孩子。

“反倒是在学校，一个同辈群体当中，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心事，可以跟同学健康相处，建立稳定的关系，也能够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周新成说。

在周新成的调研中，除了低龄寄宿，有的农村家庭会采取一些折中办法：比如有些孩子会在村子里的教学点读到三年级，再前往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就学；还有些孩子由父母陪读三年后去到乡镇中心校独立寄宿。

“他们应被当作儿童，而不只是学生来关注”

黎涛觉得，乡村低龄化寄宿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除非村庄附近有产业或工厂，家长能在老家解决就业。

在董世华调研的这些低龄寄宿制学校里，学生宿舍通常住着10多个学生。他当时查阅文件规定，“住校标准是6个人一个宿舍，但实际上能达到8个人就已经不错了。”他见到一些学校的宿舍由教室改装而成，“放很多床在里面，实际上是变相的大通铺。”

低龄寄宿儿童的自理能力较差。董世华回忆，有的孩子晚上会尿床，不少宿舍的卫生间在外面，有的孩子夜里不敢起床上厕所。“要是配有保育员，生活辅导老师，或者宿管员，负责任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带着去一下厕所，否则有些孩子真的太小了，独自一人不行的。”

在他看来，低龄寄宿制学校承担了家庭监管的那部分时间，那么学生应被当作儿童被关注，而不只是学生。

在六年的基层调研后，董世华写了一本题为《农村低龄寄宿儿童生存境遇及国家干预机制研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农村寄宿制小学的管理理念应从“管制”转向“服务”。“在尊重儿童生活经验与身心特征的前提下，确立农村低龄寄宿儿童学校生活服务目标，落实生活管理与服务的内容。”

孙敏在贵州调研碰到一位留守儿童，她在乡镇中心小学上学，平时由爷爷在乡镇租房陪读。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孙敏曾在湖南衡阳调研一所全年龄段的学校。校内一个宿舍住着6个到8个低龄孩子，配有一个专职生活老师。学校给予这些老师专业培训，专职收入和保险，也比较关注孩子的情感和生活需求。

让她印象很深的是，学校老师会在每次月假后给孩子们洗头，查看他们头上有没有长虱子；每个生活老师配有一台洗衣机，他们把贴好姓名贴的衣服清洗好再分别晾晒；课余时间，生活老师还会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定时与家长沟通。

专职照护的“缺口”

三年前，孙敏开始调研农村寄宿制学校，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县域教育治理和青少年社会化。

孙敏调研过的一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寄宿。

在走访湖南和贵州等地的一些农村寄宿制学校后，她发现，学校最紧张的就是低龄学生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只有六七岁的儿童，他们基本没有安全意识。”

在黎涛所在的小学，有近20间宿舍，每间能睡十几个孩子。为了防止安全隐患，宿舍里没有插座，只有一个控制电灯的按压开关。学生寝室晚上也不锁门，如果有学生半夜要去上厕所，或者有急事，宿管能及时关照到。晚上校门是锁的，走廊设有监控，学校的两名校警，在门卫室能看到实时情况。

自理能力欠缺的低龄学生会有高年级的学生结对。“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自理能力差一点，不敢独自起夜，洗漱还没养成好习惯，学校会安排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住一个宿舍，五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住一个宿舍，以此类推，让高年级学生住上铺，低年级学生睡下铺，大孩子结对照顾小孩子。”黎涛说。

相比教学点，黎涛说，他们学校至少能保证每个科目有专业对口的任课老师，但是也还是缺专职的生活老师。

在周新成看来，专职老师缺乏是普遍现象。公立学校的生活老师也多是其他老师轮班兼任，有的地方财政紧张，给生活老师落实薪资和编制都存在困难。

轮值老师的安全责任压力很大。“安全问题一票否决，一旦出现一个事故，一年所有的事情都白干，绩效考核都会被卡住，”据周新成的观察，值班老师一般全程住在宿舍楼一楼，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前去观察。

2022年，董世华再次走访了一些农村寄宿制学校。他发现，与十年前相比，大多寄宿制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改善，但是专业人员配置仍然不太够。

他认为，农村低龄寄宿制学校需要既懂教育学、心理学，又懂育儿知识的人，“这些孩子太小了，加上很多在家里就没得到好的照顾，学校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建议，在学校开设相关专业来培养专门人才，同时财政向这些专业人员的待遇倾斜，“特别是生活老师或者保育员，应该给到编制。”

经费常常是掣肘的难题。学者孙敏建议，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就地转化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担任生活保育老师，“尤其是低龄儿童的母亲，就是非常好的照料人”。在她看来，这些女性经过简单培训过后，既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又有能力去照顾其他的孩子，还能有一定的收入。

孙敏和一批关注县乡教育的学者，通过对县乡学校、家庭、教育管理部门等进行一线调研，合著《县乡的孩子们》一书。

（文中人物黎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