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双屿：找寻“16世纪的上海”

2017年4月，我去舟山寻找传说中的“双屿”，那被史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的世界自由贸易港，以探究500年前中国与海洋文明那一场正面遭遇。

郑和下西洋后的半个世纪，哥伦布、达·珈马们登上了历史舞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航海将欧洲文明的网络从地中海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穿过马六甲海峡越过太平洋来到了东亚，在日本的长崎、中国东南沿海到菲律宾马尼拉之间形成了一个国际贸易走廊，这就是日本史家所谓“海洋亚洲”。参与这场国际贸易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与北方内陆文化迥异的“海洋中国”，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力量受到官方打压，在史书中被污名为“倭寇”。1548年，明朝官府出兵荡平“倭寇”开展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双屿”，就是大航海时代里“海洋中国”命运标志性的转折。

“16世纪的上海”在哪里

关于“双屿”的记载吉光片羽，一般会上溯到1614年出版的葡萄牙人耶稣会神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写的《远行记》。平托记述了葡萄牙人在双屿岛上建立“市政厅”、天主教堂和医院，人数多时达1200人。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海商集团都到双屿港进行贸易，形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

按照中国《明史》记载，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四月初八，浙江巡抚朱纨率领明军六千人，战船380艘，一举击溃双屿的倭寇，烧毁仓库和货船，擒海商头目李光头、许六、姚大等。

我们计划先飞到宁波机场，租车从北仑的郭巨港乘轮渡到舟山的六横岛，然后自驾车沿海岛西北侧走一走，在面对佛渡岛的这一侧岸线上寻找昔日双屿的蛛丝马迹。

汽车渡轮的名字恰好就叫“双屿”轮。启航之后，我一直站在甲板上，按照GPS地图寻找周边哪里是梅山岛的炮台山，哪里是佛渡岛、六横岛，哪里是双屿。船上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和我聊起天来，他就是六横人，但从小不是在岛上长大，读书后又回到舟山。他这一代人留在岛上的很少，多是外出“跑船”、做生意。年轻人说，如今六横引进了一些企业，经济有了发展，但引进的企业也会造成污染，年轻人似乎对环境质量更看重。

双屿轮在海上走，周围的岛屿看上去山海相连，难辨彼此，偶尔从两山之间望过去，可以隐约看到一排龙门吊，看来舟山群岛已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行程不到1小时，“双屿轮”停靠在六横岛的沙岙（音、意都同“坳”）港。

从地图上看，六横岛的模样很像朝鲜半岛，从西北向东南仰卧在宁波北仑的东南海面上，周边水深潮缓，是理想的天然良港。就像朝鲜半岛分“南北”一样，六横也分为上庄和下庄。北面在相当于“中朝边界”的岸线上，自西向东有三个港口，分别是涨起港、沙岙汽渡码头和大岙客运码头；南面在相当于“釜山”的位置也有一个港口，就是台门码头。从郭巨到沙岙的汽渡每小时一班，从大岙到定海的客运班轮也很频繁。大岙的候船厅大，码头的泊位却比沙岙少，因为这里以客运为主，汽车轮渡每天只有四班。

传说中的双屿，就位于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不过，六横岛是一座寻常的海岛，从这些乡镇级别的水上交通，无法想象“16世纪的上海”。

岛上的公路等级很高，路边绿化也漂亮。一路上车辆很少，空气新鲜，非常适合自驾。路过的村庄常常是姹紫嫣红，干干净净。沿着海岸修建的整齐堤坝，表明涨潮时岛上也有水患危险。但是通向海边的小路往往要在农田、水塘和村庄之间穿行，海堤之外偶尔会有大片的填海造地，看来是为大规模引进工业项目做准备。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涨起”的小村，是六横岛距离佛渡岛最近的一座小渔村，公交站牌写的是“涨起港码头”，门牌按“涨渔·航船埠头路”编号。小村里十室九空，民居大门紧闭，村口有一个候船厅直通码头，售票窗口紧闭，看来已经很久没有卖票了。

候船厅到码头之间的堤坝开了一个可以行车的豁口，两侧各有几道深槽，看来是涨潮时用来加上木板阻挡潮水，说明这个港口和渔村真有被“涨潮吞起”之虞。站在码头向佛渡岛方向望去，海面在这里收窄，看上去更象一条宽阔的大江。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双屿门”呢? 我后来得知，“涨起”就是传说中的“双屿”所在地，而这里的水深可达70米。

清官为什么谎报军情

如果不是亲身站在当年的双屿港，这个六横与佛渡两岛之间最近的地方，我不会质疑《明史》的记载：明朝官军以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我目测，这宽阔的海面以木石“筑塞”绝无可能，且周围岛屿林立、航道如迷宫，即使真能把双屿港“筑塞”，“番舶”也处处可以停泊。我认为，史书这段记载的来源是一线将领在谎报军情。

《明史》的作者和嘉靖皇帝一样，他们坐在北京的朝廷里，根本不了解东南沿海一线的战况，全凭着前线战报，想象荡平倭寇的辉煌战绩。而一线的官员，哪怕是朱纨这样的清官，也一样是揣摩圣意，明目张胆地捏造战报邀功请赏。

现场只有一点可与史书印证，就是这个“16世纪的上海”的确被彻底摧毁了。我们在六横岛上看不到任何当年港口、市镇的痕迹。岛上的两座寺庙都是清朝始建的。海边一座寺庙的围墙上有摩崖石刻“浙东第一功”，那是清同治年间为本地民团抗击太平天国所立，这战功恐怕也是凭地方上奏的战报评定的吧?

可以说，从地面遗存来看，六横岛的历史从清代才开始。如果不是近年来的工业化，六横就是一个停留在农渔业生产、与外面世界毫无关系的偏僻海岛，“16世纪的上海”纯属郢书燕说。

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双屿战斗结束以后，朱纨曾想在双屿设营驻兵，一个说法是以海为生的人猛烈反对，另一个说法是来自福建的官兵不愿驻守浙江海岛。于是未能实现驻兵，向上奏报以木石堵塞了港口而交差。

六横岛的晚上无处可去，我便翻开田中健夫的《倭寇》。在他以前，日本人受到的教育是，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而田中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凭借以陆地为中心的历史观不可能理解倭寇问题。如果以“不受国境约束的海洋为中心的历史观”就会发现，倭寇问题不只是海面上的历史，也包括陆地的历史；不只是日本的历史，也包括琉球、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历史，甚至包括全世界的历史。

在“双屿港的毁灭”一节，作者笔下的朱纨是一位清廉刚直的官僚，受嘉靖皇帝的敕谕，任浙江巡抚兼管浙江福建海道提督。他非常清楚，走私贸易与海盗的背后是沿海乡绅和官僚，打击倭寇势必触犯沿海的既得利益集团：“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犹难。”

他已经看清，走私集团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僚势力的勾结。他是一个坚定覆职而决不向走私力量妥协的官员，从官府的立场出发，他视沿海走私的商人为“盗”，从他所受的伦理教育来看，对待“盗”就必须“剿”。

当他1547年上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嘉靖皇帝指示他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放任不管，命令他兼管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盗提督军务。朱纨奉了圣旨立即赶赴福建，封锁海上交通，拆毁双桅以上大船，严厉打击走私活动。1548年4月，朱纨命令卢镗指挥明军攻入双屿，活捉了两个日本人，烧毁天后宫十余间，住房二十几间，“贼徒死者不可数计”，并填埋木石堵塞港口。显然这已不是缉私，朱纨不仅抓人、杀人，而且放火烧毁了民房和庙宇，这是一场官方的打砸抢烧杀。

一个“清廉刚直”的官僚都可以烧杀无度，都可以谎报军情，由此可以一窥大明朝整个行政系统的黑暗无序。

史书为什么系统造假

以木石筑塞双屿港是一则具体的谎言，“倭寇”之乱则是系统造假。中国沿海的许多摩崖石刻，无论是“海永无波”还是“海不扬波”，都在讲述一个个“抗倭”、“平倭”的传说。但这些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都被官方修史的“抗倭”谎言掩盖了。

明初实行的闭关政策在永乐年间有所改变，允许日本与中国做正规的贸易。这种贸易无论从规模到频度都受到中国朝廷的控制。1523年，两队日本商船来到中国，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收受贿赂，在礼遇上改变了日本商船队之间的先后次序，引发了“争贡之役”。明朝对此的反应，不是追查腐败而是撤锁了市舶司，使得两国间的贸易被逼成事实上的走私，荡平双屿就是朱纨在奉旨缉私。

田中健夫在书中援引石原道博的精心统计，中国史料中称呼“倭寇”的名称有二百多种，例如“真倭”、“伪倭”、“假倭”、“倭奴”等等，但是田中健夫研究结果是，“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得不到法治的管辖，内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官府剿灭的结果就是逼商为寇。

在双屿被荡平之后，浙闽海上武装贸易力量便从北向南，到福建、广东、东南亚，郑成功便是这个群体中为中华民族留下伟大遗产的英雄。为什么践行开放的民间海商被污名为“倭寇”？这种被歪曲的历史为何能代代相传？

原来，《明史》是清朝隔代修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中耗时最长的一部，从康熙年到乾隆年前后60多年才修成。这中间如何裁定历史，肯定要参照当时朝廷的需要而煞费心机，《明史》中抗倭叙事的“当代”依据，显然就是康熙年间闭关锁国的禁海令。可见，只要史书中还存在“倭寇”的言说，国家话语的深处就依然是禁海锁国的心态。

“大清帝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外国商人见利忘义图谋不轨、中国的祸乱都是别人侵扰造成、明君能臣抗击外侮除暴安良”，而倭寇与平倭的治史话语最大限度地符合了这一整套说辞。

其实朱纨对官府不得民心并非没有感觉。他发现老百姓对于“倭寇”是箪食壶浆，而对于官军则避之不及。当时的福建沿海居民90%的生计与海上贸易相关。一方面是朝廷不顾民生的命令，一方面是沿海社会的实情，朱纨选择了执行命令，这就决定了他悲剧的命运。难怪双屿毁灭后，浙江福建沿海乡绅官僚纷纷参加了对朱纨的弹劾，皇帝的天平向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倾斜，朱纨被夺去官职召回北京，他不愿受刑受辱愤而自杀。

在腐败加速坠落的文明体内，所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牺牲都不过是让垂死的王朝继续苟延残喘，所有忠臣与儒商的理想都化成泥足纸马。如果说朱纨是一个悲剧式的忠臣，王直就是一个悲剧式的儒商。

就在双屿港荡平后不久，“倭寇”史上真正的主角出场了，这就是从双屿漏网的安徽商人王直。据史书记载，王直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海盗，而是一个有勇有谋，气质儒雅的商人。他先将海上贸易的地点转移到了双屿北部的沥港（这也佐证了朱纨的谎报军情），之后在明朝官军的围剿下，又退到日本长崎的平户，平户的领主松浦隆信接纳王直是为了加强海外贸易。王直的到来使平户日渐繁荣，人称“西都”，而王直也被称做“倭寇国王”。

王直目光远大，看到了海上贸易的大机遇，通商互市不仅给沿海地区带来繁荣，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是重大利好。但是这位受儒家教育的“五峰先生”，把自己的希望和性命赌给了逆时代潮流的大明朝廷。

明朝兵部左侍郎、直浙总督胡宗宪，一方面命戚继光“督健将埋伏数匝，水陆要害，星罗棋列，鱼鸟莫度”，同时善待王直家人、答应王直通商互市，王直为此投降官府回到浙江。

但明朝官府中“开关”与“锁国”两种主张相持不下。1559年12月，胡宗宪因为要洗清民间他受贿于王直的传言，而将王直作为“倭寇”的头目进行斩首。据说王直死前慨叹说：“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个在大海上呼风唤雨的枭雄，没能在勃兴的海洋亚洲独竖一帜而与腐败的明王朝分庭抗礼，而是将自己与“两浙百姓”的命运托付给朝廷，这是典型的中国儒商悲剧。

朱纨与王直均生于大航海时代。而嘉靖帝却拒绝了这个时代的机遇，结果逼商为寇。沿海生存的人以对外贸易为生，闭关的结果就是剥夺海商的活路，这才是所谓“倭寇之患”的真正原因。“倭寇之患”最终平息，不是靠加强海禁，而是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后，部分解除海禁的结果。这又从反面证明了王直的主张。

忠臣与儒商的悲剧, 决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是整个封闭文明的悲剧。封闭的文明不可能凭自身努力走向开放，自主的开放往往都是权宜之计。当国家再一次选择闭关锁国的时候，无论忠臣与儒商都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在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文明里，有情怀的商人相信朝廷而以身许国，不仅丢了性命，而且名声被玷污，500年得不到洗刷，又有什么奇怪呢。

大海喜怒无常，“上海”可遇不可求

第二天，我们从六横的大岙码头去定海。到了大岙码头，便见候船厅里外人头攒动，因为大雾刚刚停运了几班客船。我们最终坐上了10点那一班的客船。启航不久，船头方向已是浓雾一片。走到甲板上，除了船身和船尾不远的浪花，四周什么都看不见。大雾让我们切实尝到大海喜怒无常的脾气。

无聊的排队时间给了我意外的收获。排在前面的周姓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六横人。他原来在船厂上班，现在做设施农业，人很健谈。

他说，六横岛上原来有13个乡，10年前合并为一个镇，加上外来常住人口将近10万人口。北部发展工业，南部是农业与旅游。基础设施修得好是为了招商引资，电厂和中远都是招商招来的项目。六横的空气质量全国第二、舟山第一。

按周老板的说法，六横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抓出了机遇：1990年代初，六横的造船业非常兴旺，那时的年轻人都进造船厂，先是造钢铁的小渔船，然后是修大船。现在六横岛上共有三家船厂：中远、鑫亚、龙山，中远是央企，另两家都是民企。还有一家大企业就是浙江电力。修船对水有污染，需要处理。电厂理论上没有污染，但要看环保设备是否正常使用。

为了下一步发展，六横也在填海造地。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六”字下面就是现在填海造地的位置。

这位正宗的六横人证实了“双屿”就是涨起港与佛渡岛之间的海面。他说，那里水深可达70米，他的爷爷在双屿一带打鱼的时候，曾经捞上过城砖。六横人称倭寇叫“红毛”，六横人称土豆是“红毛番薯”。岛上多处发现过“洋人坟”，那是几百年前外国人的坟墓。里岙村有一个“六横民俗博物馆”，是一位退休教师俞老师建的。老人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放在整理六横历史上，80岁时终于建起了博物馆，90多岁去世。现在镇上一些老干部和老教师组成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编写六横镇志。

官方有官方的历史，民间有民间的历史，那是口传心授不立文字的习俗。比如，海禁迁民在官方历史中是不容置疑的圣旨，但在六横民间则流传着另外的故事：六横岛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海禁迁民，前一次就是明朝抗倭时期，后一次是在清朝初年，也就是郑成功率众占领台湾的时期。

清廷为了割断郑军的补给，在东南沿海实行了严苛的禁海令，海岛与沿海的百姓背井离乡迁往内陆。但是，六横岛上有13个人，违抗朝廷禁令留在了岛上，民间称他们叫“十三老太”，被六横人奉为共同祖先。六横岛上没有为十三老太建祠堂、也没有建庙，他们被供奉在岛民的心中。

六横岛上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祭十三老太。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要把堂屋打扫干净，祭过观音之后便祭十三老太。六横分上庄和下庄，上庄祭6位老太，下庄祭7位。“十三老太”的精神，就是沿海民间向往自由、向往大海的精神。不知未来的《六横镇志》会如何记载“十三老太”的历史。

我们从定海上岸，专门去看舟山博物馆。舟山群岛的文化有着海洋文化的特色。男婴满月，渔家会用一个大木盆将他放在海边“识水”，据说这样可以提高孩子与大海之间的亲和力，日后更能适应海上生活。

居住在沿海的人类自古都有航海传统，但直到大航海时代，各民族的航海都是局部性、区域性、接力性的，例如宋元时代中国的大型帆船经常往返于印度，与印度、阿拉伯的船队接力连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然而16世纪揭开了全球海洋一体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创新扩散由此进入循环加速的状态。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1543年，中国海商王直带领葡萄牙人到达了日本；1565年，西班牙人到达了中国人经商的菲律宾，整个东亚的海洋上，中国的海商与世界过招，共同搭建了海洋亚洲的框架，进入了全球化的竞争交流网。

海洋中国在官方清剿下不断南下，落脚在闽粤两省。此后的华工出洋、华侨之乡、中国“海外殖民的八大伟人”都出自闽粤。以至梁启超说，未来中华文明向世界扩展时，“此二省人犹可用也”。

将双屿称作“16世纪的上海”，言说者是惋惜这个集天时地利于一身的国际贸易中心被大陆帝国扼杀。其实，这个“上海”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下出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件，即使没有朱纨的清剿，仅凭当时葡萄牙人、日本人和中国海商海盗们的理念和技术，也决不可能建成一个真正的“上海”。

首先，从朝廷看，舟山是大陆帝国的税源地。从春秋时齐国管仲开始，朝廷为了在百姓中均等地抽取工商税赋，采用“盐铁官营”的手段，将盐产地垄断起来由政府专营，老百姓吃饭之间便消费了含有重税的食盐，无形中为朝廷承担了税负。

舟山是中国沿海十大海盐产区之一，因此官府垄断盐场与民间贩私盐之间的斗争史不绝书。舟山博物馆里展出了历代对贩私盐所施加的刑罚，在长达数百年里，贩卖多则几十斤，少则几斤的私盐，都要冒杀头的风险。怎么会被允许出现一个上海那样的特别关税区呢?

从行政管辖看，舟山的地位几度起落，完全取决于大陆帝国对海岛价值的判断。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朝廷因盐赋在这里设立了翁山县；1278年（元至元15年）因其“海道险要之地”加上“户口倍万”，遂升县为州；明朝初年以昌国“孤县海岛，易生盗寇”为名，朝廷将46个岛上3万余名岛民迁徙内陆，废昌国县，只留下两个千户所。无论唐兴、元盛、明衰，舟山都不是孤悬海外，而是牢牢把握在朝廷的股掌之间，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呢?

从全球化的大势看，舟山背靠江南富庶的腹地，经钱江与长江可达中国经济中枢——大运河，处在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关键位置；双屿水深潮缓，与陆地的管制保持一定距离，是中国建自贸区的首选。但是明朝荡平了双屿，在浙江福建“平倭”之后，1554年葡萄牙人获得了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三年后因协助镇压中国叛兵有功，被许可在澳门居住，双屿如果幸存，不过是“华东的澳门”，也不可能是“上海”。

双屿被荡平之后的两百年，清朝的史家在《明史》中重申了明朝官府同样的禁海立场，又过一百年，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已经从葡萄牙、荷兰转到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并以《南京条约》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一次，也就是双屿荡平之后的三百年后，海权时代的世界才将上海推送到保守颟顸、自大无知的大清面前。

中国史书称租界是“国中之国”。被译作“工部局”的上海英租界管理当局，英语是The Municipal Council（市政委员会）。它的治理方式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

威尼斯既是城市又是国家，上千年里坚守着一个共和政体。威尼斯所发明的银行、汇票、专利法、复式簿记法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到达西北欧时，阿姆斯特丹就统领了纵横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用信誉打通了东西方的贸易，然后将接力棒交给了集科学革命、宗教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于一体的大英帝国。

与此同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在法国滥觞，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唤醒了西方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怀。建立在对人的命运、人的苦难关怀基础上的文学与艺术，通过大革命之后的共和政治与英美国自由主义文化一同来到上海。英法两种文化在上海共同向中国发起了挑战，应战的一方则是中华文明荟萃之地的江南。

挑战与应战的结果使得“上海尽管华洋杂处，但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城市那样丧失自我。这座全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也是民族意识最早觉醒，革命动员最广泛的地方，它搭建了东西方思想交流的平台，汇集和包容各种新生事物。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诞生”。

我们在沈家门享用了美味的海鲜，沿着跨海大桥驾车回宁波。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临海的重化工业区，密布的电网、林立的油罐和烟囱。中国当下无论发电量、化工产量、钢铁产量、造船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可是这次旅程并没有带给我轻松的心情。

500年过去了，我们失去的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双屿，我们言说的依然是史书中的谎言，我们没有从文明进步的角度去检讨双屿的勃兴与毁灭，更没有勇气为当年被污名为“倭寇”的海商正名。

因此，每隔几年就会有“抵制日货”、“抵制美货”一类“禁海病”的恶性复发，在人类沿着海洋文明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会不会让后代再去找寻比“16世纪的上海”更为遗憾的史迹呢?

参考文献

1.萧春雷《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中国国家地理 2012年第02期

2.[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明史·列传第九十三：朱纨 张经 胡宗宪 曹邦辅 李遂 唐顺之列传》

4.王文洪《双屿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葡萄牙人平托《远游记》对双屿港的描述》

5.沈宽宴 谢国平《500年前舟山六横双屿港是全球贸易中心》

6.白吉尔（法）《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