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口述史是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2023年12月9日，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熊卫民教授在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了题为《口述史是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的发言。针对当下做现代科学史研究重文献，不重口述史的状况，熊卫民教授结合自己的大量研究案例，讲述了口述史的独特价值。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

演讲 | 熊卫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

各位同仁，我是科学史方向的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科学史研究，很荣幸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现代史研究的认识。

古代科学技术史，乃至整个古代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往往是文献史料太少。现代史研究与此相反，面临的困难是文献史料太多。它们有时还相互冲突，夸大其词的地方也多，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事情的发展脉络究竟如何？并不容易弄清楚。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貌似很多的现代史文献材料关注的只是少数几个零散的点，还有很多重要的点并无记录，我们做研究所需要的核心材料，如决策记录、人事档案，往往看不到，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史文献太少，或很难获得。

材料不够，是不是就只能选择隔代修史呢？不是这样！不能够这样！现代史研究能对当前的工作提供较多启发，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我们该做的是努力克服所遇到的困难。

如何克服困难？可以通过做口述史来克服其中一些。我们可以访问历史当事人、见证人，请他们辨伪存真、梳理脉络。他们的叙述、答问，能把那些浮夸的地方指认出来；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不重要，哪些是节点，哪些是里程碑，也能得到梳理。

他们还能为我们提供史料和史识。

首先，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口述史料。这是一类和文献不同的史料。它存在于当事人的脑子里面，是活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访谈把它们钩沉出来。

其次，他们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文献史料。因为当事人手头往往保留了一些资料，比如会议材料、下发的文件、相关的小册子、照片、影像、证书，等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查档案方面他们经常也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很多单位的档案室是不对外的，我们为学术研究的目的直接去查，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未必肯接待。原因很简单，有很多关于档案的清规戒律乃至严厉惩罚在，他们属于动辄得咎的群体，不但不会因帮我们这些外来的历史学者而得到好处，还很可能因此而遭到上级的斥责乃至惩罚。他们当然不愿意承担风险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我们先访谈了该单位的老领导、老专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请他们跟现任领导打声招呼，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了。

第三，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还是历史的研究者，至少是自己的历史学家。退休之后，他们会经常在脑海里琢磨一些人，复盘一些事，当然也就会突然看透一些人、想通一些事、明了一些关键节点。对于过去，他们也会有一些跟在位时不同的看法。这些史识，当然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口述史不仅能提供史料，还能提供见识。

还有，我们处在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甚至年龄仅仅差上5岁就有代沟了。对于过去的历史情境、过去的价值观，我们很容易产生误判。而做口述史，跟历史当事人、见证人谈话，能够很容易被他们带入所谈论的历史情境之中，因而少产生一些以己度人、想当然的错误。

基于以上理由，我越来越觉得，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研究的捷径，在那些档案被严格管控的国家，更是成了历史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所以，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代科技史研究所工作时，对现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是没有做过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就没有资格开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口述历史是最重要的。对现代史研究而言，文献史料，尤其是档案，当然应当排在第一位。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二者实际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甄别的关系，缺一不可。所以，在现代科技史研究所，我们对研究生还有另一个要求：要是没有查相关档案，也没有资格开题。

前面所讲的还是一些主题很清楚，然后我们去做探访的题目。实际上，做口述史时，受访人还经常会谈到一些非常有价值，但此前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题目。这是口述史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些我已经整理出来，作为一篇篇的口述史作品发表了，有一些被我作为现代史研究选题，还在做更系统的研究。

做成口述史作品的有：

（1）《下放农村的大学生——许回文药师访谈录》（刊于：当代史资料.2023（3）：60-67.）这个访谈讲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精简城市人口，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被下放到农村，从此失去学业。这是很大的事，但由于基本没有报道过，我以前就完全不知道。

（2）《特殊时代的技术革新——汤卡罗教授访谈录》（刊于：返朴.2023-12-31.题目被改为《在那个充满大话的年代，他们做出了真正的技术革新》）这个访谈讲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重庆的药厂自主做技术革新，真做出了成果，产生了重大经济效益，也很有意思。

作为现代史研究选题的有：

（1）1973-1974年派出的留英科技进修生研究；

（2）1978年派出的52位赴美学者研究；

（3）1979年派出的洪堡学者研究；

（4）重启留学以来首批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研究。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它们了。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来介绍我是如何用口述史方法来研究现代史案例的。

第一个是对1973-1974年派出的留英科技进修生的研究。此前，一谈到被“文革”中断的科技留学活动的重启，就提1978年底被派到美国去的那52名进修人员，但实际他们并不是最早的。我先是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沈恂研究员的文章《难忘：亲历1973年周总理派到西方留学》。他谈及此事，还提供了一个7人名单。我对这个留学活动感兴趣，就到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去查相关档案，查到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他们大多是没被派出去的；有留学英国的计划，但此计划被中断，没能执行完。然后，我访谈沈恂、王克仁、许社全等人，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查阅资料，又获得了一个55人的名单。他们曾一起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出国培训，回国后又经常聚会，所以开出更多的名单。但他们的名单也不全，最初接受培训的是60人，还有5个人没找到。我们综合档案文献和访谈所得，整理出了一篇论文，还帮凤凰卫视拍了一个6集的纪录片。纪录片已经在2022年中英建交50周年之际播放出来了，论文已被刊物接受，还在排队等待发表。我希望在论文发表、上网之后，能获得更多当事人、知情人的反馈，把60人名单补齐，把一些尚未弄明白的历史关节弄清楚。

第二个是卤碱疗法推广运动研究。“卤碱疗法”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等并称，很有名，很多人都写过，但通常只是提这个词，并没有对它的详细介绍。研究打鸡血运动时，我们发现，此运动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据称更为方便、便宜的疗法——“卤碱疗法”兴起了。于是，我们想继续研究“卤碱疗法”。我们先是到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一些相关的宣传册。它们提供了更多的点，但夸大其词处甚多，所以，这些点是不太确切的。然后，我们查档案，查到了几个确切的点，知道了几个参与过此事的机构。接着我们开始联系这些机构，从边缘人找起，经过几轮推荐，慢慢找到了几位重要的当事人，访谈了他们，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照片和线索。顺着线索，我们又去事发地访谈了更多的当事人，查到了更多的档案，进而基本弄清楚了此事的全貌。现在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见《这个民间偏方，当年是怎么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药”的？》）。

综上所述，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研究的捷径，在档案查阅受限的国家，还成了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我很希望做现代史研究的同仁重视口述史。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致谢：感谢程瑜女士提供录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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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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