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护航未来产业

人类总选择最安全、最中庸的道路前进，群星就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梦。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说。

但是，技术超前治理，技术会伤害社会；治理超前技术，治理成纸上谈兵。技术和治理之间是不能拉开差距的“赛跑”关系。

2023年，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各地密集发布各种未来产业支持政策。同时，科技伦理和数据安全管理也取得重要进展。5月到9月，科技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重要文件。2024年会是地方落实科技部科技伦理政策的一年，也是未来技术将持续发展的一年。

哪些城市在发展未来产业时融入了治理的意识？哪些城市又出现了新的治理模式？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以省会城市和2022年GDP达到万亿的40个中国城市为样本[1]，通过分析这些城市未来产业的政策文本，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发展未来产业，哪些城市有治理意识？

衡量科技治理意识的方式之一，是看城市政府是否在产业政策中融入了与科技伦理、科技安全相关的内容。

在40个样本城市中，有14个城市专门发布了指导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其中，仅有北京、上海、成都、苏州4个城市的未来产业指导文件有涉及科技伦理治理水平提升的表述。另外，天津和南昌的未来产业政策由区级政府发布，也提到了科技伦理。

本表由作者通过手工搜索40个样本城市的相关政策绘制而成

分析这6个关注科技伦理的城市的政策文本会发现，城市投入伦理建设的程度受到既有未来产业水平的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往往突出系统性建设，而未来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则倾向于强调局部建设、提倡自觉自治。

未来产值已达千亿的北京和上海，强调“将科技伦理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和“数据安全、产业安全和伦理制度建设”。未来产业初具规模的成都和苏州，点名建设服务机构，要求加快专有领域的伦理研究。而未来产业还在起步的天津和南昌，更关注“加强伦理审查的创新力度”和“自觉自律”。

以上规律体现了治理未来产业“先发展、再治理”的总体思路。同样体现这个思路的还有南京。《南京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三步走”的目标：2022年，启动先导区建设；2023年，组织攻关关键项目；2024年，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监管政策、伦理道德、保障保险的研究。

当然，产业政策中没有涉及伦理表述的地区，不代表在科技治理方面毫无建树。广东省级层面发布了《广东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实施方案》，深圳则推出了《深圳市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落实方案》。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省级条例中，也有不少纳入了与安全和伦理相关的条例。

城市科技治理聚焦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

科技治理应面向所有可能会产生安全、伦理风险的未来技术，而目前争议主要存在于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领域。

在40个样本城市中，29个城市发布了针对生物医药的产业政策，其中12个（41.4%）提出加强伦理审查协作机制，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加快推进医院间和区域内的伦理审查结果互认等措施。另有21个城市推出了针对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其中11个（52.4%）提出建设科技治理框架，从人才培训、法律研究等方面发挥治理作用。这些数据都显著高于“科技伦理”在未来政策中被提及的比例，可见大部分城市级的科技治理还集中在专业领域。

和生物医药相比，人工智能领域的城市治理发展更显著。以上海为例，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首部省级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有专门的一章谈“产业治理与安全”，计划探索“分级治理和沙盒监管”，设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等。2023年，上海还提出针对大模型测试建立评估中心，并关注算法伦理问题。

城市科技治理模式：集中治理与敏捷治理

目前看来，中国科技治理呈现“从上到下”的模式——中央起头，地方跟进。但学者呼吁更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即城市应有“从下至上”的创新意识，“社会”作为技术更新的一线，也应主动参与城市科技治理。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告诉澎湃新闻，在中国以AI领域为代表的技术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在回应式治理模式阶段（2017-2022年），国家本着包容审慎的态度，主要出台针对具体问题的软性规则；在集中治理模式阶段（2022年至今），针对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问题，采取政府多部门联手集中解决的模式；在敏捷治理模式阶段，应由政府主导，同时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互动，被治理对象“自下而上”地参与动态治理。

基因技术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俞晗之以基因等生物技术为例，也谈到了多元治理：“中国的基因测序市场仍然需要规范。基因服务如何保障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如何规避伦理问题，如何保障基因数据解读的科学性等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动态地发生在市场中。因此，相比单向地等待政府通知，市场根据技术更新的一线消息，主动参与治理是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市场和社会对多元治理也有所期待。不少科技公司成立伦理委员会，其中杭州和深圳的企业居多。2020年，商汤科技成立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委员会。2022年，阿里巴巴成立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强调三方监督。2023年，有报道称蚂蚁集团大模型研发团队将投入 20% 左右的技术人员建设科技伦理，并将与高校合作打造科技伦理知识体系。

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城市科技治理。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复旦大学成立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2023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与西南大学成立了科技伦理学会。这一年，中国信通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2023年）》，反思先进技术的安全伦理隐患。

这些行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市场和社会参与科技治理的兴趣，但这些“由下而上”的尝试如何与各级政府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有机融入政府主导的治理框架，还有待观察。

一手技术一手治理，未来产业要健康发展，“两手”准备缺一不可。但无论是政府集约式的管理手段，还是社会高度参与的治理模式，都尚在发展之中。新年城市科技治理将有何新举，拭目以待。

[1] 40个城市的名单：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太原、西安、济南、郑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南昌、福州、武汉、长沙、成都、贵阳、昆明、广州、海口、兰州、西宁、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南宁、银川、深圳、苏州、宁波、青岛、无锡、佛山、泉州、南通、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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