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评《马上衣冠》︱从服饰史的侧面探寻“我从哪里来”

本文为《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国的蒙古因素》一书序言，作者为明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毛佩琦，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元朝的建立，使数千年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角逐以蒙古族全面入主中原而暂告一段落。蒙古政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元朝对南方的全局或局部控制又有近百年之久。元朝不仅带来了蒙古族固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也将蒙古族的文化习俗带到了广大汉族地区。

在元末大动乱中，朱元璋领导的义军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推翻了元朝政权，把元朝统治集团逐往漠北。明朝政权一建立，太祖朱元璋就着手清除蒙元统治的影响，在政治制度上提出恢复汉唐之旧，在社会生活层面，则下令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洪武元年(1368)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礼部言：‘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从之”。明人何孟春说：“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改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屯(据《明实录》当作‘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補，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截两胡衣，其辫发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然而，朱元璋可以在战场上取得完全的胜利从而建立明朝政权，但在战场之外，“恢复汉冠威仪”却并不能立竿见影，无法做到何孟春所说的“悉复中国之旧”。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的政令在一些地方遭到抵制。一些读书人拒绝与明朝政府合作，甚至为了不被征召出仕而自残。为此朱元璋下令设立“天下士人不为君用科”加以惩治。政治态度如此，文化风俗的情况可知。对胡服胡语的禁令不能得到果断执行，甚至朝臣中也不乏容忍迁就胡服者。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不得不重新申明禁令：“上见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礼部尚书李原名、国子司业龚教参酌时宜，俾存古意。”反映的就是胡服在实际应用中的遗存和朱元璋对其的进一步清理。然而，一些胡服元素在民间被顽固保留，胡服胡语屡禁不止。以至于弘治四年(1491)，刑部尚书何乔新上书请求下令，禁止京师胡服胡语。其时距明朝开国已经120余年，京师尚且如此，边鄙乡野其情可知。

近年来，学界对社会史、风俗史的关注越来越多，服饰史的研究也愈益活跃。通史、断代的服饰史研究不断有新成果出现。罗玮君擅长元代史，近日完成大著《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专注于蒙古服饰的研究，特别是蒙古服饰在明代的遗存。在众多服饰史研究的专著中，本书尤其令人嘱目。

头戴华丽钵笠帽的元成宗像

山西博物院藏戴覆钵式笠帽的元代骑马俑

明人绘《射猎图轴》中戴钵笠帽的明朝皇帝形象

近年来，古代服饰的研究愈加受到学术界关注，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少是工艺美术学或文物、博物学之作。研究者更强调的是服饰本身，如服饰的质料、设计、剪裁、缝制乃至时代特征、民族特征等。就服饰说服饰，服饰背后的历史文化、制度风俗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服装专业、工艺美术专业的学者更注重服饰美的价值；历史专业的学者，更注重服饰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而本书作者作为制度史的专家投入服饰史的研究，史学家而具备美术家的视角，则兼得二者之长。作者不仅精到地描述和展现了服饰本身形制的细节，更揭示和阐释了各种服饰形制背后的制度与习俗的文化渊源。因此，它就成了一部立体的、丰厚的、有整体感的服饰史著作。“读”服饰，同时可以了解其历史、其时代。一如郭沫若先生所言，通过对古代服饰的探索，大可对当时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一目了然。

作为历史的服饰，并非静止的存在。服饰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其发展流变、分裂融汇一刻也没有停止。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历史研究的最终阶段归纳为明变、求因、评判。本书的研究，是对流动的服饰史长河做跨时代的观察。作者截取了由元流动至明的一段，不仅明其变，而且求其因。正如作者所说：深入发掘服饰形制演变过程中的民族文化互动因素、服饰形态背后隐含的社会心态乃至政治社会背景等更广阔的重要历史问题，则是对历史的思考和评判。以往的服饰史研究更多地强调时代划分，强调各时代的特色和区别。即使是号称通史的服饰史著作，也不太重视各个不同时代之间的关联，因而有通史不通之嫌。本书则聚焦元明之间断而不断、断而有连的现象。这种断而不断、断而有连的形态，在民族大变动的元明之间是如此，在其他各代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作者跨代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用于由元入明的服饰史研究，对于整个服饰史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作者本身就是元史专家，对明代服饰中存在的蒙古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和解读。

如前所述，明朝建国后，尽管朝廷一再颁布禁令禁止胡服胡语，但胡服胡语仍然难以禁绝，以至于过了一百多年，明朝政府还在下令禁止胡服胡语。那么，在明代，胡服具体说是蒙古服饰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存在，它的政治的、文化的、风俗的意义何在，就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考察。这种研究超出了服饰史的范围，它可以使对明朝历史的认识更加丰满。

本书的研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热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从一个侧面，一段服饰史的侧面探寻“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也从历史曾经的走向为要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到那里去提供借鉴。本书的研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21世纪以来青年人中兴起的汉服文化现象。这些并不完全是追逐时髦和张扬个性的行为，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绎其缘由，从对历史的准确认知中给予正确的引导。

前辈学者说过，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学术研究，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会随时代变迁而改变。甲骨学、敦煌学是因为新的发现而诞生。二重证据法，则是由于科学考古的出现而成为可能。前些年，学界又提出了传世文献加考古材料加社会调查的三重证据法。如今的科技昌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便，历史研究可以采用更多的方法，其证据岂只限于二重、三重？我将广泛使用各种材料证据研究历史的方法概括为“整体研究法”。2003年，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学”的概念。故宫学不仅界定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在方法上确立了整体研究法的范式。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有助于学术研究。就史学而言，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其规模是空前的；考古事业的蓬勃开展，使越来越多的地下遗存重见天日；摄影、印刷业的进步，使各种历史文物的面貌得以广泛传布，研究者很容易看到；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使研究者能够更多地亲近文物；交通工具的发达，使研究者能够更方便地到各地去考察文物遗存；再加上互联网的无所不能。这一切，都使得学者的研究不再囿于纸上，不再拘于斗室，使对历史做整体研究，或曰以整体研究法去研究历史成为可能。

本书作者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多重史料的相互比对，并不专注于文献、图像或实物三大类史料中的一种，而是综合比对，择善而从。其次，对于服饰背后隐含的社会心理以及政治文化问题则主要使用文献方法，广泛收集文集、诗词、碑刻等有关记载，钩沉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从而避免了传统工艺美术研究模式对历史文献的重视不足，以及历史学者的研究重于文献的引述而不擅长使用图像史料的缺憾。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的理念和具体操作都是与整体研究法相契合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整体研究法之下所取得的成果也不是单一的。其成果不仅仅是服饰史、工艺美术史，也包括了文化史、社会史，乃至制度史、经济史，其研究成果也是整体的。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可以赏玩的艺术品。全书不仅以严谨的叙述和论证讲述了一段精彩纷呈的服饰史，也向读者展现了赏心悦目的古代服饰的具体形象。本书选图保证了清晰、高质量，作者尽可能地收集和运用各种类型的图像史料，包括考古发掘的实物、文博机构的传世藏品、古籍版画插图、古代绘画、宗教水陆画、古代墓葬壁画以及现代高质量的复制品等，可以说目前存世的相关图像史料应有尽有。此外，为了便于理解，作者还动手绘制了一些简洁明快的衣冠服饰示意线图。这些，使本书兼具了学术性、观赏性、趣味性和普及性。

总之，这是一部严谨的有学术质量又好看的书。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