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润博：三重滤镜下的契丹早期史

就研究范式而言，中国古代民族史堪称21世纪以来突破最为显著的学术领域之一。经典的民族史研究习惯于将分析对象视作相对稳定的血缘群体，“追溯”“还原”其起源、迁徙、壮大乃至建立政权的发展历程。如此研究取向之形成，一方面根植于传统文献中民族史叙述本身所固有的一元线性的逻辑陷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者将近代以来方逐渐定型的“民族”概念推衍至古代。随着政治体视角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既有历史文本及研究成果所隐含的根本性缺憾，转而将前现代“民族”的本质视作对政治体认同的建构过程，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向学界揭示了古代民族史研究全新的可能性。然而具体到中古北方民族早期历史领域，资料的极度匮乏始终是寻求进一步突破的最大瓶颈。研究者面对的要么全是异域他者的记录，要么只有该民族集团自身的叙述，很少能遇到两类不同系统的文献同时独立存在且可相互质证的情况。因此，尽管已经意识到既有民族史叙述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如何在实证层面予以落实，仍需要漫长而艰辛的探索。怀揣此种问题意识，全面审视有关中古北族的文献记载就会发现，契丹早期史这一个案具有独特而珍贵的价值。

描绘辽代契丹人的《出猎图》

契丹自公元4世纪后段始见记载，10世纪初叶建立王朝，至14世纪方告消亡，历经千年而名号不改，成为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观察草原与中原互动关系的绝佳样本，其中早期史对于从整体上把握、理解契丹的衍变轨迹尤其具有根基性的意义。所谓早期史的断限，始自“契丹”一名初见记载，迄于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在时间上基本等同于契丹的建国前史。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方面，自《魏书》开始，中原历代正史皆设《契丹传》，形成一套五百余年赓续不断的文献谱系；另一方面，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对其建国前史也有一套自我言说，较为隐晦地保留在元朝末年所修《辽史》之中。这样的史料条件为我们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只不过受制于固有叙述框架，既往研究对相关资料分析不足，致使契丹早期史所具有的典型意义遭到相当程度的低估。

本书的写作缘起是我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时，发现该书《营卫志》所述契丹建国以前的部族发展脉络存在系统性的问题。所谓“古八部—隋十部—大贺氏—遥辇氏—耶律氏”的衍变轨迹，被以往绝大多数契丹史研究者视作讨论基础和认识前提。然而，这一叙述框架实际上完全出自元朝史官之手，是将历代正史《契丹传》与当时所见辽金旧史两个不同系统的史料拼合、杂糅的产物。于是一个问题就此产生：元朝史官所总结的发展脉络是否符合辽朝当时人的历史记忆与叙述？辽朝契丹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建国以前的历史？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就是利用史源学的方法，将上述两个文献系统的材料从《营卫志》的叙述框架中剥离开来，二者之间诸多不可弥合的矛盾也就此得以呈现，从中看到的并非契丹作为“民族”的一元线性发展史，而是两种历史叙述彼此独立的流衍过程。

以此为基础，分别考察中原文献系统和辽朝自身叙述，可以进一步发现二者各自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问题。中原正史《契丹传》绵延五百余年的完整叙述链条，是今人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主要依据，其所隐含的华夏传统的建构与误解，也往往在不经意间幻化为研究者日用不觉的常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契丹王朝当时关于自身早期历史的叙述却一直湮没无闻，经过仔细爬梳清理方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副与以往所知完全不同的模样：在整套叙述中，几乎找不到中原文献所记早期契丹的影子，所有的历史都是从阿保机的祖先那里开始，属于以统治家族历史代替整个集团历史的典型案例，其中所呈现的断裂性和建构性，突显出政治权力对族群历史记忆的干预和塑造。

如此说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契丹早期史实际上是三重滤镜下的图景。其一是中原史籍立足华夏本位而塑造的他者形象，其二是契丹王朝出于权力意志的自我建构，其三则是后世史官将前两者拼合、掺以己见而形成的线性追溯。每重滤镜都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失真，而三者彼此之间又往往层累交叠，最终折射出的光影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反映着过往的真实？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完全丢弃滤镜而直抵历史现场，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拆解、分析这些滤镜本身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重新审视、质疑以往所看到的重重镜像。本书即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源流的批判性分析，透过权威经典文本的缝隙，探讨不同历史叙述复杂多元的生成、衍化过程，希望借此发掘出全新的历史情境。

上述三重滤镜对应三种不同主体、不同来源的文献系统。相较而言，中原文献最早、最独立、最直接，元修《辽史》最系统、最权威但其实也最庞杂、最混乱，而辽朝自身的叙述最隐晦、最零散，对于我们来说却又最核心、最重要。基于这种情况，本书不得不采取层层剥离、逐次推进的策略，通过对前两种显性文本的分析批判，来探求辽朝自身叙述这一隐性文本的面貌和内涵，尽力还原尘封已久的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其一，中原文献系统关于契丹的记载无须与另外二者做过多切割，因而率先对其进行分析，重新检讨以往被视为常识的历史叙述，揭示、澄清其中隐含的建构和误解，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之基础。其二，彻底清理元修《辽史》所述契丹早期史脉络，对相关史料“做减法”，将原本的线性叙述拆解、分离成源出不同文献系统的历史记载，剔除金、元两代史官根据中原文献及自身理解所新增的内容，只保留辽朝当时人的说法。其三，将《辽史》中经过删汰筛选后的辽朝史料单独列出，与出土的辽代汉文、契丹文石刻及五代、宋文献中辗转保留的辽人叙述相互质证发明，尽可能地还原契丹王朝的早期史记忆；并将这种记忆与历代中原文献所记契丹早期发展史做一比较，目的不在于拼接、弥缝，而是在差异与矛盾之中进一步明确辽朝建国前史叙述的特点、成因与衍变，揭出其背后的历史本相。前两者侧重对基础文献的考辨、质疑，属于文本批判层面的工作，分别对应上篇两章；后者则进入史实重建层面，在下篇两章中展开。

具体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上篇第一章对中原史籍有关契丹早期史的若干经典叙述加以解构。选取三个案例，从文献源流和历史叙述切入，具体讨论以下问题：《魏书》的群类式叙述策略及其影响，《隋书》在列传归类上将契丹由东夷改入北狄的原因和背景，以《旧唐书》为代表的唐宋文献将契丹君长记为大贺氏的史料源流与致误之由。第二章对元修《辽史》所见契丹早期史料展开批判。首先从总体上判定《营卫志·部族》的史源状况，接着逐条考证史源、分析拼接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而将此方法推广到《辽史》其他部分的契丹早期史料，全面剖析元末史官的契丹早期史观。最终将辽朝当时的历史叙述从后世的线性追溯中剥离出来。

下篇第一章揭橥辽朝官方建国前史记忆的本相。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发掘辽朝自身叙述的特点和问题，着重在与中原系统记载的差异面和断裂带上观察这种叙述背后的权力话语，揭示出罕为人知的契丹建国前史脉络，对与此息息相关的祖源传说和郡望观念作出新的诠释。第二章关注契丹开国史叙述曾经历过的转变和改造。《辽史》所记契丹开国年代与实际情况存在的矛盾绝非无心之误，而是辽朝后期史官有意改写的结果；与此同时，不同文献系统关于阿保机即位过程的记载大相径庭，其根源实亦在于文化转型后的重塑。

上篇构成本书论证的基础，下篇则是重心与落脚所在，其中一以贯之的追求是探索契丹早期史这一个案对于观察草原、中原历史叙述问题的典型性与普遍性意义。

（本文系《重构契丹早期史》一书绪言，苗润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2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