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读《奥斯曼的树下》︱重构奥斯曼帝国史

《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美]阿兰·米哈伊尔著，白贤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2月出版，472页，98.00元

奥斯曼帝国（1300-1922）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帝国之一。它在某些方面上承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形成跨越三洲三海之庞大帝国，周围环伺着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萨法维王朝和大英帝国。无论重要性还是复杂性而言，都是值得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与其他帝国的研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尚属欠发达。世纪之交，随着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帝国和帝国史研究突然提速，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乘势而起，主导范式发生了从衰落论向帝国研究的转向，同时也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环境转向”。阿兰·米哈伊尔的《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就是在这波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新性的综合性著作。

作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的环境史

根据科林·伊姆博的研究，早在1983年，威廉·格里斯沃德就建议从气候变化角度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变化。这可以说是从环境史角度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萌芽。从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来看，直到2011年，约翰·麦克尼尔还认为，中东仍是环境史研究的黑洞，是需要开拓的新研究区域（John R. McNeill, “Future research need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gions, eras, and themes”, in Kimberly Coulter, Christof Mauch eds.,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Munich, 2011, p.13）。不过，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系列重要的中东环境史著作相继出版，其中与奥斯曼帝国环境史有关的包括：戴安娜·戴维斯和埃德蒙·伯克三世主编的《中东和北非的环境想象》（Diana Davis, Edmund Burke III eds.,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1），山姆·怀特的《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叛乱气候》（Sam White, 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阿兰·米哈伊尔的《奥斯曼埃及的自然和帝国》（Alan Mikhail, 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奥斯曼埃及的动物》（The Animal in Ottoman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纽凯特·瓦里克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以奥斯曼为例，1347-1600》（Nukhet Varlik, 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 1347–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这些环境史著作的集中出版形成了较强的学术冲击力，以至于乔治·川布尔四世认为中东史研究中出现了环境转向（George R. Trumbull IV, “The e nvironmental turn in the Middle East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49(2017), p.173）。《奥斯曼的树下》就是米哈伊尔在综合前两本专题著作和若干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更具理论探索和启示意义的新成果。

从《奥斯曼的树下》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它是以奥斯曼之梦中的树隐喻环境，采用环境史的解释框架和方法，探讨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历史。先前的奥斯曼历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史和文化史，形成衰落论。认为奥斯曼帝国从1300年开始崛起，1566年达到鼎盛，之后一路走衰，在十九世纪虽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但最终并未实现现代化，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崩瓦解。这个范式虽然是从长时段和整体观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变迁，但并不能反映奥斯曼帝国多样族群、宗教和文化的现实。换言之，衰落论对历史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于是意在弥补其不足的地方经济史研究兴起。奥斯曼帝国大体上主要包括巴尔干地区、安纳托利亚地区、阿拉伯地区、北非地区等，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特点并不相同，在帝国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讲，对具有不同优势和功能的地区的生产、流通、税收、贸易等进行具体研究就能为重新综合认识奥斯曼帝国历史变迁和内部冲突奠定坚实基础。确实，地方经济史研究显示，各区域的发展轨迹与衰败论并不吻合，这在某种程度上破解了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同时为新观点的出现打开了通道。在这个思路的延长线上，就会发现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与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以及其他区域的人发生了复杂的互动作用，而这种关系造就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发展之路。

与惯常历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和方法论相比，《奥斯曼的树下》中的环境史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承认环境的历史能动性，二是从整体考察历史，三是强调促成历史发展各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意味着环境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主体由单纯的人变成了人和环境。于是，全书四个部分的标题就变成了水、劳动力、动物和自然元素。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人的历史，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其中环境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环境决定论或气候决定论。环境不仅为帝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财富之源），还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了帝国的统治方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埃及行省在帝国的位置和命运。

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生态体系，不同区域的生态因为有机联系而变成一个整体。安纳托利亚的森林、埃及的水系和土地以及牲畜、来自苏丹和中亚的病菌和瘟疫、冰岛火山爆发的效应等都在帝国汇聚，或通过商品链连接在一起，或通过传染链产生毁灭性后果，或通过遥相关发挥作用。而支撑和推动这些联系的是能量流动，能量之源在于太阳、地球及其复杂关系。例如，冰岛火山爆发就是来自地球内部的能量导致的，火山通过地球大气系统传导到奥斯曼帝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造成气候变冷和水位下降，进而影响粮食收成，诱发政治动荡。显然，这个生态体系既是灌区的、行省的、也是帝国的、还是全球的。

耕牛：埃及乡村的重要畜力

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意味着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在动态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作用。奥斯曼埃及的水、土地和牲畜与古埃及的很不相同，奥斯曼征服埃及实际上继承了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水和土地的产物，这时的埃及环境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被埃及人作用过的混杂环境。这样的环境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继续因为粮食流通和人口增长等而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都在利用环境中既维持了统治，又促进了发展，增强了国力，进而形成对环境的更大程度的干预。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直线正向的，有时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向，十八世纪后期的环境恶化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也导致了埃及行省的离心甚至独立倾向。发掘和重视环境与人的这种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环境史作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的独特贡献。

构建新型历史

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奥斯曼的树下》构建了不同于传统历史的新型历史。这种构建更多的是通过颠覆或修正先前流行的一些主导性观点完成的。不过，这都是建立在发现新史料或重新解读旧史料基础上的。中东环境史研究之所以起步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史料匮乏，准确地说，是现成的或整理好的史料不多。其实，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也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只是这些使用不同文字写成、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史料需要发掘整理并采用新思维进行解读。奥斯曼帝国政府档案包括土地勘测、基建工程、农村土地纠纷、瘟疫流行等记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系统。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地方志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提供了与中央政府不同的地方取向，为全面认识和理解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可能。考古新发现、地质学和气候学研究新成果等等也为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线索甚至新思路。随着史料的积累和增多，如何解读史料成为能否利用好史料的关键，最新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有助于突破解读史料的既有思路。原有的思路或者把人凌驾于环境之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强调文明的衰落。这两种思路都既忽视了人作为环境一部分的特性，也忽视了环境的脆弱性、韧性和能动性。《奥斯曼的树下》对史料进行了情景化处理、辅之以审慎的实验或模型方法、注重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等等，进而对历史上的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动态的、辩证的认识，最终构建了新型的奥斯曼帝国史。

构建新型历史绕不开从纵向上对历史进行分期，在分期中体现对历史大势的认识。在既有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衰落论（唐纳德·夸特，《奥斯曼帝国历史书写中的“衰落论”及其转变》，昝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5-108页）。它把奥斯曼帝国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1300-1566年的上升时期和1566-1922年的衰落时期。在前一时期，在十位能力超群的素丹领导下，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在苏莱曼大帝时期冲向巅峰，此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无能和腐败造成对帝国的控制日益松懈，最终导致帝国崩溃。衰落论之后，还短暂出现了现代化论，它也把奥斯曼帝国分为两个阶段，那就是以十八世纪的改革为分界，前一个阶段是传统时期，传统农业社会达至顶峰后，需要突破，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殖民侵略；后一个阶段是走向现代化阶段，通过一系列的西化改革企图赶上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但不幸的是，颟顸的素丹专制统治使之无法完全西化，最后只能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走向崩溃。无论是衰落论还是现代化论，都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进行了具有目的论的线性进步的分析，过多强调了历史的断裂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发生了“帝国转向”，其主要内容在纵向上表现为重视历史的持续性，在将奥斯曼帝国历史划分为诸如“爱的时代”“探索时代”“革命时代”“教派分立时代”等等不同阶段中凸显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历史进程中的危机、调适、改革与变迁（艾伦·米哈伊尔、克里斯汀·M.菲里欧，《奥斯曼帝国与帝国转向》，昝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22、130、134页）。《奥斯曼的树下》打破了前述各种历史分期，以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为界，把奥斯曼埃及和奥斯曼帝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埃及行省与帝国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利用埃及环境优势和地方性知识成为帝国粮食供应基地和核心区的时期，后一阶段从自给农业转向商品农业、大地产和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时期，这种转变促成了默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和埃及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巨变。造成这种阶段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传统的素丹无能、殖民主义入侵或民族主义传入等内外因素，而是诸如冰岛火山爆发、埃及气候变冷、瘟疫流行等造成原有的能源体系失衡、役畜大幅度减少和强迫劳动增加等复杂因素。

马赫穆迪亚运河

构建新型历史也需要从横向上分析历史的结构，在结构和比较中把握帝国的规模变化和整合程度。在既往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有些学者借用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以中心与边缘为框架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指出奥斯曼帝国以不平等交换方式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自然也就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但给奥斯曼帝国在全球史中进行定位，还转换认识角度，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尤其是作为中心的殖民宗主国造成的。帝国转向之后，凯伦·巴基通过比较帝国史研究为解释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稳定性建立了轮毂与辐条模式。轮毂指代帝国中心，即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政府，辐条代表边缘地区，即帝国的行省政府。从理论上讲，行省都向心，扩而广之，帝国臣民和外部世界也都必须向心（艾伦·米哈伊尔、克里斯汀·M.菲里欧，《奥斯曼帝国与帝国转向》，昝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35-136页）。这个模式道出了奥斯曼帝国结构的一个方面的特点，但并不全面，也不能充分说明这个幅员辽阔、具有环境、生产、民族、文化等多样性的帝国的稳定性。《奥斯曼的树下》正视并立足于这些多样性，发现了帝国不同行省之间的资源和商品流动路线和机制，也重塑了帝国政府和行省甚至不同商品产区之间的联系，厘清了各自的职责和义务，从而形成了认识帝国格局的生态网络结构新模式。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网络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它与外部世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奥斯曼帝国的生态网络结构既是帝国的，也是全球的。另外，在这个生态网络结构中，如果非要找到一个中心，那么它是因时因事而异的。例如，如果要找帝国的粮食中心，那毫无疑问是埃及；如果要找帝国的木材中心，那就是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等等。因此，帝国生态网络结构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是通过有机联系形成的多元结构，而非二元结构。

构建新型历史需要对历史的性质和发展动力做出明确判断。在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魏特夫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他以东方普遍存在的、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建设和维护的治水工程为依据，认定东方帝国是专制帝国。跨越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奥斯曼帝国自然也不例外。另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对奥斯曼帝国定性的观点是欧洲病夫。它认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帝国相仿，但不健康，内部存在许多诸如腐败等侵蚀帝国肌体的因素。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典型东方主义的。帝国转向之后，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性基础上重新认识帝国的复杂性，期冀给帝国史以新的定性。《奥斯曼的树下》把关注重点从政治、经济和精英转向环境史，突出了地方和农民以及环境因素在奥斯曼帝国史上发挥的作用，从而建构出一个与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历史迥然不同的新型历史，即庞大的生态系统史。其中，乡村社会不仅仅是帝国统治的基础，同时也享有自己的权利；帝国政府毫无疑问控制着地方和乡村社会，但同时需要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配合。这样的帝国既不是完全专制的，也不是僵化腐朽的，相反却是生机勃勃的和理性的统一有机体。其中，地方与中央、农民与各级统治者、埃及与汉志和安纳托利亚以及冰岛和苏丹、人与动物、森林、疾病、水源、土壤和气候等都既是帝国这个统一有机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在帝国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各自不可取代的作用。推动这种帝国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相互交织的网络，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环境因素的作用不亚于官僚政治、贸易和战争，有时甚至更加重要。同样，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的转型也是这个网络发生变化的结果，其中环境变化的作用尤其关键。

引申出来的问题

显然，《奥斯曼的树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构建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新体系的目标，也为理解其他帝国史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新参照。但是，要验证这个体系的动力机制是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把研究范围局限在十九世纪初之前是不够的。换言之，这个动力机制能否有效解释奥斯曼埃及历史的转型还是有必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该研究的时限能够扩展到十九世纪末埃及沦为殖民地，或许对动力机制的认识会更全面，更具解释力。顺着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环境是有韧性和恢复力的，当冰岛火山爆发的环境影响逐渐平复之后，动物的数量、河流的水位都会得到恢复，但生产方式和能源结构并没有回到从前，这说明用前述的网络结构动力解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转型是不充分的，棉花引入造成的种植结构的变化及其形成的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也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埃及在十九世纪的变化，不仅涉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还涉及民族主义的成长，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崩解以及在此基础上蜕变出若干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如何以环境史为解释框架认识这些主导性的历史话题无疑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也是环境史主流化不得不做的研究。

2012年，阿兰·米哈伊尔还在呼吁中东是全球环境史研究中急需填补的空白之一（Alan Mikhail, “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J. R. McNeill and Erin Steward Mauldin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ley-Blackwell, 2012, p.167）。2017年，《奥斯曼的树下》（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 Egypt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在埃德蒙·伯克三世从深层历史观察中东环境变迁的论述中，奥斯曼帝国时期是环境发生危机的时期，与此同时，现代性也逐渐在奥斯曼帝国出现（Edmund Burke II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environment, 1500 B.C.E–2000 C.E”, in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81-110）。《奥斯曼的树下》修正了埃德蒙·伯克三世对奥斯曼帝国环境变化的整体判断，形成了对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埃及历史的、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认识。尽管其环境史的解释框架和方法论和奥斯曼生态系统史的新建构还需要通过扩展时间规模来进一步完善，但无疑为从帝国内部和世界帝国比较角度深化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起点。